我心光明。
王阳明，是一个奇人。
十二岁那年，王阳明听老师讲：天下第一等事是好好读书，考取功名。王阳明当场表示反对，他说：天下第一等事乃是做个圣贤。
王阳明说到做到，后来真的成了一代圣贤，是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大人物。而且，他不仅自己成为了圣人，他还要指引天下人，要人人都成为圣人——这种事情，从来没有人做过。
王阳明，是一个神人。
《醒世恒言》作者冯梦龙写过一部人物传记小说：《靖乱录》，写的是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却充满了梦境应验、预知未来等神异之事。连作为史料的《王阳明年谱》，也暗示他是“圣贤下凡”，每到重要的人生阶段，都有类似“神人相助”的情节。
或许，对于那些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传奇智者，虚幻的诠释有时就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王阳明，到底是个什么人？
很多人都知道王阳明，但是并不理解王阳明。王阳明，原本也不叫王阳明。他原名“云”，后来改名“守仁”，字伯安。“阳明”，只是他的号，却最为后人熟知。“阳明”，似乎也最符合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因为王阳明是一个心向光明的人，也是一个引领人们走向光明的人。
王阳明的人生，充满了神秘。他的“心学”，却流传甚广，不仅影响了明、清及至近现代，而且远播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五百年来无数后人为其折服。“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思想，不断滋育着人们心灵的成长。
今天，是过去的延续。幸甚，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王阳明“心学”跳动的命脉，王阳明指出的那条光明之路，仍在我们眼前。
历史学理论有两句著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提出过“修昔底德陷阱”，至今仍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因为人总是人，只要人性依旧如是，那么原来的灾难便会重复上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门口的石碑铭文，亦有近似的表述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思想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王阳明也做过一个比喻: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寂”，是“不彰显”，而非“不存在”。“一时明白起来”，指事物有了意义与价值，这种赋能需要“你来看”。你若不来看，花开花落就只是个自然现象，与你的心无关，无法“明白起来”，同时，你的心也没有活动，没有给任何东西赋予含义。
一切的事事物物，一切的过去与现在，“心”都是其赖以依托和运转的本原。
王阳明的学说，称为“心学”。人生在世，唯一的目的就是尽自己的心。
心学的正式开端，始于著名的“龙场悟道”。这是王阳明学术生涯的第一件大事，也是王阳明迈入圣贤行列的关键一步。
龙场，是一个位于贵州的偏远地方，也是王阳明因为反对宦官刘瑾而被陷害贬黜的地方。初到龙场时，王阳明甚至没有房舍可以居住，只能如野人般暂居在洞穴之中，与毒蛇猛兽瘴气共处。在这个既安静又困顿的环境里，他动心忍性，日夜反省，思考着“圣人处此，当有何道”。
终于，在某天半夜，王阳明豁然大悟，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其逻辑的结论是：求理于心，而非求理于外。
心即理。万物之理，皆可直接到人的内心去寻求。万物都在我心中，只要认识了我心，就认识了事物之理。
在“龙场悟道”之前，王阳明还有过一件著名的公案：“阳明格竹”。
阳明格竹，是以“格物致知”思想为指引的，最后却以失败告终：王阳明坐在亭子里对着竹子，静坐冥想，不吃不喝，苦思竹子的道理，结果不仅什么都没想出来，反而大病了一场。
明代中叶，社会思潮普遍笼罩在宋代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也备受推崇：每一事物都包含着理，人们必须从外在事物进行致知。一书不读，就缺了一书的道理；一物不格，就缺了一物的道理。在渐趋僵化保守的风气下，人们都避免正面回答现实问题，而埋头于故纸堆中进行校勘训诂。
多年以后，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中终于认识到，“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认为通过外物来获得事物之理是一个误区，实际也是在当时环境下对朱熹理学的一种批驳。
其实，王阳明“心即理”之“理”，与朱熹理学之“理”，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王阳明的认识论，沿着宋代理学的路径，将外在的“理”与内在的“心”联系在一起，令人耳目一新。
以孝亲问题举例：在朱熹那里，认为首先要了解父母的身心需求，还要熟悉有关孝的知识、孝的仪轨……有了这些前期的“格物”工夫，才能获得孝亲之“知”，才会有孝亲的道德实践。
而在王阳明看来，孝亲之理，本来就存在于一个人的内心之中，而不在父母的身上。同样，国家未必蕴藏着“忠”的道理，朋友身上也未必蕴藏“信”的道理。这些理，都在我们心中，不必外求。
按照朱熹的逻辑，道德实践取决于道德认知，认知的程度决定实践的程度，或者说，道德水平取决于知识水平，那么，圣贤自然也就只能由极少数的大哲学家来充当了。
王阳明则发现了这种“道德霸权”的弊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确存在着知识的差异，但是，人人皆有的道德本心是没有差异的。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人皆可成尧舜的设想，才顺理成章。
在龙场经历了两年的贬谪生活之后，王阳明被朝廷重新启用，升为庐陵知县。
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十五岁的王阳明奉旨升任督察院左佥都御史，开始了缉盗平叛的军旅生涯，他仅用一年多时间，迅速平定了闽、赣、湖、广四省边界地区为患多年的寇乱。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王阳明仓促调兵应战，在他的精心调度下，以万余乌合之兵，破宁王十万之众，实现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也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文武双全的历史名声。
不过，这几年出生入死的经历，对王阳明来说，也堪称自贬谪龙场以来，人生最艰难险恶的时期。也正是种种苦难的磨砺，使王阳明的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心即理”，在这一阶段，被淬炼为“致良知”，也完成了阳明学的哲学建构。
“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良知，乃是非之心，是人人皆有的道德本心。良知自知，对一切的善恶美丑洞若观火，它不依赖于环境和教育，而是先天具有的朴素情感、道德意识和价值判断。不以私欲去遮蔽、欺骗良知，而循其指引去做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便是“知行合一”。
“致良知”的关键在于，不断地去除个人的私欲，来使良知复明。不断地扩充自己的良知，推致于事物之间，则人人皆可成为圣人。
“致良知”，不仅使王阳明的精神境界升华到新的高度，更使他在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气定神闲、宠辱不惊，立于不败之地。
王阳明的“致良知”，是直接认识本心，也是一种纯粹内省的方法，比朱熹的“格物致知”要更简单，省却了许多繁琐程序，在大众中间也更通俗易懂。
人心陷溺久矣，王阳明摒弃了宋儒“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幻想，而是远离庙堂，深入江湖，开出一条人人觉醒、自作主宰的新路，进而重建人间秩序。
从此，“理”从士大夫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决定“是非”的大权落到了每个人的手中。人们不再盲从，而以良知为唯一的准绳，对自己的言行和选择负起责任来。
即使是孔孟的言论、经典的教条，也都不再是判断是非曲折的规矩尺度。王阳明的“致良知”，带着对意识形态的怀疑和叛逆，冲淡了儒家圣贤的光环。难怪有人说，王阳明的学说“荡轶礼法，蔑视伦常”。然而，王阳明却把“致良知”看成是他毕生心学的结晶：“实千古圣贤传一点骨血也。”
历史仍在发展，世间还有新的命题，对于王阳明的思想，人们也在不断产生新的解读。
王阳明的心学，并非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日本汉学家冈田武彦曾说，阳明学简易朴实，易于实践执行，是人类都能理解和实践良知之学，“阳明心学若不经世致用，不具体实践，那么就不能称之为阳明学。”
中国的传统中，从来不缺少来自外部规范的“他律”，然而，王阳明不同，他否定奴仆式的仁义，而把权利交给每个自主修行的人，他构建的是在思想自由的前提下的人格独立与道德自觉。
五百年心学，时至今日仍能体现出深刻的现代内涵和实际意义，也是它能在今日社会上引发“心学热”的重要原因。
王阳明心学之“心”的价值，让我们感到人性的自信和崇高。
王阳明坚信，“本心之明，皎如白日”，只是人时时会有私意杂念，所以要懂得“破心中之贼”，用现在简单的话说，是要“让人成为一个善人，成为一个人自己应当成为的那种善人”。
相信人性的美好，是王阳明对待这个世界的一束美好光电。总体上看，王阳明的思想是向往光明的。总结王阳明的一生，也是向往光明的一生。他饱受赞誉和推崇，也曾屡遭诽谤和磨难，在蛇虺魍魉之地，在匪盗丛生之所，王阳明都始终矢志不渝，坚持自我修炼，孜孜以求于思想的完善，以光明的行动做出坦荡的君子之行，终成一代圣贤。
王阳明的伟大，也在于他一生胸怀普惠众生的志向，从未忘记引领众生走向光明的希望之路。他深知“破山中贼容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他的心学也绝然不会窒息于书斋，而是面向芸芸众生。“致良知”之说，既给王阳明自己指明了做事为人之方向，也唤醒了人对光明的追求。致良知，成为五百年来人们追求光明之路上，永远不灭的指路灯。
嘉靖六年（1528年），广西田州土司叛乱，王阳明奉旨进剿乱贼。启程之前，他与弟子钱德洪、王畿在府邸天泉桥上进行了一场著名的思想论辩，史称“天泉证道”，引出了讲学之宗旨“四句教”：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继“心即理”、“致良知”之后，“四句教”成为了王阳明晚年对自己思想的一个总结，同时也开启了阳明后学的众多分派与争论，时至今日，这些讨论仍未停歇。
王阳明只活了五十八岁，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精神的高度完善，如果他可以活得更久，是否能够对“四句教”有更进一步地阐释？又是否能将心学体系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假如他活在现代，这个充满欲望、物质和科技的世界，又将带给他怎样的思考？这一切，我们都难以料定。
但是，从王阳明临终前“内心光明”的表白里，也许，我们无论何时反思起来，总能够悟出些平凡而伟大的道理。
编辑 | 丘畔
摄影 | 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