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被国民党抓丁拉夫的亲身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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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自惠/口述
民国廿八年（1939年）农历三月，伪保长杨茂堂要捉我去当壮丁（当兵），那时我未满17岁，并未达到应征18周岁年龄，恰恰有五六户包括他自家多口适龄青年却不沾惹。原因就是我家太穷，平时无钱塞“包袱”，加上我父亲是个一生没和人家吵过嘴，解放前连巫山县城都不曾去过的忠厚人。在那个社会，我家就成了天生的受压者。
那时我家六口人，就靠父亲和我为主劳动力种地为生，大部分耕地是租的地主的。要是我走了，家里的生活就更成问题。在这种情下，我的父母只好向保长求情，其实保长就是想卖壮丁肥私。那时巫山一个壮丁的行情是32匹家机布（匹长3~3.2丈，幅宽1.5尺），怎么说，我家也买不起一个壮丁。于是保长说是照顾杨发恒、杨发余、杨发科和我家四户合起来买一个壮丁，因为那三家都有满了18岁的男儿，每户8匹家机布。杨茂堂当时许诺，买了壮丁的户，等于有了人当兵，再也不去当民夫了。
可是，就在这年的冬月十七，天寒地冻，我正在屋侧坡耕地上耖苕田，保长杨茂堂在我家院坝边喊我回去有事。我放下锄头跑回家，一进门，保长说：“杨自惠，今天我送你去大昌听夫——背军米。”这犹如晴天霹雷。我母亲说，上半年才买壮丁，为什么现在又要去当夫？
可再说起些，谁理呢？我只好带上一双旧布鞋就跟着他走到大昌民夫中队部，他把我交了就走了。第二天我就开始运军米。我当夫不几天，比我早去的民夫何开华（家住起阳乡翠柏村，那时属官阳乡第五保，与我同属一个保）被放回家，他家和我家一样，贫穷、天良人，欠邻村地主黄干邦的债，地主逼着他卖田，黄干邦的儿子黄相臣正好是我们那个民夫中队的分队长，于是把何开华放回家立卖田契约，全保就我一个民夫了。
二区（解放后改为大昌区）是民夫大队，下有中队、分队、班，我所在的中队有100人，中队长名刘存古洋溪乡人、分队长黄相臣起阳乡人，我们那个班10名民夫，班长姓方，是个教私塾的先生，洋溪河人。方班长同样是从民夫中指定的，负责管、带、领交物资，只是不背不挑。民夫的任务，就是从大昌把军米、煤炭、蔬菜，主要是军米，运到太平山鹰眺岭交给驻军。全程120多里，从海拔140米到2600多米，八树坪以上60多里多是山间小道。那个季节，从川垭子以上近百把里的路程是雪地行军，每人背两袋100斤重，三天一个回合。我身体本来就单弱，背100斤重，脚上穿的满耳子草鞋套脚码子，不是踩着积雪，便是钉上梆硬的青光凌，一不小心，就会跌倒，又累又冷，我老是掉队，掉队一拢营地就挨军棍，被折磨成皮包骨。
一天，我们拢鹰眺岭，驻军要从民夫中抽人就地修造营房，我满以为松活些，就报名参加了。驻军当即把弯刀交给我，叫上山砍簝竹回来盖房，可山上的簝竹全身裹着冰，竹叶变成了鹤鹤咯咯的“响铃”，手冻得僵硬，用刀砍竹，一砍一蹦。于是我跑回营房向那个监督我们的驻军小头目要求，仍然回队背米，小头目眼看我小半天才砍回一小捆簝竹，气急了，就是两叵脚（方言，狠狼地用脚踢）把我打滚在雪窝里。接着用竹条抽打，嘴里直骂：“滚你妈的蛋。”好一阵我才爬起来，连跑带滚追赶原班兄弟。
这天，由于我的耽误，延迟了全班的回归时间，当天未赶拢大昌民夫驻地，走到洋溪河就深更半夜了，方班长是个慈心人，答应大家的请求，就在洋溪河他家附近投宿。第二天一清早赶到大昌时，人家都在吃早饭。驻在大昌的民夫大队长是个军官，问方班长为何昨天没赶到，方答“路上太溜，加上杨自惠病了走不动……”大队长不由分说，随着一声“立正”“把手伸起”的口令，接连三扁担打在方班长的手上，方班长大颗大颗的眼泪滚了出来，我也哭了，上前把手伸过去挨了两扁担，当时我就搐到地下，那个家伙才收手。我接着要求运煤，也许是他们见到我体质太单弱，不是装歪，便批准把我调到运煤班。
那个班的班长是部队长派来的一个兵，又狠又恶。我背一篓煤，虽然比两袋米轻20斤，但体积大，晃力大，遇上落大雪路滑，同样危险。有一天，从川垭子过去正下王麻子沟那段下坡路，脚一滑，跌倒了，把炭泼在雪窝里。那个兵就给我几棍，把我的右腿打了一个窟窿，至今留下了伤疤。当时，好一阵才把煤炭拣起来，拖着疼痛的腿，三步两打杵，好不容易把煤背拢鹰眺岭，随时担心死在途中。
腊月十七满一个月了，不见有人来替换，真叫度日如年。挨到腊月廿九，民夫队照样领运米、炭，不像有过春节的打算。那天晚上睡在楼上，想起父母兄弟饥寒交迫的苦境，想像家里明天团年就差我一个的苦楚，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原来我们这个班的民夫集中睡在古城沈家酢坊楼上，连粪桶也放在楼上，就地大小便，晚上不许下楼，大门锁着。鸡叫二遍了，大师傅（炊事员）开门进屋拿东西，我从铺上一轱辘爬起来，双手揪住楼口直着身子往下掉，、两脚正好踮在酢灶台上，慢慢松手下楼了，背篓、打杵、脚码、草鞋啥都没拿；飞步出门逃走，大师傅并未发觉。可是天落滂沱大雨，我不敢走正街大路，打着赤脚，冒着大雨，由街背后逃到蓝家寨踩水过河，经草鞋沱、杜家湾、官庄坝，又饿又冷，走一阵，歇一阵，在大石头或偏崖下躲一阵。大昌到我家35里路，我那天老走背道小路，边走边歇边躲，足足走了16个小时，晚上才偷偷进门。
一进屋，正在守岁的全家人，自然万分高兴，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中午团年剩下的饭菜后，说起逃跑回家，大家又犯愁了。便在灶屋楼上搁着几块木板，放上席子棉絮睡觉。白天把饭递上去我吃。如此过了两天。“墙有风，壁有耳”，正月初三保长杨茂堂知道了，上门追查，我母亲忍无可忍，与保长恶吵了一架。不吵不得了，吵了更槽糕，请人再三求情，给了杨茂堂三匹家机布，才算了结此事。
主 编/刘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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