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前言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012年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也获得了当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和第三届（201 3 年）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提名奖。这套书出版后的三年间，笔者又收集到一批商周青铜器铭文，共1509 件，其中未发表的公私藏品( 主要是私家藏品) 742 件，占到全书的一半，今拟将这些资料汇编成册，取名为《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分为四卷出版，以飨读者。
《续编》中许多资料对上古史和古文字学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例如：曾侯谏器组、曾侯
器组、曾侯
器组、曾侯子器组、曾侯丙缶、曾侯与编钟以及曾公子弃疾器组、曾子伯选器组、大曾文之孙叔
器组（包括曾子叔
匜、盘）、曾伯克父器组、曾公子叔
簠等，都是新出现的西周早期到战国时期曾国公室礼器铭文，为曾国世系增加了五位曾侯。其中曾侯子是春秋早期一位曾侯。曾侯子或以为是曾侯的儿子，我以为非也。曾侯子的“子”和曾侯乙的“乙”、曾侯丙的“丙”一样，应该是曾侯的私名。曾侯乙是用天干的第二位“乙”作为名字，曾侯丙是用天干的第三位“丙”作为名字，而曾侯子则是用地支的第一位“子”作为名字。所以，他是春秋早期一位曾侯、曾国国君，而不是某一曾侯的儿子。
曾侯与编钟铭文
按照古代礼制，曾侯的长子应称为曾大子（也就是太子），次子以下均称为曾公子或曾子，如上面提到的曾公子叔
、曾子伯选、曾子叔
等。曾侯与编钟的出土学术价值非常高，铭文中有“曾侯
（与）曰：伯
（括）上
，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逝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说明南宫括是曾国的始封君，也称南公，在汭这个地方建设封国的都邑。南宫括是周文王手下著名的“八士”之一。他曾大力协助文王、武王伐灭商纣，抚定天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他一直在朝辅佐周王，就封曾国的可能是他的长子。叶家山曾国墓地出土的曾侯
簋，铭文有“
作烈考南公宝尊彝”，也说明南公是其父亲。“汭土”就是今湖北随枣走廊一带。“君庇淮夷，临有江夏”表明江汉地区统归南公掌管，东南部的淮夷诸族，均在其管理之下。铭文中“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
（爵—削），而天命将虞。有严曾侯，业业厥圣，亲博武功，楚命是靖，复定楚王”，当即文献记载的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楚昭王逃奔随国之事。铭文记述了楚昭王复国时曾侯也曾起了重要作用。这段铭文也使我们对于周初开疆拓土，大规模封建诸侯时，把南公封于南土的曾，让其镇守南方，其重要性与召公封于燕镇守北方，周公、太公封于鲁、齐镇守东方是一样的，可见南公在周王朝的地位与周公、召公、太公等人相当，是国之重臣。这些重要史实，都是史书所失载的，为研究西周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另外，“大曾文”的称谓也是第一次出现。叔
自称为“大曾文”之孙，在同坑出土的盘、匜铭文中又自称为“曾子叔
”，有没有可能这个“大曾文”就是曾伯文簋的“曾伯文”？我看极有可能。之所以称为曾伯文而不称曾侯文，是因为他在铸簋之时尚未即位曾侯，亦未立为太子，从叔
的父亲已是曾侯来看，曾子叔
的爷爷曾伯文也一定当过曾侯。他是叔
的祖父，故叔
尊称他为“大曾文”。
尊
《续编》收录的
尊，是一位香港收藏家从美国购回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该尊形制虽为三段式，但颈部特长，圈足较矮，腹部与圈足的界限比较明显，但其粗细几乎与颈部没有多大区别，纹饰也起伏不大，特别是颈部的兽面蕉叶纹的地纹较浅，腹部和圈足的纹饰也平滑无棱角，没有常见的高浮雕状的挺拔高峻气势，但其腹部和圈足的纹饰构图却异乎寻常，不是三个单元而是两个单元，形成了前后对称和左右对称。腹部前后各饰两组兽面纹，每组兽面纹由两个鼓睛裂嘴獠牙外露的兽面组成，上下重叠。上面的兽面体短角长，角呈乙字形曲折，与常见的蛇纹相似，下面的兽面宽绰，兽角上卷。上面两组兽面纹之间增饰一个下卷角双腿前抱的小兽，下部两组兽面之间增饰一对勾喙立鸟，鸟爪相互套合，处于分范的缝隙上。这种现象在商周纹饰中极为少见。圈足是相互对称的两组夔龙纹。兽面和夔龙均臣字眼，是典型的商代晚期特征。
尊内底铸铭文36字，铭文是：辛未，妇
（尊）
（宜）才（在）
大（太）室，王乡（飨）酉（酒），奏庸新
（宜）
（坎） ，才（在）六月，鮋十冬（终）三
（朕）。
歬，王
（赏），用乍（作）父乙彝。大万。
尊铭文
铭文中的“妇”常见于商代甲骨文，是指商王的配偶。《殷虚书契前编》（以下简称《前编》）8.12.3：“戊辰卜，王贞：妇鼠冥（娩）余子？《前编》1.25.3：“己亥卜王，余弗其子妇姪子。《殷虚文字甲编》668：“辛丑，献祀妇好。”本铭中的“妇”同样是指商王的配偶。从地位显赫和时代近于殷末推测，该妇极有可能是殷纣王的宠妃妲己。
“
”即尊，祭名。《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26.3：“辛亥卜，贞，其衣？翌日其
，尊于室，其衣。”《铁云藏龟》1.6.7：“癸丑卜，其尊壴告于唐牛。”均是其例。“尊”也有置酒，陈设之义。《仪礼·士冠礼》：“侧尊一甒，醴在服北。”郑玄注：“置酒曰尊。”胡培翚正义：“置酒谓之尊，犹布席谓之筵，皆是陈设之名。”《逸周书·尝麦》：“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朱右曾校释：“宰乃奠于两楹。尊犹奠也。”给祖先神灵置酒敬奉肴羞，也就是祭祀。
“宜”，亦祭名。《殷虚书契后编》上19.15有“共宜于妣辛，一牛。”《天亡簋》：“丁丑，王飨，大宜”。《礼记·王制》：“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郑玄注：“类、宜、造，皆祭名，其礼亡。”《尚书·泰誓》： “宜于冢土。”传：“祭社曰宜。冢土，社也。”宜，也可解作酒肴。《尔雅·释言》：“宜，肴也。”《诗·郑风·女曰鸡鸣》：“弋言加之，与子宜之。”毛传：“宜，肴也。”给祖先神灵敬奉酒肴亦祭祀也。
尊、宜作为祭名，可以分用，也可以连用，如：《万
方彝》（亦名康方彝、戍
方彝）：“戍
尊宜于
（召）。”《令簋》：“作册夨令尊宜于王姜”等。“作册夨令尊宜于王姜”是用于活人的，因为王姜此时还在世。此处的“尊”则解作敬奉，“宜”则解作酒肴。“尊宜于王姜”就是给王姜敬奉酒肴。另外，还可以在尊、宜二者之间加上祭祀对象。如四祀邲其卣的“尊文武帝乙宜”，可以翻译为“置酒肴以祭祀文武帝乙”。
“
”，地名，亦作
、
、
、
，见于商代晚期的宰椃角、戍嗣子鼎、
方鼎，西周早期的利簋、
监引鼎等，是商代晚期到周初的重要城邑，商王在此建有太庙大室，常常在此举行祭祀活动。《金文编》以为此字是阑字之繁。有人认为阑在殷墟附近，也有人认为在殷之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附近。于省吾先生认为
即管蔡之管，管叔所封之地，在郑州管县，即今郑州市西北。雷晋豪先生在其《金文中的“
”地及其军事地理新探》中，同意于先生读
为“管”，但他认为该地不是汉代的管县，而是战国时期的赵显侯所都之中牟，在今河南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周书·大匡》及《文政》均言武王克殷以后在管。全句是说：商王后妃在
地的太室举行祭祀。
“王乡（飨）酉（酒）”，即王飨酒。商王以酒醴宴飨参加祭祀的臣卿。从尊的时代特征近于殷末推测，该王极有可能就是殷纣王。
“奏庸新
”，即奏庸新宜坎。奏，演奏。庸，今作“镛”，过去均解释为大钟。《诗·商颂·那之什》：“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毛传：“大钟曰庸，斁斁然盛也。”其实，从出土的实物来看，在商代庸就是大铙。卜辞中“其
（置）庸壴（鼓）于既卯”（《甲骨文合集》30693，以下简称《合集》）和“庸壴（鼓）其眔（逮）熹壴（鼓）尊”（《合集》31017）就说明这一点。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就把商代的大铙称为“镛”。裘锡圭先生在《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一文中也认为商代卜辞里所说的庸，就是一般人称为大铙的乐器。“铙”的放置是口向上甬向下，甬端植于座中。“植于座中”就是“置庸”。卜辞中的“其置庸鼓于既卯”就是把铙和鼓放置在铙座和鼓座上。
铙由多枚组成一套的称为编铙。小型编铙比较常见，一般由三枚组成一套，妇好墓曾出土一套编铙为五枚。到了西周，铙就演变成为钟，周代及其以后所说的庸，也就是大钟了。本铭中的奏庸，就是演奏铙乐。卜辞中也有“奏庸”、“庸奏”和“作庸”，都是演奏铙乐。如：《合集》31.23“其奏庸，□美，又（有）正。”、《合集》31014“叀庸奏，又（有）正。”《合集》31018“万其
（作）庸，丩叀
。”《合集》30270“于翌日，壬乃
（作）庸，不冓（遘）大凤（风）。”周初的天亡簋也有“不（丕）显王乍（作）眚，不（丕）
（肆）王乍（作）庸”之句。裘锡圭先生认为“乍眚”即“作笙”，演奏笙乐；“乍庸”即“作镛”，演奏镛乐。
“新宜坎”当为乐曲名。《逸周书·世俘》：“癸酉，荐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入奏庸大享一终。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终。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旗，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国语·鲁语下》：“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韦昭注：“金奏，以钟奏乐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纳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新宜坎”与“大享”、“明明”、“崇禹生启”、“武”、“万”、“樊”、“遏”、“渠”所处的词位相当，应该就是乐曲名。它是一个乐曲名呢？抑或是两个、三个乐曲名，如“新宜”、“坎”，或者是“新”、“宜”、“坎”，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新的“宜坎”乐曲，都是有可能的。
古代乐舞是联系在一起的，奏庸乐，必然要跳庸舞。《合集》12839就有：“
雨，庸无（舞）
”的记载，庸舞就是边奏庸边跳舞。文献记载的商代著名乐舞有“大濩”、“桑林”。殷墟卜辞就有不少关于“大濩”的记载，如《前编》：1.3.5“乙亥卜，贞，王宾大乙濩，无尤。”罗振玉云：“濩，谓祭用大濩之乐也。”（《殷墟书契考释》上十一）《前编》：7.32.4：“□□卜，贞，翌日洒只，日月岁，一月。”郭沫若云：“只字殆假为濩，用濩乐助祭也。”（《卜辞通纂》316）大濩乐舞是表现商汤灭夏的公德，故用它来祭祀以示尊祖不忘。此乐与“大濩”和“桑林”有无关系，因资料有限，目前尚不清楚。
“鮋十冬三
”，鮋读为由。经由，经过。《广韵·尤韵》：“由，经也。”《论语·为政》：“视其所以，观其为由，察其所安。”何晏注：“由，经也。”《孙子·九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又，由有为、从事之义。《墨子·非命中》：“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先立义法。”孙贻让《闲诂》：“由、为义相近。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
“冬”，即终。在古代，奏毕一章之乐谓之一终，如《仪礼·大射礼》：“小乐正立于西阶东。乃歌《鹿鸣》三终。”《仪礼·乡射礼》：“歌驺虞若采苹，皆五终，射无筭。”《礼记·乡饮酒义》：“工入，升歌三终。”孔颖达疏：“谓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逸周书·世俘解》：“王不革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
“朕”通“成”，“朕”是侵部定纽，“成”是耕部襌纽，耕侵通转，定禅旁纽。若此，则“三朕”即“三成”。《仪礼·燕礼》：“大师告于乐正曰正歌备”，郑玄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终，闲歌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备。备亦成也。”合乐三终就是歌唱与乐器演奏同时进行。这就是说每一章乐曲为一终，一备（一个组合）乐曲称为“成”，也就是说演奏完一组乐曲称为一成，演奏三组乐曲即为三成，当然一组乐曲演奏三遍也可以称为三成。《礼记·乐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郑玄注：“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若此，则“由十终三朕”可解释为演奏了十首乐曲，反覆演奏了三遍。
，作器者，其身分是大万，万人之长，是这场奏庸乐舞的主要担当者和指挥者。“歬”即前，前引，引导。《仪礼·特牲馈食礼》：“尸谡祝前，主人降。”郑玄注：“前，犹导也。”《诗·邶风·简兮》有“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此“
前”与《简兮》的“在前上处”相当。是说
排列在舞蹈队列的前面，担任前导。
大万，裘锡圭先生认为是万人之长。万是商代从事乐舞的一种人，称为万人。《合集》3028“贞：叀万
令，十三月。”中的万
，万佼鼎“万佼作尊，大万”中的万佼。其中的“
”、“佼”，以及万
方彝中的“
”都是万人的私名，“万”是其职业。
铭文大意是：某年六月辛未，商王的后妃在
地的太室用宜祭祭祀祖先，商王举行隆重的酒宴，期间演奏新宜坎乐章，一共演奏了十章乐曲，演奏了三遍，大万
担任前奏有功，王给予了赏赐，于是铸造了先父宗庙的祭器以为纪念。
《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
尊正是记载商人在祭祀祖先的仪式中演奏大铙乐曲的实录，铭文反映了商人与周人的部族崇尚不同。周人尚臭，殷人尚声。周人在祭祀祖先时，往往用祼鬯或焚香（用艾蒿与黍稷一起燃烧）来让鬯酒、艾蒿与黍稷牺牲的馨香气味通达天地之间，使神灵嗅闻之，以招迎祖先神灵。殷人在祭祀中则崇尚以音乐方式来达到沟通人与鬼神的目的，所以祭祀中乐舞是重要的仪典之一。因此，深入地研究
尊铭文对于研究商代祭祀礼仪和乐舞有着重要的意义。
《续编》收录的太保都鼎，铭文是：“大（太）
（保）都乍（作）尃姬宝
（尊）彝”。太保家族是周之支族，与周同姓，姓姬氏，第一代太保名奭，食邑于召，称召公，周武王灭商以后封于燕，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在周室世袭太保之职，世代为召公。这位太保为尃姬作器，尃姬也是姬姓，说明尃姬可能是太保都的姊妹或者姑母。《集成》10054曾著录过一件太保
盘，将太保的名字隶定为“
”，由太保都鼎得知，该盘中所谓的“
”应该就是“都”字，故应改名为“太保都盘”。太保都鼎口呈椭三角形，窄沿尖唇，深腹圜底，口沿上有一对扭索状立耳，三条柱足。颈部饰云雷纹填地的兽面纹，兽角呈S状弯曲；太保都盘直口深腹，平折沿，无耳，高圈足。盘壁和圈足均饰一周连珠纹和三列云雷纹组成的列旗脊兽面纹带。两件器物的时代都在西周早期，最晚不能晚于康王，断定在康王晚期最为合适。所以他应是召公奭的次子，第二代太保。
《续编》收录的西周中期青铜器，重要的有戚簋、衍簋和一对槐簋，还有懋尊、懋卣，都是重要的新资料。
懋尊、懋卣为一组器物，两器所表现的造型和纹饰风格一致，铭文相同。铭文是：隹（唯）六月既望（望）丁子（巳），穆王才（在）
（郑），蔑懋
（历），易（赐）犬（绲）带。懋
（拜）
（稽）首，
（敢）对
（扬）天子休，用乍（作）文考日丁宝
（尊）彝。
铭文记载，在某年的六月既望丁巳日，周穆王在郑地勉励懋，并赐给一条绲带。懋行跪拜大礼，称扬穆王的赐命，于是铸造了祭祀父亲日丁的礼器。
铭文虽很简单，但反映的问题很重要。
1、首先是懋尊、懋卣的时代问题。铭文记穆王在郑，赏赐给懋绲带，事情是发生在穆王在世之时，这就确定了它的时代不能早于穆王。按照“穆王”系谥号说，铸器肯定在穆王过世之后，那就是恭王时期，根据器形和纹饰表现出来的早期特征，所以只能在恭王初年，不能再晚。
2、懋尊是大口筒状三段式，通体有四道扉棱，属于张长寿、陈公柔、王世民《西周青铜器主要类型分期图谱》的Ⅰ型1式。这种形制的尊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武成康时期，如商代晚期的亚龏父辛尊、卫箙父辛尊和西周早期的亚其疑尊、商尊等。
懋卣属于《分期图谱》的Ⅱ型1式b，扁圆体罐形卣，横截面呈椭圆形，敛口鼓腹，盖沿下折作束腰形，花苞形钮，提梁两端有圆雕兽头，通体有四道扉棱。这类卣也产生于商代晚期，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前段，如商代晚期的亚址卣、户卣和西周早期的商卣、冉
父丁卣。其造型特征变化并不大，所装饰的鸟纹也大同小异。只是铭文字体呈现了西周昭穆时期的特点。
如果没有“穆王在郑”之语，我们会很自然的将它们断定为西周早期之物，现有铭文作证，可知这种形制的尊、卣的时代可以晚到穆王时期，以至于到了恭王初年。这就为我们认识《分期图谱》的Ⅰ型1式尊和Ⅱ型1式b卣的形制，以及《鸟纹图谱》中的Ⅰ型7式173小鸟纹、Ⅲ型3式332长尾鸟纹，下限可延续到共王时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两件新的恭王时期尊、卣的标准器，对于今后青铜器断代中穆恭时期青铜器特征有了新的认识。
3、懋尊、懋卣铭文的“穆王在郑”，以及新近发现的两件旗簋铭文的“王格郑宫”，进一步印证了《古本竹书纪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郑”和“穆王所居郑宫、春宫”记载的真实性。
4、懋尊、懋卣出现的“带”字原始构形“
”，为带字的确释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为研究西周赏赐制度有重要的意义。铭文中的“绲带”是色丝编织成的束带，是大带的一种。另外，害簋记载周王赐给害的“贲朱带”，是华美纹饰的朱红色大带，都说明了上古礼服中带类是很讲究的，是赏赐臣下的重要物品。
衍簋和一对槐簋，均西周中期后段之物。二者形制、纹饰完全相同，尺寸大小、皮壳锈色也十分接近，传出晋南，有可能是同一墓地出土。其形制为敛口鼓腹，一对衔环兽首耳，矮圈足连铸三条尾上卷的兽面扁足，盖面呈弧形隆起，上有圈状捉手。盖沿和器口沿均饰以云雷纹填底的窃曲纹，盖上和器腹均饰瓦纹。二者铭文内容相关联，所任官职相同，氏称一致，极有可能是一家之人。
衍簋，通高22.3、口径18.1、两耳间距26.8厘米，器内底铸铭文81字，铭文是：隹（唯）三月初吉戊寅，王才（在）宗周，各（格）于大（太）室，
（荣）白（伯）内（入）右衍，王命女（汝）曰：“死（尸）
（司）王家，易（锡）女（汝）冋（絅）衣、赤舄、幽黄（衡）、鋚
（勒），易（锡）女（汝）田于盍、于小水。”衍
（稽）首，
（敢）对
（扬）天子不（丕）显休，用乍（作）
（朕）文考
（郑）丼（邢）季宝
（簋），子
（子子）孙
（孙孙）
（其）
（万）年永宝用，
（遣）姞眔乍（作）。
衍簋记载某年三月初吉的戊寅日，周王在宗周大室，册命衍主管王室事务，并赐给襌衣、赤红色的朝靴、暗黑色系带和饰有青铜配件的马辔。衍为了感谢周王的恩惠，就和夫人遣姞一起铸造了祭祀过世父亲郑邢季的宝簋。
槐簋，通高22、口径18.2、两耳相距26.5厘米，也是器内底铸铭文，共76字，铭文是：隹（唯）正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宗周，各（格）于大（太）室，
（卿）事内（入）右
（槐），命乍（作）典（册）尹册命
（槐）曰：“易（锡）女（汝）幽黄（衡）、鋚
（勒），用死（尸）
（司）王家。”
（槐）
（拜）
（稽）首，
（敢）对
（扬）天子不（丕）显休，用乍（作）
（朕）皇且（祖）文考宝
（簋），用追孝百神，
（其）子
（子子）孙
（孙孙）永宝用。
（郑）丼（邢）
（槐）。
槐簋铭文记载某年正月初吉的丁亥日，周王在成周大室，册命槐掌管王室事务，并赐给暗黑色系带和青铜马辔。槐就铸造了这件宝簋，既感谢周王的恩惠，也用以祭祀过世的祖父和父亲。
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康鼎，铭文是：唯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在）康宫，
（荣）白（伯）内（入）右康，王命死（尸）
（司）王家，命女（汝）幽黄（衡）、鋚革（勒），康
（拜）
（稽）首，
（敢）对
（扬）天子不（丕）显休，用乍（作）
（朕）文考厘白（伯）宝
（尊）鼎，子
（子子）孙
（孙孙）
（其）万年永宝用。
（郑）丼（邢）。
康鼎铭文
康鼎铭文记述某年三月初吉甲戌，由荣伯担任右者，周王在康宫册命康“尸司王家”，即管理王室事务，并赐给暗黑色系带和青铜马辔。康行叩头大礼，感谢周王的恩惠，铸造了祭祀过世父亲厘伯的尊簋。
衍簋称其父亲为“郑丼（邢）季”，槐簋和康鼎铭末又都署有“郑丼（邢）”，说明衍、槐和康是同一氏族人。从形制、纹饰以及铭文分析，两簋的形制与西周青铜器分期图谱Ⅳ3式簋的形制纹饰完全相同，都是西周中期后段典型的兽首衔环耳旳圈三足式。鼎的形制与图谱的V4式所列举的晋侯鼎比较接近，深圜底，三足呈现柱足向蹄足过渡的形式，所不同的是康鼎是立耳，晋侯鼎是附耳而已。从纹饰方面看，三器完全相同，都是云雷纹填地的窃曲纹。铭文内容也有相同之处，周王册命衍、康、槐三人掌管的执事都是“尸司王家”，且衍和康在接受册命时都是荣伯担任右者，三器的铭文书体也比较相似，就连“勒”字的构形衍簋和槐簋也完全一样，在其它青铜器铭文中尚未见到，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说明三器的时代都处在西周中期后段这个大的时段内；同时可以确定三人乃为同一家族人，但三人是兄弟关系呢，还是祖孙三代，尚不清楚。
在西周，兄弟几人同时在王朝任职是有例证的，如伯
簋（《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05315，以下简称《铭图》）中的伯
和卫簋（《铭图》05368 ）中的卫是兄弟俩，大体同时在王朝任职，伯
的上司是周师，卫的上司是仲侃父。但未见弟兄几人同时掌管同一事务的现象，所以弟兄三人怎么会都是“尸司王家”呢？商周时期有世官制度，若是祖孙三代，同司一职是完全符合制度的，但从形制、纹饰和铭文字体等方面，怎么也看不出它们之间有大的时代差异来，铭文内容也没有积极的信息得到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能依靠现有资料来推断。衍簋铭文记载周王在册命他“尸司王家”之后，赐给他“田于盍、于小水”应该就是赐给衍的采地，可能就是郑邢衍这一分支的初封，其时代定在懿王世。康鼎记载康接受册命时，与衍接受册命时一样，都是荣伯担任右者，其时代与之相去不远，所以他有可能是衍的儿子，定为孝王世比较合适。康鼎的“文考厘伯”就是衍。那么，槐的生世当在夷王世了。以上推断是否合乎实际，有待今后出现新的资料来验证。
戚簋也是新近出现的一件西周时期重要青铜器。通高14.2、口径21.2、腹深13厘米。口微敛，有子口，下腹外鼓，盖面隆起，沿下折，顶部有圈状捉手，腹部有一对兽首耳，下有方垂珥，圈足沿外撇，其下连铸三个象鼻兽面小足。盖沿和器口沿之下饰窃曲纹，以云雷纹填地，盖面和器腹饰瓦沟纹。盖、器对铭，各70字（其中重文2）。铭文是：隹（唯）王正月初吉庚寅，王才（在）成周大（太）室，单白（伯）内（入）右戚，
（微）史册命戚，王曰：“易（锡）女（汝）赤巿（韍）、朱亢（衡）、攸（鋚）勒，用官
（司）靃（霍）
（驶、使），用楚（胥）乃长。”戚
（拜）手
（稽）首，
（对）
（扬）王休，用乍（作）
（朕）文考
（宪）白（伯）宝
（簋），
（其）子
（子子）孙
（孙孙）永宝用亯（享）。
从形制、纹饰、铭文内容和字体风格看应在西周中期。在已知的西周青铜器中，它和西周中期后段我簋的形制、纹饰、铭文书体都十分相似。铭文中出现的单伯是恭、懿时期的执政大臣，见于裘卫盉和扬簋。裘卫盉被公认是恭王时期的作品。扬簋的形制是典型的西周中期后段流行的弇口圈三足簋，圈足下都是卷鼻形兽面小足，纹饰为窃曲纹带和瓦沟纹，特别是铭文字体与戚簋如出一人之手。同时，周王册命扬和册命戚都是单伯担任摈相。陈梦家的断代体系中将扬簋归入懿王时期，再结合到两簋所装饰的窃曲纹出现在懿王时期，瓦沟纹流行于西周中期后段到西周晚期的情况。把戚簋和扬簋的时代定在懿王世是比较合适的。扬簋铭文记载扬的父亲是“烈考宪伯”，戚的父亲是“文考宪伯”，可以确定扬与戚为兄弟关系，都是宪伯的儿子。
戚簋铭文中记载周王任命戚“官
靃
”，首次见于金文，“靃
”也未见诸史书。
“靃”即“霍”，疾速之义。《玉篇·雨部》：“霍，鸟飞急疾皃也。”引申为疾速，急速。汉司马相如《大人赋》：“焕然雾除，霍然云消。”
“霍”字之后一字应为“
”字。该字的写法有些特殊，左边从马十分清楚，右边所从的“吏”字中间一竖不通过口字，其下所从的“又”与上部分离。这种结构与伯
鼎、师旗鼎、弭伯簋的“吏”字基本相同，故可断定为“
”。“
”也有疾速之义，《说文新附·马部》：“
，疾也。从马吏声。”《龙龛手鉴·马部》：“
”同“驶”亦通“使”。“霍使”就是疾使、速使的意思，疾速传达王命或传递文书的使臣。
“用楚乃长”。“楚”读为“胥”。胥有辅助之义。《尔雅·释诂》：“胥，相也。”《方言》：“胥，辅也。”《广雅·释诂二》：“胥，助也。”“用楚乃长”是说协助你的长官履行职责，说明周王册命戚的职责是掌管霍驶，而不是担任霍驶。
“霍驶”有可能是西周时期传驿的一个分支机构，设有数员或数十员，并设有长官统领，戚是其副职。
传驿，又称传遽，商代已有之，商代甲骨文中的“
”字，于省吾先生考证为古代的“馹”字，为传车驿马之名。卜辞《后》下7.13的“传氐盂伯”，洹子孟姜壶的“齐侯命大子乘传来句宗伯”，都是商周时期设有传驿的佐证。《周礼·秋官》载：“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美恶而无礼者。凡其使也，必以旌节，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郑玄注：“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美，福庆也；恶，丧荒也；此事之小者无礼，行夫主使之，道有难谓遭疾病他故，不以时至也，必达王命，不可废也。”孙诒让说：“传遽谓乘轻车传达王命或报告消息。”《周礼·秋官》又载：“行夫，下士，三十二人。”可以看出行夫是一种低级的信使，其级别只是下士，是周王朝设置的以礼仪为主，前往诸侯国传达有关福庆或丧荒等事，其上司为大司寇。
“霍使”应与“行夫”有所区别，它是传达紧急王命或文书的专设机构，当与唐宋时期的急递、驶卒之类的性质相近。《梦溪笔谈·官政一》说：“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韩非子·外储说》记载西周初年封太公望于齐。太公望到了营丘（临淄）要杀两位不服统治的“贤士”，周公在鲁国闻讯觉得杀了他们影响太大，就乘“急传”赴齐加以阻止。“急传”一般是信使乘坐轻车疾驰传达命令或传送文书，此因事关重大，差信使恐不能阻止太公望，所以周公便亲自乘“急传”前往。在周代，诸侯国的职官和各种机构的设置，大都参照中央王朝，这种“急传”就是类似“霍使”的一种传递紧急命令、消息或文书的一种设置。
在西周册命铭文中“右者”（摈相）与受命者职务之间有一定的统属关系，“右者”往往是受命者的上级长官，受命者往往是“右者”的下级属吏。如吕服余盘的“备仲入右吕服余，王曰：令汝更乃祖考事，疋（胥）备仲司六师服。”从上述周王册命戚是单伯担任“右者”来看，戚应当为司徒单伯的僚属，协助单伯管理霍使。看来，西周时期的霍使是由司徒掌管的，与行夫由大司马掌管有所不同。
“霍驶”的发现很重要，它为研究西周职官制度和传驿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续编》收录的晋公盘，是一件很重要的春秋中期之初的铭文，它和传世的著名晋公
同为晋公嫁女的媵器。晋公
在主要的金文著录书中均有收录，郭沫若、杨树达、唐兰、李学勤、谢明文诸位先生都做了很好的研究，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但由于
铭有两处老补丁，许多关键字掩泐不清，致使各家说法不一，特别是作器者是哪位晋公，至今没有让人信服的结论。
晋公盘的发现甚为重要，有助于搞清上述许多问题。
该盘通高11.7、口径40、两耳相距45厘米。浅腹平底，窄平沿外折，腹侧有一对附耳，耳内侧有一对横梁与盘沿相连，耳饰重环纹，盘底的边缘设置三个圆雕裸体人形支足。裸人双膝跪地，双臂向后背负着盘体。盘内壁饰四条浮雕鱼纹，外壁饰无目窃曲纹；内底中央饰一对浮雕龙，相互盘绕成圆形；双龙的中心有一只立体水鸟，双龙之外有四只立体水鸟和四只浮雕乌龟，水鸟与乌龟相间；再向外有四只圆雕跳跃青蛙和四条游鱼，青蛙与游鱼相间；最外圈有四只蹲姿青蛙、三只浮雕游泳青蛙和四只圆雕爬行乌龟，青蛙、乌龟相互间隔。这些圆雕动物都能在原处360度转动，鸟嘴可以启闭，栩栩如生，颇富情趣。
该盘的造型、装饰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太师盘（又称子仲姜盘）有诸多相似之处，盘腹较浅，两个附耳甚高，并且切近盘沿，盘腹装饰无目窃曲纹，内底装饰浮雕、圆雕的游鱼、青蛙、水鸟和乌龟，立体的均可转动，只是太师盘壁装饰有圆雕的两只攀缘曲角龙，晋公盘则没有，太师盘圈足下是三只圆雕卷尾虎，晋公盘圈足下是三个圆雕裸体跽坐人。从二者所表现的特征看，其时代为春秋中期偏早之物。
晋公盘铭文与晋公
基本相同，但绳子往往从细处断，晋公盘也有一个补丁，恰巧也在晋公
缺字之处，幸好有所错位，两铭可互相校补，使许多关键问题得以解决。盘内壁刻铭文七处，每处三行，共180字左右。铭文是：
隹（唯）王正月初吉丁亥，
（晋）公曰：我皇且（祖）
（唐）公
（膺）受大命，左右武王，
（淆—敎）
（畏—威）百
（蛮） ，广
（辟）亖（四）方，至于不（丕）廷，莫[不]秉（？）
。王命
（唐）公，建
（宅）京
（师），君百
乍（作）邦。我
（烈）考宪公，克□亢猷，强武鲁宿，
（灵－令）名不□，虩
（赫赫）才[上]，台（以）
（严）
（夤）
（恭）大命，台（以）
（乂）
（朕）身，孔静
（晋）邦。公曰：余
（唯）今小子，
（敢）帅井（型）先王，秉德
（秩）[秩]，
（协）燮万邦，
（哀）[哀]莫不日
（卑）
（恭） ，余咸畜胤（俊）士，乍（作）冯（朋）左右，保
（乂）王国，刜
，台（以）
（严）虩若否。乍（作）元女孟姬宗彝般（盘），
（将）广启邦，虔
（恭）盟祀，卲（昭）
（答）皇
（卿），
（协）
（顺）百黹（职） 。
（唯）今小子，
（敕）
（乂）尔家，宗妇楚邦，乌（于）
（昭）万年，
（晋）邦隹（唯）
（翰），永
（康）宝。
晋公盘的发现甚为重要，它不仅解决了晋公
铭文中许多因漫泐不清而聚讼纷纭的词语释读问题，更重要的是明确了作器晋公及其时代背景。
唐兰、郭沫若、杨树达诸先生依据
铭中有晋公自称“余
今小子”认为“
”当读为“午”，史书记载晋定公名“午”，故认为作器者就是晋定公。李学勤先生将“余
今小子”改释为“余蜼（唯）今小子”（烽案：其字确为“
”，但应从张政烺先生读为“唯”），认为“蜼”读为“唯”，不是人名，否定了定公说，并提出平公说。依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即位不久的楚灵王派椒举到晋国，表示愿与诸侯结欢，同时请婚于晋，晋平公许之。次年，晋平公亲自送女出嫁楚国。于是定此晋公为晋平公彪。作器年代是晋平公二十一年（前537年）。
晋公
铭文在“我
（烈）考”之后几个关键字漫泐，所以铸器的晋公成了悬案。盘铭明确为“我
（烈）考宪公”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文献记载晋国没有宪公，而有献公。宪公即献公。“献”、“宪”均为元部晓纽，双声叠韵，故相通假。《隶释·咸阳灵台碑》：“驿宪
渔”，洪适释：“宪当读为献。”《四库全书》所收《逸周书·谥法解》云：“博闻多能曰献。聪明睿哲曰献。”《史记正义·谥法解》和《汲冡周书周公谥法解（晋孔晃注）》均作“博闻多能曰宪”。
晋献公，晋武公之子，名诡诸。晋武公本为曲沃武公，其祖上是晋文侯（姬仇）的弟弟成师，晋昭侯元年（前745年）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称为桓叔，势力强大，民心归附，其城邑比晋国国都翼城还大，一直谋求取代晋国君位，历经庄伯和武公，几经失败，到晋侯湣二十八年（前679年，也就是武公三十七年）终于灭掉翼城晋国，两晋复合为一，并将次年改为三十八年，迁入翼城，第二年去世，其子诡诸继位，是为晋献公。晋献公在位26年，卒于鲁僖公九年（前651年），时处春秋早期之末。因此，嫁女作器的晋公应该是晋献公之子惠公夷吾或者文公重耳。
惠公夷吾是文公重耳的异母弟，在献公末年立储的变乱中逃到梁国，献公死后，依靠秦、齐的势力回国继位。据史书记载看，在位的十四年中，主要安定国内和处理周王室的变乱，以及与秦国的关系。这时，楚国国力还不是很强盛，晋国与楚国既未结盟，来往亦少，又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晋、楚联姻没有政治上的需求。况且，惠公即位时不过十七、八岁，死时也就三十二、三岁，不可能有成年女儿出嫁。所以，惠公夷吾嫁女与楚王的可能性较小。
我认为此晋公极有可能是晋文公重耳。铭文中晋公自述“秉德秩秩，协燮万邦，哀哀莫不日
（卑）
（恭），余咸畜胤士，乍冯左右，保乂王国，刜
，以严虩若否”的话语，都与晋文公重耳一生的作为相合。文公重耳精明能干，十七岁时就有贤士赵衰、狐偃咎犯（其舅父子犯）、贾佗、先轸和魏武子等五人。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因骊姬陷害，被献公追杀，于是逃到他的母国——狄国，跟随他的有十多位贤士，后来都是治国的栋梁。狄国把讨伐咎如所获的叔隗嫁给他，生伯倏、叔刘。在狄五年，晋献公去世。有人就劝他回国继位，他认为父亲去世，不能守丧，贪恋君位，恐起祸端，于是谢绝了。其弟夷吾继位后又派人追杀，于是离开狄国，流亡齐国五年，后经过曹、宋、卫、郑，到达楚国，楚成王盛情接待，在楚住了几个月，后受秦邀请离楚赴秦。惠公十四年（前637年）九月去世。十二月，秦穆公派兵送重耳回国，即位晋侯，这时重耳出国逃亡十九年，时年三十六岁。他的一生两次被追杀，颠沛流离，最终又得到君位，励精图治，施展抱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在楚国，楚成王以相当于诸侯的礼节接待，临走时又以厚礼相赠。楚成王曾说：“子即反国，何以报寡人？”重耳说：“羽毛齿角玉帛，君王所余，未知所以报。”成王说：“虽然，何以报不谷？”所以，极有可能重耳在即位后为了报答楚成王的盛情接待，并希冀获得楚国的支持，故在即位后的前几年有可能将女儿嫁给楚成王。再后就不可能了，因为晋国在重耳主持下逐渐兴盛起来，并与秦、齐等大国结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四月，会同齐师、秦师与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晋国此时强盛，成为霸主，晋、楚从此交恶。
十九年相邦
戈
《续编》还收录了十九年相邦
戈，是一件值得探讨的器物。该戈是2007年出土于西安市未央区谭家村香客林小镇战国墓，是考古发掘品。戈呈直援上扬，前部略显肥大，后部较窄，中脊凸起，胡很长，阑侧有三长穿一小穿，胡的中部有一个波状孑刺，将胡分成两个弧形刃，铭文是：十九年，相邦
，攻（工）室波，左乍（作）攻（工）暲，
（冶）
（触）
（造）。澳门萧春源的珍秦斋也收藏有一件形制相同的戈（见《铭图》32卷340页），铭文是：十七年，相邦
，攻（工）室
，右
（冶）克
（造） 。两件戈形制基本相同，铭文中监造官都是相邦
，制造时间仅相隔一年，主持制造者为工室负责人（左作工当为工师之类），铸造者却为“冶”，且将铸器称为“造”。
十九年相邦
戈铭文
这两件戈具有多国特点，但也与目前见到的各国兵器铭文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从形制上看，它们是典型的战国晚期燕式戈，铭文中“工”字写作“攻”，也见于燕国兵器，如燕王
戈的右攻（工）
（尹）其、攻（工）众等，但其铭文格式、铭文字体却与燕戈不同。这两件戈的字体狭长有美术意味，类似于战国晚期魏国的十九年亡智鼎、廿七年赵亡智鼎、宁缶、虒令周
鼎等，与中山王三器的字体也有相似之处。监造官为相邦，常见于秦、赵兵器。工室的设置不见于其他国家，而只见于秦国，是手工业机构。铸造者称“冶”却不是秦国工匠的称谓。秦国称“工”不称“冶”。秦国兵器铭文中使用“造”字，一般是放在监造者之后，如相邦冉造、相邦吕不韦造、丞相斯造等，如廿一年相邦冉戈：“廿一年相邦冄（冉）造，雍（雍）工帀（师）叶。雍（雍），懐德。”没有放在工匠名之后的现象，放在工匠名之后是韩国兵器的特点，如郑令韩夌戈：“五年，郑令韩夌，司寇张朱，右库工师皂高，冶尹
（造）”，但韩国“造”字均写作“
”。赵国兵器不称“造”，而称“
（执）斋（剂）”。赵国典型铭文格式，如相邦赵狐戈：“廿九年，相邦肖（赵）狐，邦左库工帀（师）
哲，
（冶）
耸
（执）斋（剂）。”赵国兵器中“大工尹”的“工”字均作“攻”，有“左攻（工）师”，但却没有“左作攻（工）”。魏国兵器铭文未见使用“造”字，典型格式如郚令垠戈：“廿三年，郚（梧）命（令）垠、右工帀（师）齿、
（冶）良。”这两件戈的“冶”字写法流行于三晋兵器铭文，不见于其他国家，而“邦”字写法却与秦国廿一年、卅二年等相邦冉戈相同，与晋系的“相”字相去较远，赵国的“相”字下均增饰二横画。
申茂盛先生在其《西安北郊香客林小镇出土“十九年”相邦
戈考释》（见《文博》2012年6期）中根据监造者为相邦，以及工室等因素断定十九年相邦
为秦器，推测相邦
是昌平君或丞相王绾。李学勤先生在其《〈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前言》中认为“
”字中间从卯形，按照睡虎地秦简“坐”字上从卯形定为“痤”字，只是省去坐下的土而增从肉，以表痤疮之意。李先生认为相邦
就是见于《战国策·魏策》和《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公孙痤，魏武侯十五年（前381年）任相，至惠王前元十年（前360年）而卒。戈铭十七年自属魏武侯，即公元前379年。董珊先生在其《读珍秦斋藏吴越三晋铭文札记》（载《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中也认为此戈属魏，但以为“
”字从疒从肉、卯，应是《说文》中“瘤”字的异体，瘤通留、卯，相邦
就是见于《史记·魏世家》和《秦本纪》的芒卯，魏昭王六年（前290年）出任司徒，不晚于昭王十七年（前279年）又升任相邦。
我认为此戈从总体上分析与秦国兵器差距较大，不能有相邦和工室就断定其为秦器。这两件戈魏国因素较多，除字体之外，称铸造工匠为“冶”也常见于魏器，如卅年虒令痈鼎的冶巡，大梁司寇绶戈的冶
等，魏国设相也见于文献记载，至于铭文格式，魏国也有不循常规的格式出现，如本编收录的大阴令
戈就有“上库工帀（师）公行
（率）
（冶）人
所为”之句，最主要的还是相邦
的释读，秦国没有人物与其相合者，而魏国的公孙痤、芒卯在字形和音读上则没有任何问题。释痤释瘤、卯，均可通，考虑到这种燕式戈主要流行在燕王职（燕昭王）和燕王戎人（燕惠王）时期，即公元前311年至前272年，在此之前似未见到胡部有孑刺的戈，所以李学勤先生所说的公孙痤时代稍嫌过早，而以董珊芒卯说的时代较为接近。
《续编》收录的楚王鼎（此前《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也收录了一件楚王鼎，与此鼎铭文相同）、加
簋（同坑出土4件，其它残破未收录）和随大司马戏有戈，对于探讨争论已久的曾、随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此前，在青铜器铭文中，一直未出现作为国名的“随”以与文献记载相对应，因而关于曾、随关系的讨论，有种种的推测，倾向性的观点是曾、随为一国两名；另一种观点认为曾、随是并存于江汉流域的两个国家；最近董珊先生又提出“随”是曾国国都的名称，国都名“随”逐渐取代了国名“曾”，故传世文献只见后起的新国名“随”的新观点。这实际上还是曾、随一国两名观点的翻版。楚王鼎的发现，随大司马戏有戈的出土为研究曾、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随仲芈加鼎铭文
楚王鼎有人也称其为随仲芈加鼎，铭文是：“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
（随）仲
（芈）加飤緐，其眉寿无期，子孙永宝用之。 ”铭文记述楚王为次女出嫁所铸的媵器。“随”是其女夫家的国族名，“仲”是其女在姊妹间的排行，“
”即“芈”，在古代女子称姓不称氏，所以女子名中都有父亲国族的姓，“加”是其私名。私名可以放在姓前，也可以放在姓后。所以
加与加
应是一人。有人将该鼎的时代定在春秋中期偏晚的楚共王之时，大体不误。
加
簋是加
自作器。加
还见于王子申盏盖，字作“嘉嬭”。王子申与嘉
（或称
加）为兄妹关系，王子申就是楚共王的儿子。那么，楚王鼎的楚王就是楚共王。王子申盏也有可能就是王子申为其妹妹嬭加出嫁所作的媵器。嬭加既是楚女，则其名字前所冠之“随”就是夫国之称，应即文献记载的汉东姬姓随国。
目前见到的与随国有关的青铜器只有两件楚王鼎和一件随大司马戏有戈。这几件春秋中期的青铜器意义却很重大。随大司马戏有戈铭文是：“随大司马戏有之行戈”，这是随人自称“随”；楚王鼎铭文有“楚王媵随仲加飤緐”，是楚王为嫁女到随国所作的媵器，是楚人称对方为“随”。新蔡简甲三25有“郑宪习之以随侯之……”的记载。曾国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大量曾国人自称“曾”，如：曾孙卲簠的“曾孙卲之行
”，又有他人称曾国的现象，如：楚王酓章镈的“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 。也就是说曾国和随国这两个国名，无论他们自己还是别人，同时各自明确地分称“曾”和“随”，并不相混。所以曾国还是“曾”，随国还是“随”，不能将二者合二而一，曾、随一国论恐难成立。虽说目前出土的随国青铜器比较少，但随着考古工作不断的开展，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随国青铜器或墓葬被发现。
传世和出土的吴国器物以兵器最为常见，有铭文的礼器仅有五件吴王夫差鉴和一件吴王夫差盉，且都是春秋晚期器物。《续编》收录的吴叔襄鼎、吴氏季大鼎、吴季大甗、吴季大簠、吴季大盂、季大盘、季大匜等属春秋早期吴国公室之物，为研究吴国历史增添了新的重要资料。
另外，鲁侯器组、陈侯器组、黄子娄器组、黄子戌器组、宋公
鼎、外伯鬲、薛仲蕾簠、
应姬鼎、召簋、左右簋、周晋盘、徐王容居戟、
公卲
戈等，都是很重要的新资料，对于先秦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商周金文是研究上古史的珍贵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资料越多越好。欣逢盛世，近年来新的商周金文层出不穷，过去刘雨先生曽感叹地说“十来年就会出现千余件青铜器铭文”，现在三年多时间就出现1500多件新铭文，可谓盛哉！将这些珍贵资料整理出版，为古文字学和历史学研究者提供帮助，我感到十分荣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