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体诗的“比、兴、赋” 曾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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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凡华

清人袁枚在其《随园诗话》中说了句大实话：“诗家两题，不过'写景、言情’四字。”张甬东先生的古体诗集《乡望》正是应了此说，通篇都在“写景、言情”，只是其“写景”并非“一过目而已望”；而其“言情”则“往来于心而不释”……

袁枚与张甬东同为江浙人，皆学成于杭州，游走四方以诗词为好，只是所处时代不一，经历不一；前者系乾隆四年进士，做了几年“尔曹州县吏”之后，自觉无趣，遂辞官出游，“足迹造东南山水佳处皆遍”，其著述颇丰；作为后之来者的张甬东，毕业于杭州大学之后，在职场拼搏多年，稍有积蓄即浪迹江湖，遍游祖国大好河山，并在行旅途次以诗记之，写景之外兼感怀世事、嗟叹人生，虽无袁枚之才，却有士子之风。其所作多为古体诗，“集腋成裘”之后托友人嘱我为序，因感其“诗意栖居”之生活态度，才勉力允诺。

在我的眼里，诗的天地是广阔的。从张甬东的诗创作来看，他也是读了很多诗书的，虽不是“破万卷”，也算是“穷老尽气”得了其“阃奥”的。因此，他“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万首诗”的躬行者，其《乡望集》的出版，即为明证。

《乡望集》共五辑：分别为《游记篇》《花草篇》《人物篇》《山水篇》《感悟篇》。这也应了孔子概括的“兴观群怨”四字，只是“言情者”居其一罢了（《感悟篇》）。其实，诗作者在《人物篇》与其他篇什里，也有不少“言情”之处，只是归类的纲目有别罢了。

顾名思义，《游记篇》里的诗多为旅游之记。他上天目、游普陀，日观雷峰塔，夜宿四明山；他春临淡溪，夏走温泉，秋访西宁，冬过松江……其中《西北山行》《四明山夜宿》《初春上红佛寺》等篇什，字句工丽、修辞得法，虽是走马观花的游记诗，却写得颇有蕴意，具古人之风。

《花草篇》吟花咏草，虽为前人写尽，却也有他自己的新发现，如《秋江芦花》，他就发现了“芦花”随步春天的喜悦之状，以“莫笑”作反衬，一改前人写秋江芦荻的愁绪，翻出了新意。

后汉郑众说过:“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其实，“兴”有两种：一是置于诗的开头，来引起所兴的事物，如《关睢》诗的“鸠”；二是引诸多草木鱼虫来显示用意的，如屈原的《离骚》。

陆机在《文赋》里说：“谢朝花之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意指对别人已写过的意境，须规避掉；应写人所未写——写未开之花，才鲜美；大凡写景咏物的诗，都须细心体察，凭着诗人敏锐的观察，才能写出自己独有的感受。看得出来，对于此论，张甬东是心领神会的，他也试图在自己诗的创作中，按照这一诗的原则，去努力实践。

《山水篇》这一辑，似可以与《游记篇》归于一类，因为其“游记”的多为“山水”，而“山水”也多被其“游记”。好在诗人有诗的灵性在握，于“山水”之外，找到一些“人性”的因子：“三潭月漫桃枊舞，春景易逝梦回驻。文人墨客数辈出，料胜西湖几近无”。张甬东在杭州求学，在文人咏叹无可计数的“三潭印月”风景地，找不到诗的突破口，惟有叹息，然而在叹息之余，却无意中跳出了一缕与众不同的诗的灵感，生发出一些人生的感悟，这大概就是“兴”之所致吧！

后汉的郑众还说：“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起也，取譬引类，启发己心。”这也是颇有见地之言。张甬东在他的《人物篇》及《感悟篇》里，颇爱用“兴”的手法，但主要用的是“赋”——赋可写景叙事，亦可述志抒情，即“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毛泽东主席古诗词的修养是很深的，他认为杜甫的《北征》诗就是用“赋”的手法来写的，但里面也有“比兴”。借景丰富诗的意境、提炼诗的主题，通过凝练的语言去概括生动的哲理……前人关于诗歌写作的这些教诲，张甬东是铭记在心的，也是在他的《乡望集》诗中汲汲以求的。从总体上看，这部诗集里的大多数诗，都写得颇为简洁、含蓄，且短促有力，有一定的蕴涵。

在序的最后，我还是引用诗集的最后一首压轴诗《元宵节》来作结尾：“元宵节后泪滴滴，又是背井离乡时。村边回头频频望，不知何时是归期。”

我以为，此诗正合诗集的题旨，诗人将回望自己的故乡，写得情深意切，若是回望自己的诗呢？是“泪滴滴”还是“笑吟吟”？抑或五味杂陈…… （节选自张甬东《乡望集》序）

夜光杯2021.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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