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散文10篇，依然独特
戒荤
我戒荤戒了好几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2004年，我去河南农村搜集素材，下榻的村子里有户农民，以养奶牛为业。春天下的两头小花牛，一公一母，憨态可掬，我每次见到它们就走不动路了。它俩总是拴在桩上，只能吃脚边的草，远的够不着。我从别处扯来草喂它们，喂了两天就认识我了，如果手里没草是别想走近它们的，它们会叫得又赖又娇。离开村子之前，我最后为了它们一次，看我走远，小母牛四只蹄子一块蹦，一面仰脸直吼。小公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光傻乎乎的。牛的主人曾经告诉我，小公牛长到一岁，就把它杀了卖肉卖皮子。公牛不产奶，不产犊，养它就图一堆好肉。我脱口问牛的主人，假如买下一个月大的小公，他要价多少，他一愣，然后说三千来块吧。当然我不会那么疯，到北京大街上去放牛去。不过想到小公牛年底要变成一堆肉，我觉得所有的肉都和小公牛有关。那是我第一次戒荤。
到了尼日利亚，我的素食主义坚持了两个月，实在不得不开戒。尼日利亚没有豆制品，没有蘑菇，总之是我“食之以当肉”的东西统统买不到。皈依洋食，我又吃不来起司。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健身，不久就身、心两干枯。并且来瑞是个肉食动物，我不能顺便也把他的荤给戒了，加上我常开家宴，不吃肉而每天大事烹肉，这都对我的戒荤初衷是莫大嘲讽。于是想通了：坦诚的恶要比虚假的善好些。在美国时，有时会碰到一群动物保护者，见到穿“千金裘”的女人，他们弄不好会上去动剪刀。有一次我问他们：“你们穿的皮鞋是谁的皮做的？”我的意思是：貂皮、狐皮是皮，牛皮、羊皮也是皮，不要在动物里搞种族歧视。一种原则若不能贯彻始终，那就别费事贯彻了，这是我戒荤失败时找到的自我平衡方法。
阿布贾的肉食其实非常紧缺。假如请客拟的菜单上有糖醋排骨，必须一个月前从离阿布贾四小时车程的肉食公司预定，送来的货里也许恰恰没有排骨。阿布贾一共三家超市，展示在玻璃货柜里的肉往往色泽惨败，质地僵死，看上去牲口们去年就变成了肉。问问售货员肉是否新鲜，她会说：“新鲜。”若问：“是这星期进的货吗？”她会回答：“是的。”她是一副被多次戳穿、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好态度。因为海鲜的新鲜程度更差，加上禽流感的恐惧，所以不管肉类多么象文物，还是得拿它在家常菜和家宴里翻花样。
一天我在书房里写作，听见隔壁院子里冒出一声惨号。我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嚎叫声凄婉绵延，完全是一个妇人在哀哀求生。隔壁是沙特阿拉伯大使馆，我想起他们有时会欺负欺负女人，不高兴起来拿女人不当人。我冲到墙根下，对墙那边大喊：“你们在干什么？！”没人理我。惨叫还在继续。我们院的一个门卫跑过来说：“没事，就是杀羊。”我吃惊羊的哭喊竟比人更惨，表达力更丰富。我接着对墙那边喊：“喂，你们在对羊干什么？！”又过来一个门卫，说：“没干什么，就是杀它。”他们见我失魂落魄地站在毒太阳下，为我的不可理喻偷着乐。我听着羊的叫喊，四十几度的气温，我越听越冷。原来羊也会哀哀求生。我回到屋里，泪流满面，女管家希望小姐进来，想安慰我几句。我却抢先开了口，说：“从今天起，再也不吃肉了！”大概希望小姐认为吃得起肉而不吃比较无聊，也比较矫情，晚饭时她对我说：“那时母羊下羊羔。”但我坚信门卫们告诉我的是真情，所以铁嘴钢牙，发誓饿死也不吃肉了。
过了一阵又在家里大宴宾客，一位中国客人带给我一把茴香和一把韭菜。茴香和韭菜在非洲的气候几乎不生长，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两把蔬菜更珍贵的礼物了。第二天我用韭菜加鸡蛋做了一些饼，茴香和上猪肉，包了几十个饺子。煮饺子的时候，茴香久违的香味漫开来，让我象犯了毒瘾一样不能自持。住在美国的十几年都没有吃过茴香饺子，我对自己说：就尝一个吧。一个饺子吃下去，我后悔莫及：只吃一个比一个不吃要残酷多了。意志一沉沦，人马上就破罐子破摔。我坐下来，跟来瑞一块吃到盘中最后一个茴香饺子。这时幸福对于我一点也不浪漫不虚无缥缈，它就是对准茴香饺子咬上去的刹那。
戒荤又是一次大败。不过这次自责较少。好比常入监狱的人，出出进进久了，也就生出平常心来了。朋友们常在饭桌上问我：“最近在吃素？”他们也不大看好我的戒荤前程。
在我们房子附近的小街上，徜徉着一群自由自在的山羊，啃啃青草，嚼嚼垃圾。小羊们见了人，会把头一埋，用两个拇指大的犄角对着你，象是好战的活卡通。母羊和公羊对人的认识比较深刻，知道这种两足兽比所有的四足兽都厉害，见了人拔腿便跑。小羊们不跑，它们回头又叫又撵。企图亲近小羊们的我，在它们爹妈看来就是直立行走的大灰狼。穆斯林新年临近，街上的羊群还是无忧无虑的漫步。我天天点数，怕谁做了新年盛宴的一盘菜。这天我又听见羊的凄婉求救声传来。我拿起睡觉堵耳朵的耳塞把叫声堵住。羊叫得太惨，怎么也堵不住，我抱着手提电脑跑到了二楼，跑进主卧室里的浴室，把门关严。也许是心理作用，羊的叫声仍然不绝于耳。一上午过去，我又赌咒要清心吃斋。希望小姐劝我，肉还是要吃的；我一个人戒肉羊一头也不会少死。而且她给我分析：“假如杀羊，一刀下去就完了，它叫什么呢？当然是母羊产羔。”门卫来自畜牧部落，希望小姐来自海边部落，我当然更信门卫的话。
吃了一阵素，觉得有点无趣。有时做了上海狮子头，或者绍兴醉鸡，我就感到誓言又要崩溃。这时我拼命地让自己相信，希望小姐的哄慰是真的。心里动摇来动摇去，实在叫作“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穆斯林年关越来越近，我问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的一个门卫，过年他们会不会杀羊。门卫看了我一眼，反问我：“怎么了？”也许他知道我是上次为了羊而管闲事管到他们地界上的东方女人。所以我听得出他的言下之意是：“这还用问吗？你不是找抢白吗？”我又问他街上那群羊是不是他们养了吃的。他回答说那群羊根本就不是沙特大使馆的。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一个傍晚我牵着可利亚出去遛，路过那幢盖了一半停盖的烂尾楼。羊的惨叫从楼后面传来。楼中有几家“蹲点户”，（即漂流到城市在这类无主建筑里落户的人），有一家是穆斯林。那群羊是他们的。他们也在准备年货呢。我拔腿便逃，一直跑进我们的院子，才甩掉了令我腿软的哭嚎声。我吃肉的胃口再次败下去。
第二天我看到那个山羊的家庭，少了一只公羊。公羊不产羔，不产奶，首当其冲到了锅里，盘子里。我走到烂尾楼旁边，恰好穆斯林家庭的主妇在街边卖饮用水，我装着闲聊，和她打招呼：“过年了？”她笑着回答：“是啊。”“杀羊了？”“杀了一只。”他们没有冰箱，吃一只杀一只。我想问他们下面会杀哪一只羊，但即使克制了自己的愚蠢。因为我打算说：“别杀了，那只我羊买下了。”我如果真那样说了，在她眼里或许就是顶可笑可恶的人，财大气粗，到吃一年木薯才吃上一回肉的人中间为山羊们买生路来了。这个烂尾楼里朝不保夕的生命可不只山羊，有本事你都花钱买下吧。那群羊终于从街上消失了。后来发现它们的主人也消失了。烂尾楼的主人突然弄到了一笔钱，可以给楼添砖添瓦，但能不能了结工程，还得看工程进程中贪污的人是否手下留情。或许蹲点户门的把大大小小的羊都杀掉，风干，驼走，这样漂流起来会方便一点。
蛋铺里的安娜
一九九三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艺术硕士修完。一九九二年秋天在旧金山完了婚，也算个“有家室之人”，本该尽本分做妻子，至于回校读书，心里自然不很坦然，因此把自己读书期间的财经预算主动压得很低。朋友托朋友，找到一处房租低廉的居室。据说它最令人羡慕的长处是，方圆一英里之内，有地铁、有家“九毛九”百货店和一个“EggStore'——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个著名的食品减价商场的。它分布在城市各个贫民住宅区，如同一个个食物急救站，能及时扑灭周围的饥饿。为什么给它取名叫“EggStore”（蛋铺），我一直没考证出来。有人说它的缘起是专卖鸡蛋的小铺。因为鸡蛋是美国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今天这样庞大的连锁二手货食品店时，仍沿用鸡蛋作为它物美价廉的象征。还有就是从复活节来的那层寓意：鸡蛋是复活节的主食；只要有鸡蛋的地方就有生命之孵化，生命之起死回生。因此，鸡蛋象征的是生命之早春。我比较赞同对“EggStore”的后一种注解。应把这个“蛋铺”改成“生命之春”食品商场——SpringofLife：有生命弹跃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喷涌之意。
我很快便跻身到采购的人群中去了。很快就碰到一个熟面孔。她先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她是我在餐馆打工时的工友。她是陪读刑法博士的丈夫来美国的。听说她家早已搬到以白领阶层为主的近郊去了，不过她每个周末仍要走出自己的阶层，到蛋铺来采买一周的食物。我认识的许多留学生都是这样，毕了业就了职，房产汽车都齐了却仍折回“蛋铺”来买这些有残疾或欠标致的瓜果。或许这宽大简朴的店堂曾以它的丰盈消除过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恐慌，他们对它的持续惠顾出于一种感恩心理；或许是在这里采买，好比在一座食物矿场里开掘，掘出什么都给人近似挖宝或历险的心理满足。或许仅仅因为留学生的本性——留学生是世界上最懂节俭的一种人，他们总是远远地回来。
走到奶制品一廊时，发现一个很瘦小的老太太坐在两大桶牛奶边上。“蛋铺”充满喜洋洋的各国语言，若不留心，绝不会听见这老人细弱的呻吟。她几乎是整个店铺中惟一的一个白面孔。美国人但凡有个体面收入，是捺不住性子来这里和各种肤色的移民打捞食物渣滓的。我还没走上前，就闻到一股奇特的气味从老妪身上泛起。
我问老太太哪里不妥，她哼哼着说：“我的脊梁要杀死我了！”我必须完全蹲得与她一样矮小才听得见她的话。我试着去拉她的手，她把那只手从我手里缩回，给了我另一只手，因为头一只手的手心里有几枚硬币。她像一截定了形的老藤一样，让我一点点伸直，眼看要直了，她尖利地惨叫一声，又缩回原来形状。她身边搁着一个手推车，是专为老年人购物所设计的那种，只是它也老得如她一样变了形。
我把两大桶牛奶放到手推车上。从她婴儿一样尖细的期期艾艾中，我弄明白了，她在这儿佝缩了一个来小时了，就是想把脊背的疼痛捱过去，再把两桶牛奶搬上车。我左手推着她的车，右手环过她的背，插在她的右腋下，等于将她的体重全挂在我的右臂上。我感到她整个人不比两桶牛奶重多少。我问她还需要买别的什么，她说不需要了，两桶牛奶足够她和她的家庭一周的过活了。我差点问：一周七天光靠牛奶?但我及时闭了嘴。在美国，是可以把悲惨当某种怪癖来理解的。而把悲惨当作怪癖来尊重，也就等于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对生活方式及自我信仰的自主权。
我问老太太家住哪里，她说只有三个街口之遥。我决定把她面交给她的家人。根据我对医学广博的无知，我断定老太太一定有脊椎错位之类的病症。她根本已瘫痪在我的右臂上。经过付款过道时，她将手里的硬币给收银员。款数刚好，显然她预先做了计算，也预先打算好除这两桶牛奶绝对不买任何其他食物。“蛋铺”的牛奶便宜得近乎自来水。
我一身担着老太太和牛奶，走到马路上。那股奇特的气味我现在已判断出来了——是股类似动物园的气味。老太太告诉我她叫Anna。我发现安娜的衣着是六十年代的，是件大致是黄色的灰外套，或说是大致成了灰色的黄外套。安娜极清瘦，衣服也过于单薄，因而她那几乎弯成“S”形的一根脊柱，清晰地显现在她背上。假如把她整个人抹平整，她不见得比我矮多少。我问起她的家庭。她说：“是啊，我有个大家庭等着我去喂呢。”我纳闷竟没有一个比她健康点的晚辈来承担这采购。她像读懂我心思似的，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在朝鲜战争时上前线了，都没回来。至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回来。”
我说：“您一定弄错了，不是朝鲜战争，一定是越战吧?”
她说：“我没弄错，是朝鲜战争。越战的时候我一个儿子也没有了。”
我心里暗暗吃一大惊：安娜至少有八十五六岁了。虽然她勉勉强强算是活着，但毕竟有这把孱弱的阳寿。再瞅她的脸容，不知何处使她看去像个婴孩。残缺不全却幼稚无邪的那一种面容，头上稀疏柔软的黄白绒毛在无风的太阳里浮动。我很难启齿地又问：“那您丈夫呢?”安娜说：“他去世已经二十年了。”
这时我们已走过第二个街口。我由于不小的劳力支出而浑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面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一大片灰蒙蒙的鸽子，你挤我我挤你地发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说“我们的家”，心里觉得有些宽慰。
三个街口我和安娜竞走了四十多分钟。其中安娜不断请求我停一停，因为一阵剧痛又朝她脊梁袭来。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变形的身躯更加走样。我也已筋疲力尽了。总算听她说：“就这里。”
是一排店铺式房子，大部分倒闭了，关着门，陈列橱窗玻璃上被涂鸦，被贴着招租广告和卜卦、纹身、逃犯通缉告示。那一大群鸽子见了安娜，一齐“呼啦啦”振翅起飞，轰炸机似的朝我们冲过来。我感到扑面的是带着腥膻体温的一片固体肮脏。我闭眼屏气，躲着那羽毛间夹尘土的风。安娜的嗓音更细弱温存：“我的天使们！”
她请我把牛奶倒在路边一个残破玻璃盆里。她说：“抱歉了，就只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对鸽子的服务，抬起头立刻怔了——她那间店铺房的陈列窗里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猫，大概有二十多只，全都像安娜一样细瘦，只是眼睛都直逼逼的，晶亮，被饥饿点燃着。我这才明白安娜所说的“家庭”。我不敢走进安娜这个家庭。从敞开的门窥入，里面是一目了然的赤贫。有张床垫，有个冰箱，没有浴室和厕所，也没有炊事可为。我只把两大桶牛奶给她提到门内，大半个身体坚定地留在门外。但我还想为这个已进人末日的孤独老人做点什么。她蹲着身捱进门，她身上的气味马上溶入屋里暖暖的生物气息。猫们竟比安娜要干净些，也多些优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页纸片，写了我的电话号码，递给安娜：“如果有什么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杀死你，你起不来去买牛奶，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住得很近。”
安娜却没接那号码。她说：“谢谢你。我没有电话。”
“你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不打。我没电话，也没人可打。”她刻意躲着我锋利的逼问。
大概也为省一笔电话钱。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门。猫刹那间全从陈列橱窗里消失了。然后就听见屋内响起猫们你死我活的欢宴声，以及安娜婴儿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鸽子粪便铺成的台阶上，半天挪不动脚步。从未见过如此的贫穷和孤独以及衰老以及——其他。此刻我一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么两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一百八十的寓所，它陡然变成了天堂。几天中我心里都难过，却又无所归咎。
一个月之后我决定搬离那个贫民区。在海明威诞生的橡树公园城找到了六百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没有那样一颗坚强的心，来旁观安娜这样的悲惨人生。我无法将悲惨当作怪癖来理解，从而尊重这怪癖。以至达到对于个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四个月后，学期结束了。我乘了火车回到那个有“EggStore”的地方。那时已是五月底，“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芝加哥使贫穷得到大大缓解，或说使贫穷也得以妆扮。我来到安娜的门前，从门的缝隙看进去，没有安娜了，却仍是一地的猫。它们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还在世，猫在等她。邻近“蛋铺”，如安娜这样的生命总可以维持一个大致活着的状态。这样想，蛋铺是功德无量的，它翼下孵着多少大致存活着的生命。
快乐时光
在阿布贾的外交官圈子里，有一种普遍的社交活动，叫作“快乐时光”(HappyHours)。“快乐时光”不需发邀请，只在大使馆自印的小报上登个消息，来不来随你便。因此每个星期五晚上，无处消遣的驻外人员们都到小报上寻找消息，然后便去某处混掉一段“快乐时光”。酒是管够的，但也够劣的，包管你在两杯之后对所有人都生熟不忌，畅所欲言。食物常常不够，因此大家是半饱而来，或半饱而去。“快乐时光”的主人和客人也往往不认识，客人和客人也最多似曾相识。有次一个女友告诉我，她的丈夫不懂快乐时光的规矩，每回都堵住一个人猛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和人家讨论，弄得对方怕他，拼命找借口逃走。“快乐时光”的理想交流方式，是手拿酒杯在人群里行云流水，和每个人都道上安，问上好，谈话不超过五句，无论别人对你还是你对别人都应该是走马灯。
一次我们发现了一个“快乐时光”，东道主是比利时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问问周围人，都说不认识他。他的房子离我们不远，隔着突尼斯大使馆的宿舍和伊拉克大使馆的宅邸就是了，步行才不到两百米。我们实在想不出其它更好的事可做，便厚了厚脸皮出席了。主人叫保尔，四十出头，仍打着光棍，有条牛犊大的黑狗，竟也很给我们面子，一声不咬。看来常出没这里的客人陌生的比熟悉的多。保尔职位一定不低，院子有我们五个大。院子里摆开七八张桌子，上面放着坚果和甜玉米花，有点中国农村办红﹑白事，吃满月酒的气势。所有的酒都集中在靠廊檐的一张条案上，种类远多过出席者的人种。啤酒一打一打迭罗汉，从地上迭得半人高。似乎是谨防大家结伙深谈，院子里没有摆椅子。保尔一视同仁地接待每一个人，递上他的名片，招呼大家喝酒。
八点钟左右，头一批客人喝得站不稳了，开始告辞，另一批客人恰好刚到。不久每个人都边喝边拍头打脸，因为成千上万只指甲盖大的飞虫把灯都遮黑了，到处都是沙沙作响的虫翅声。抬头看看月亮，白亮的月盘上也生满雀斑似的。有人说飞虫是冲灯光来的，灭了灯就清静了。保尔立刻采纳意见，熄灭了院子里所有的灯。虫子顿时消失，但再来的客人连主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了。一片黑暗中，有没有混进来的伊拉克人和美国人友好碰杯都难说。大概因为那次伸手不见五指的“快乐时光”，人们对保尔的长相都印象不深。后来我去超市买东西，我的司机挨了一个白人的骂，我上去帮司机的腔。但等那个白人把车开走，我一阵后悔，因为我想起他就是保尔。保尔实在亏得慌，破费那么多酒钱，却没让自己在客人中混成个半熟脸儿。
各大使馆的内部小报上有时也登其它的夜晚节目。比如土耳其大使馆在一个星期五请来了模特表演队，展示几位当地服装设计师的作品，多半是根据非洲部落的土著服装创作的时装。人们在几个礼拜之前就开始奔走相告，订座位约朋友，为这个稍微高尚些的消遣而兴奋。这和”快乐时光”不一样，不能有“混”的态度，一袭裤衩汗衫就算衣冠周正了。在阿布贾没有歌剧院可去，更没有交响乐和芭蕾，去看这个时装表演，大家权当是去听歌剧。所以女人们也都憋着劲要盛装一回，珠宝也都要佩挂起来。一般的酒会和餐会在阿布贾时有发生，而且在哪个酒会上都碰得到熟人，出过风头的衣服就不能再出，所以先是要自我设计一番时装。出席酒会，女人们一到场先看看自己的服装是隆重过头，还是太过草率，有时所有人似乎串通好了来作弄你，一色的便装亮相，而你衣冠楚楚成了个唱大戏的，一晚上又累又傻又孤立。而这回看时装表演，大家终于不必有“过头”之虑了。
土耳其大使馆离我们的院子也不远，隔着五个大门而已，步行过去应该十分钟也用不了，开车倒反而要对付停车的难题。但阿布贾的街道象黄河，说改道就改道。昨天好好的人行道，今天很可能堆满建筑用的沙土石块，或者铺草坪的草皮，砍伐下来的树枝，未被拉走的垃圾，人行道就改到了马路上。有时水管或下水道漏了，马路也改道，成了运河。有几次我早起按老路线跑步，被人喊住了，说我怎么可以穿过他们的祈祷场。原来那一段人行道被他们改成了清真寺，只不过墙和屋顶是非物质的，好比中国戏曲舞台上的写意性房舍，因而我这异教徒不慎闯入。所以我和来瑞早早吃了晚餐，换了衣服，提前向土耳其大使馆出发。我们把时间留得非常宽裕，怕我的高跟鞋遭遇意外改道。到了土耳其大使馆门口，大门还紧紧闭着，一个看表演的人都没有。等了十分钟，仍然不见人来。马路对过，是一块巨大的荒地，由垃圾场形成的。荒地那一面有几间草棚，住着几家人，也养了几条狗。这时人和狗都站在棚子外面，看着我们两个盛装的异族男女。我们的服装和这片荒地以及他们的草棚形成了不知是谁对于谁的讽刺。又过了一会，总算来了几个人。离开演时间还有十分钟，大门却还是紧闭着。有人沉不住气了，说即便不开门，也该有一点时装表演的气氛啊。这时就有人敲门了。一个警卫吃惊地跑出来反问大家：“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们说知道什么？他说：“取消啦！”大家气坏了，说怎么可以说取消就取消呢？这不是拿人开心吗？警卫说取消的通知刚刚下发，因为装时装的大卡车在公路上被土匪劫持了，设计师和司机好不容易才脱险打电话过来。大家都惊得半张开嘴，一直到警卫再三安慰，说设计师们确实脱险了，才惶惶地散伙。
有一个星期五，荷兰航空公司要举办一次“快乐时光”，以吃牡蛎为主题。虽然不象其它“快乐时光”一切免费，但鉴于牡蛎在阿布贾的稀贵程度，三十五美金一个人差不多就算免费了。据说牡蛎将在当天从荷兰乘飞机，再经过七小时的冷藏旅行到达阿布贾，新鲜程度可想而知。很多人来阿布贾几年也没吃过一次牡蛎，所以都觉得荷兰航空公司功德无量。晚上和几位美国大使馆的朋友一块来到希尔顿饭店，找到了那家意大利餐厅。我们被安顿到一张长形大桌，桌上摆着荷兰航空公司的招牌，并有欢迎字样。点了酒和开胃小菜之后，大家问服务生牡蛎怎样点：按份还是按个，或者是自助餐，吃多吃少凭食量也凭良心。服务生表情奇怪地退了场，不久餐馆经理出来了，笑嘻嘻地说，你们可以点牛排大餐，或者龙虾大餐，价钱同样。我们说我们就是图一顿牡蛎大餐才来的。他代表荷兰航空公司沉痛道歉：牡蛎现在还在拉格斯，被海关扣住了。一个朋友说，一定是没有给海关行贿。经理说，行贿是行了，但钱数大概不够分给每个管事的海关官员，所以没得到好处的人就找事了。海关提出要荷兰航空公司付一笔税，航空公司一听那价码便说，牡蛎你们留着慢慢吃吧，这边改吃牛排大餐了。然后经理说，酒钱全算在航空公司账上。
我们依然每个星期寻找各种各样的“快乐时光”。一次听说法国大使馆每星期放法国电影，对于我这个电影迷来说，总算找到了真正的快乐时光。我和来瑞议论，看看人家法国人，精神享受还是高于物质享受啊。整个尼日利亚一共有一家电影院，在拉格斯，但禁演绝大部份西方电影。好莱坞的电影一部也不准演，怕尼日利亚人受精神污染。据统计，尼日利亚人和世界各国人相比是最快乐的人，也许和不看好莱坞的电影有关。此地之所以盛行“快乐时光”，也是因为没有电影院可去。听说法国电影在法国文化中心的露天广场上放，所以我们都换上长袖衣服和长裤。在阿布贾生活，基本不穿皮鞋袜子，天天赤脚穿凉鞋﹑拖鞋。但这天晚上我们都严严实实地穿上袜子皮鞋，并且在脸上手上涂满防蚊药水。在阿布贾的自然食物环链中，人类捕食蜥蜴，蜥蜴捕食蚊子，蚊子捕食人类，无论奈何与否，大家都责无旁贷。法国大使馆的文化中心并不好找，我们开车在小街里传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进去不久，一些法国人来了，拖儿带女，又是食品又是水果，看来这场电影对他们也是一桩大事。但管理人员很快亮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致歉的话：非常遗憾，今天晚上有雨，不得不取消电影。
在阿布贾住得时间长了，发现最靠得住的娱乐还是“快乐时光”。
信则灵
清晨五点左右，我就会在咏颂祈祷的声音中醒来。穆斯林教徒们开始每天的日出祷告了，领颂者在电喇叭里的长啸在黑沉沉的城市上空回荡，听上去竟苍凉得很，把人带到了古老的中东大漠。假如在这时出门，就能在我们的街口看见一群群祈祷的人跪在简陋的回寺里膜拜。街边的回寺简陋得只有一圈半截墙，人跪下时从外面只能看见一排排头顶，一旦他们趴下，外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刚到阿布贾时，我对这些半截墙很好奇，还往不雅的方面猜过。墙内的地上涂了漆，都是庄重但绚烂的颜色，有的还勾画出地毯的图案。还有比半截墙更简陋的，那就是在街边拦下一块地方，清扫干净，两头挡上长板凳。这样无论谁走过，赶上祈祷时间，马上就可以加入进去。也就是阿拉之下，不分亲疏，皆兄弟也。我刚来此地时，看见人们无论走到哪里，手里都提一把塑料小茶壶。后来知道那壶里装的水是随时供他们净手净脚，准备一天五次的跪拜的。我们的司机伊布拉罕姆是穆斯林教徒，十分虔诚，我给他的瓶装矿泉水，供他出车路上喝，若途中遇上祈祷，又找不着水洗手洗脚，他便从嘴里省下水净化一番。他还在车子里放一块小毯子，祈祷时就拎下车，找块干净也清静的地方铺下跪拜。有时我进商店，或图书馆，出来便看见他跪在他的流动回寺里，闭眼祷告。他一旦感觉我走近，就会一纵身跳起来，脸上有一点过意不去的笑容。我总是告诉他不急，我可以等他完成祷告再走。他却从来不让我等，说他能在有空时补拜。他过去开银行的押款车，常常一整天都没空，晚上要花很长时间把五次祷告都补齐。
我们路口有一幢空房子，楼上没封顶就被停工了，据说是由于缺乏资金。阿布贾到处有这种未竣工的废墟，里面住著无家可归的人。英语把这样的人叫作“squatters”，“蹲点户”的意思。我们路口的蹲点户一共有三家，每家有四五个孩子，合居在楼下的四五个房间里，门口种了几株玉米，辣椒，草地上摊着洗过的衣服，看上去是来自慈善机构旧货。孩子们平时穿得很破旧，小男孩们干脆赤身****。一到礼拜五下午就不同了，全都穿上了盛装，小姑娘们长裙坠地，头上罩着纱巾，严严实实挡著下半个脸。女人们也都是一身蕾丝或刺绣，男人们上有帽子下有袍子，相当于美国人的“Sundaybest”。礼拜五下午是他们去正规回寺的时间。阿布贾任何一个住宅区都有一、两座相当考究的回寺，头顶货架的流动小贩也好，处处为家的乞丐也好，都可以就近加入星期五的集体祈祷。我们的司机这个时间是不开车的，除非有非常紧急的情况。回寺里不分贵贱，毫无歧视，只要你进门前把鞋脱了，都允许你在那一刻高尚一下。市中心的回寺是阿布贾最华丽、辉煌的建筑，巨大的金色拱顶在城市的任何一个方位都能看得见，是观光这个城市的第一大眼福。有一次，我和街口蹲点户中的一个女当家的聊了起来。她的英文生硬，但一探讨起宗教，表达力立刻提高，词汇量也大了。我见她穿着艳丽的长袍，问她是不是刚从回寺回来，她说是的。她问我去哪个寺庙，我说哪个寺庙也不去。她笑起来，说：你看我忘了，你们是礼拜天去教堂的人。她把我当基督教徒了。我说我丈夫偶然去一回教堂，我不去。她楞住了，半天才问：那你去哪里？我说去朋友家，或者去超市，或者去游泳池，实在没地方可去，我就去后院的蔬菜小农场。她看着我，不知该拿我怎么办。我说我是无神论者，只信达尔文和真、善、美。她问我的父母去什么教堂，我说他们也是什么教堂都不去。她觉得太可怕了，问：你们的老辈都不信教？我说他们信马克思主义。她问：那是什么教？我说你把它当成教也可以，不过一当成教，恐怕它就变糟了。她不太懂我说的是什么。她说她从来没碰见过一个象我这样的人，既不去回寺也不去教堂。我觉得她在那一刹那是可怜我的，形而下地看她是无家可归的蹲点户，形而上来说，我却是个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连蹲点都没个地方蹲。虽然我走在这条马路上被人称作女士或夫人，坐轿车住大宅，穿戴人五人六，但我心灵低贱，精神上饥寒交迫。虽然他们楼上没屋顶，楼下缺门窗，顿顿吃木薯，但他们一切有上帝当家。她看着我这个不幸的人，很想帮帮我，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的回寺看看，我说谢谢，不了。过了几天，我们又碰上了，她说：假如你有不再穿的衣服，裙子，可以送给我。我回去取了一些旧衣服给她，她说祈祷时她一定代我求主保佑。我在她眼里是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人，到处瞎闯荡，又没有一个神灵向着我，太不不堪一击了。这个蹲点户的居民从大人到孩子对我都非常友善，只有一次和我反目：一天清早我带着我的狗可利亚出门散步，刚走上废墟楼对面的人行道就听他们怒吼，叫我立刻带着狗出来。我一回头，见五六个蹲点户男女全板着脸，责问我怎么不脱鞋就进到他们的临时回寺里去了，居然还带着狗。可利亚平时和他们的孩子亲密无间，看孩子的情分他们也不该在说可利亚象说什么秽物。我两头看了看，地面是比原先干净，还有两个凳子放在两边算作前门后门，我居然穿着一双脏鞋，牵着一条脏狗，就这么破门而入，在他们的圣地肆意糟蹋。我说：可这是人行道啊，至少昨天还是人行道。其中的一个男人说：你昨天也从这里面走过？它早就不是人行道了！我这个无神论者此刻就是一个反面人物，在他们正义而愤怒的目光中灰溜溜走去，可利亚夹紧尾巴，消失在满地落花的路尽头。
中午到下午的祈祷比较频繁，有时走进店家，会发现店里一个人也没有，都去清静的地方祷告了。一次我走进一家礼品店，货架上的东西全是开放式陈列的，体积很小，最容易让人顺手牵羊。尼日利亚的窃贼世界有名，可以从欧洲偷本次轿车海运回来倒卖，尽管回教教规有躲手的惩罚。而这家礼品点居然让人长须直入，各取所需。我看中了一条有土著图案的桌布，大声问：有人吗？生意做不做？没人回答。我想这个老板要么就是个马大哈，要不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神父那样的人物，相信慷慨最终会教给人“活著是为了给，而不是为了收。”我向门口走的时候，吓了一跳，门后的角落里跪着一个中年男人，口中念念有词。假如谁偷了什么，肯定是出不去这扇门的。也许他相信在他和上帝对话的时候，小偷会不看僧面看佛面，暂时提高一下境界，光大一番美德，对他的人性缺陷加以克制。我见店主如此专著，就轻手轻脚的跨出了店门。刚坐上车，司机说：叫你呢。顺著他摆头的方向，我看见店主已跑到门口来了，想把一桩几千尼拉的生意挽回。不过我的购物热情远不如他的宗教热情持久，眨眼间就过去了。
有一天我们的管家希望小姐宣布从此往后的五天里她都不吃饭，因为她参加了教堂每年一度的斋忌周，每天晚上祈祷结束才能进一点素食。她白天的劳动量颇大，楼上楼下地搬吸尘器，我问她何以吃得消。她承认体力是差一些，但一旦吃了东西，违反了斋忌规定，她会很不愉快。到了第五天下午，她向我请假要早下班，说他们教堂要守夜，并且唱一夜诗。过了一会，我见她从院子里穿过，脸上化了妆，穿着他们民族的节日盛装，匆匆走去，情绪非常好，步子都是弹跳的。第二天我问她一夜不睡累不累，她说开心极了，累也不在乎。
这天晚上又路过蹲点户的荒楼，所有窗户黑洞洞的，大孩子背着小孩子在门口的空地上忙碌家务，炉子里的火光是他们唯一的照明。我发现常和我说话的那个姑娘也在黑暗里忙着什么，就走过去和她打招呼。走近我才看到她胸前的布袋里包着一个四五个月大的婴儿。我问她的孩子多大了，她说不是她的孩子，是她的弟弟。她至少有二十岁了，还有个那么小的弟弟，大大小小排下来，她一家有七八个孩子。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和邻居们去回寺了，她因为要做饭而留在家里。我顺便问了一句，晚饭吃什么呢？她高高兴兴地说，你看，我们吃蔬菜沙拉。她手里拿着小半棵卷心菜，向我扬了一下。还有木薯，她补充说。回去的一路我都在想，她可以把那一点点卷心菜叫做蔬菜沙拉，可以兴高采烈地拿它当一顿丰盛的晚餐等待母亲从回寺归来。
这时我走到一条大路旁，路灯坏掉了将近三分之一。灯下徘徊着卖香蕉的孩子们，头上顶着摞成宝塔形的香蕉等待交通堵塞发生。一旦堵车，他们就会涌上去兜售。路基下是一大片荒草，荒草深处有一座矮房子，一个粗糙的木头十字架表明这是一座教堂。教堂面积不小，没有门窗，因为任何地方都可以进出。有些墙面是塑料布围成的，另一些墙面是破碎又拼合的石棉瓦。房子里挂着一盏大灯，电来自于一部老发动机。在马路上行走的人可以看到里面整整齐齐坐满了人。教徒们正在进行一星期三回的圣经学习。教堂尽管简陋破烂，但属于那里面的大集体会很充实很安全。
一个周末，我和来瑞出去长途步行，路过那座教堂。我叫他猜那是什么地方。他看了一会，说：“看起来像个教堂的废墟。”我告诉他不是废墟，里面活动繁忙着呢。几个星期之后，大雨刚过去，天地间还有一层雾气。我们打算去教堂里面参观一下，却发现它消失了。来瑞告诉我：“政府正在拆除违章建筑物，可能用推土机把它夷平了。”看来无家可归者连精神家园也没有了。又过了几天，教堂又出现了，原来是雨季的丛里植物长得过分高大，加上雨雾，把它遮住了，所以从马路上看，它便消失了。但无论如何它逃不过被夷平的命运，因为城里比它像样的多的建筑正在被夷平。政府似乎也相信我们曾口口声声说的“不破不立”，但“破”的能力很大，“立”就得慢慢地等，等钱，等原料，等贪污的、受贿的，各路神仙都揣满衣兜。但愿政府的推土机也发生目障，让那座无家可归人的教堂永远隐没在丰厚的热带植物里。
行路难
一到尼日利亚就发现行路难。国家政府收纳了人民的税务，却连公共交通设施都不提供。这个首都城市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就是“奥卡达”，意思是“摩托计程车”。奥卡达在大街小巷游串，招手即停，迅速贼快，生死由天。司机不戴头盔，顾客当然就更不戴了。阿布贾城市特色为多弯，坡大，石头遍地。(这是个出产各种昂贵石料的国家，一堆击碎的铺路石，也是花岗岩)一部奥卡达从坡上冲刺下来，遇急弯滑翔而过，灵巧如耍马戏。我从来统计不出每天奥卡达的交通事故率，因为媒体放眼大事，民间对生命似乎也看得很开，乘奥卡达丧生的危险和虐疾、爱滋、上层社会的压榨、警察的“误杀”相比，应该算是最小的。所以奥卡达的危险只对惜命者而言。我出去散步，常看见路口聚着一群人，一打听，都是拦截奥卡达的。奥卡达就稀少了，假如要搭乘它去教堂或回寺，大概会在上帝和真主那里常做不守时，不守纪律的人。
有一次我烧菜烧了一半，发现买来的红辣椒不辣。这是个不辣不美味的菜，做出来也会煞风景。我便和我的女管家希望小姐说：“这里买辣椒象是摸彩，不切开来不知是辣还是不辣。”的确如此，当你需要不辣的辣椒时，常常也会事与愿违。买辣椒的小贩们很会察颜观色，两句话的交流，他就能断定你是想买哪种，断定出你想买辣的，他见风使舵，告诉你他的辣椒何如之辣。奇怪的是本地辣椒从外型和气味上很难判断它的滋味，除非你有着本地的采购经验，如希望小姐。过了二十多分钟，希望小姐拿出一包红辣椒，放在洗菜池里。我问她哪里找来的，她说她刚去了一次市场。市场离我家开车得半小时，她二十多分钟已经满载而归。我问她怎么来去得如此神速，她笑着跳到一边，大声说：“你不让我乘奥卡达，但你看看，它有多快！”有时碰到堵车，奥卡达便到人行道上去开，大车进不去的路，对奥卡畅通，除了丧生之险，奥卡达一身美德。
再一看希望小姐的装束，我又不解了，她穿一条长裙，很难骑坐在奥卡达后面。她避开直接回答，说：“坐惯了就好了。”非洲女子的裙子十分典雅，全都长及脚踝，从腰到膝是紧裹的，只在膝盖以下散放开来，形状象美人鱼的尾巴。这个国家食物紧缺，没有发胖之忧，女孩子们都苗条秀丽，穿上长裙，优点更被强调出来。当然，她们穿长裙也有宗教上的原因。街上从来看不见超短裙或短裤，我们这些休闲装到处穿的人，一定会被她们看作不够检点，有伤风化。可长裙子如何骑坐奥卡达，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个谜。大街上的奥卡达来如风去如电，很难看清女子们解决长裙的麻烦，处理腿与裙、裙与座的关系。
上了大街，一有奥卡达的声响远远传来，我便站下来等。有一次碰巧看到一个年轻姑娘，头上顶个大塑料盆，盆里装满冰块和鲜鱼，站在街边等奥卡达。我牵着爱犬可利亚，站在她身后。这出表演会是高难度的，她即便人上了车，鱼怎么上车?我很有耐心地陪她等车，有些居心不良，看好戏的感觉。
终于从通往高尔夫球场的土路上飞车而来一辆奥卡达。土路口横拦一块大木牌，几乎封锁了进与出，上面的字写道“私人地产，禁止一切车辆、行人、牲口通过”。但从来没见这段警语生过效，大家照样自由穿行，尤其奥卡达，畅通无阻。人还得小心翼翼从木牌旁边穿过，奥卡达杂耍似的一溜边就过来了。停得也漂亮，眨眼间已停在卖鱼女子身边。两人悄声抬价杀价，交易达成，卖鱼女子一提溜长裙，紧箍在大腿上的那一截被提高到臀部，膝盖下如喇叭花的裙摆便到了大腿上，不知怎么腿向后一偏，如同稳坐马鞍一样骑在了后座上。她做这一套动作只用一只手，另一只手还得扶住头顶上的小型水产商店，看上去不轻，有二、三十斤的鱼再加冰块。
我为他们“双人飞车加顶盆”的绝技给震了，目送他们向无路灯的大街驶去。我猜想卖鱼女子是回教徒，要不就是奥卡达司机是回教徒，因为她上车之后手不去扶司机。双手大撒把，头顶上还有辎重，两腿被长裙约束，真是惊险之极！一百米外是大街，奥卡达车身偏斜，转过弯去，前后配合之默契，仿佛经多次排演。司机的身体与乘客在转那个急弯时，形成的完美平衡让我目瞪口呆。这动作需要多彻底的信赖才能完成?首先乘客得完全信赖司机，让他为她的性命负责，再是司机信赖乘客的顶盆技术，万一失重，破坏了他的平衡，也会人仰车翻。既然都无法信赖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大家只能把信赖给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另一天的清晨，我看见一个女孩顶着一锅煮熟的玉米乘坐在奥卡达后面，刚下过雨，地上一洼洼积水，奥卡达左右绕着水洼舞大龙，从锅里冒出的水蒸气很是温暖香甜，逶延一路。还有更绝的；两个女子想分担一份车费，招了一部奥卡达，司机面有难色，又不甘心放过这笔生意，让她们各自添一点钱，便叫她们上车。毕竟已经是晚上八点，生意清淡下去。我马上站下来，想看“三人飞车”怎样进行。两个女子全穿长裙，这个难度就够了。我看第一个女子右腿曲起，先跪在后座上，腿再从座位另一边伸下去，两腿踩到前面的杠子上。第二个女子把自己硬挤进几英寸的空座，身体紧紧靠在前面女子背上。三个人合成了一个人，车子照样灵巧如燕。
听我们司机说，一个奥卡达司机每月可以挣三、四万尼拉。算一算他至少可以养三个孩子，租一处不错的住房，假如是回教徒，娶得起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妻子，一星期两餐荤，孩子也上得起学。我们司机挣得还不及一个奥卡达司机。问他为什么不买部摩托车，也做奥卡达生意，他回答买不起车。只要买得起车，就等于保障了小康生活。乘奥卡达便宜，再穷的人都乘得起，所以生意一跑就很旺。
虽然奥卡达不安全，但它填补了政府公共交通的空白。邻近阿布贾的一个州极其贫穷，州政府为创造就业机会进口了五千辆摩托车，低价卖出来。不过五千辆上了奥卡达牌照的摩托车很快在那个州消失，在阿布贾浮现。阿布贾车费高，雇车的人也多，所以他们开着故乡政府为他们创造的就业机会，直奔首都。
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女人乘坐奥卡达，前面抱个婴儿，后面背带里背着一个岁左右的孩子。这是一道奇观。奥卡达飞车表演，看到此，叹为观止。没想到前几天又看到一个更绝的：乘在后面的男乘客带了一件巨大的行李，有一立方米的体积，包裹在中国流动人口常用的尼龙市场包里。这种包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大陆，极其牢固，份量又轻，盛装量大，盛行在做服装买卖，进城找活干的流动人口中。它们一律白底、红蓝条为饰，便宜耐用。在尼日利亚，这种包也流行得很，各种小贩，流浪者，邻国的偷渡客都用。有一度加那经济萧条，而尼日利亚的经济还不象当今这么惨淡，大批加那人偷越国境，来尼日利亚谋生。加那人都是带着这种包过来的。那一阵这种包在尼日利亚被叫作“加那人必滚蛋包”。我看见的奥卡达乘客便是用的这种包，不过比一般的大许多。看上去他是个卖民间织物的小贩；把织品从民间收搜上来，到大都市走家串户，卖给收藏异国情调工艺品的外国使者。他和奥卡达司机商讨了一个价钱(大概要多付一倍车费)，然后自己骑在后座上，把一立方米体积的大包袱搁在司机怀里，他的双手再从司机后腰抄到前面，扶住大包。司机的下巴搁在大包顶上。身子和车把之间，隔着大包袱，好在非洲人体形好，长臂长腿，否则这样的双璜飞车是不可能的。
写到此处，听见墙外小道上奥卡达鸣笛而过。天色极暗，一场热带大雨正在逼近，全城不积压有多少奥卡达司机和乘客将破雨飞驶，那将更加惊险。我想哪天也惊险一回，乘一次奥卡达，但美国大使馆有禁令，不准它的官员和家属乘任何本地人的车。
鱼吧
尼日利亚河流并不多，却盛行一种餐馆，叫“FishBar”。顾名思义，就是“鱼吧”。在那里可以喝酒，吃烤鱼。因为它随便，不讲究着装，打烊又晚，不但吸引在阿布贾的驻外人员，也是本地人结伙作乐的地方。客人喜欢它是因为它低廉的价钱，店主喜欢它是因为客人常常多付钱：这种鱼吧一律没灯，每个桌上一枝蜡烛，账单看不清，就会按口头报的账买单。再说付账时客人一般都醉了，好脾气，醉眼朦胧加烛光朦胧，少找点零钱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计较。在阿布贾吃晚饭平常时间耗时两三小时，在鱼吧最少也得四小时。讲究的鱼吧还有乐队歌手，到半夜十二点拉将出来，一直狂欢到天明。没有去过鱼吧的人等于白来了尼日利亚，没有在鱼吧待到天明的人等于白去了鱼吧。
鱼吧一般设在一条小溪旁，水边长着厚厚的丛林植物，水是从来看不见的，所以是小溪还是水沟不得而知。在芭蕉树下开一块地，坑洼不平的地面摆上塑料桌椅。有的鱼吧沿着边缘搭出棚子，用棕榈叶铺顶，首先是防雨，其次是添加情调。靠近门口放着几口搪瓷大浴缸，里面盛着鱼和冰块。鱼都叫不上名字，味道却极其鲜美。只有一种叫“脱皮亚”的鱼是我们熟悉的，所谓的“非洲鲫鱼”。体积却比我们在美国间的要大很多，所以开始是不敢相认的。敢吃也是因为看不清楚，只有舌头当家。烤鱼的涂料爆辣，就着冰啤酒，和酸洋葱一块吃，非常可口。我们总是成群结队的去吃鱼吧，把三四张桌子拼在一块，点上蜡烛，人人面前一瓶啤酒，用手指捏起鱼肉，吐出的鱼骨头也可以随手扔在泥土地上。有时鱼吧的生意火，来不及烤鱼，三四瓶啤酒下肚，鱼都没端上来。客人抱怨，就会有侍者过来打招呼，说：“Yourfishisonfire.(你们的鱼着火了)。”第一次大家都吓了一跳，但很快明白按照尼日利亚英文的意思，是说鱼正在火上烤着。
一天晚上大家又在鱼吧聚会，由于客人多，鱼“着火”的时间特别长，因此都已经提前喝醉了。烛光里看见一位动人的非洲姑娘坐在角落，穿得比鱼吧的食客都漂亮雅致。别人说笑她不答话，只是自斟自饮，自得其乐。在座的人悄悄打听她是谁，回答说大概是某某带来的，常常见她出现在聚会上，上周五在英领事馆的“快乐时光”酒会上也见到过她，前几次吃鱼吧都有她。但是和某某一对证，某某说不对呀，这姑娘并不是他的朋友，但看着她脸挺熟，总是和哪个朋友一道来的。在阿布贾的驻外人员圈子里，也有交非洲女朋友的年轻外交官，但这个姑娘确实没有主。我们互相看看，一群人有二十来个，到底谁把这个神秘女郎带来，还不认账。有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顾及到保密和安全，便假装聊天对她盘问起来。问了几个回合，她似乎说不清因为谁的关系她出现在此地，但她似乎又叫得上所有人的名字。
鱼上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就是否撵走她悄声争论起来。大部分人说光线那么暗，面孔都看不清，万一真是谁的熟人，撵错了人以后多尴尬。一小部分人坚持要揭示她的真实身份，认为她说不定做错了桌，看错了朋友，抛错了情分，黑灯瞎火的，弄出性骚扰冤案来，就麻烦了。我们交头接耳时，姑娘毫不察觉，从容地用染着蔻丹的手指尖捏起鱼，往涂着唇膏的嘴里送去。渐渐的鱼只剩下一个头，一个尾，一条长长的骨架了。想从上面捏起肉来第一要眼睛好，第二要耐心。这两条看来姑娘都具备。我们都静下来，听那个主张揭秘的人说：“小姐你大概坐错桌子了吧？我们这个桌上的人一致否认认识你。”姑娘看了周围一眼，大眼睛波光粼粼。她说她绝对没有坐错地方。“那你是跟谁来的呢？”她看了左边又看右边，似乎带她来的人把她丢在这里跑了。我们发现她不如刚才那么从容了，有一点慌乱和窘迫。我们这位朋友又对她说，在如此光线昏暗的地方，坐错桌子也在所难免，及时纠正就是了。姑娘不说话，也停止吃喝了。另一个说既然是坐错了地方，就请离开吧。姑娘看了所有人一下，样子有些可怜，像是想找个人为她求求情。女性们不忍心了，小声说算了吧，她能吃多少喝多少。男人们却原则坚定，认为问题不在于吃喝。大家都沉默下来，情形对姑娘可谓残酷。又有一个人说：“小姐，真对不起你。你看我们记性实在很坏，谁也想不起和你做过朋友。只好再见啦。”
姑娘从窘迫变得惊讶，又变得悲哀。她简直不能相信，天下会有如此吝啬的一群人，吃都吃了一半了，还要请她离席。吝啬不说，还绝情，即便不是朋友，一块肩并肩，肘挨肘地吃鱼吧也吃过好几回了，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难道就不能给她留点面子，让她体面地吃完这一顿？她又看了所有人一眼，真的找不出一个心肠软些的，稍微好客些的？哪怕一个肯为女士担当的汉子也行，此刻挺身而出，帐算在他头上，把她留住？所有希望终于全落空，她慢慢站起身，大大的眼睛里充满哀怨：你们可真够狠的，可真做得出来！她整理了一番细长裹身的裙子，姗姗走了。我们确实感到悲哀，只是不止是为她的厚颜，还是为我们的狠心。
据说在阿布贾混这类酒会餐会的人并不鲜见。是因为尼日利亚收入太低，人们想吃点免费菜喝点免费酒，便出现了这种现象。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找不到解答。我们中有人说，也许当地女人想结交外国人以脱离这个贫穷的国家，便设法进入各种聚会。试想那个漂亮姑娘常常装扮一新，闯进陌生人群，靠几杯酒壮胆，随时冒着牺牲尊严的危险，寻找一份渺小得几乎不存在的机会，是容易的吗？实在太难为她了。得益于鱼吧的昏暗，姑娘的面目至少没有被赤裸裸揭示出来，给她以后潜入其他聚会保留了余地。从那以后，再去昏暗的鱼吧，大家都左右看看，别又糊里糊涂替一个陌生的美貌女子付了账。
种豆得豆
扁豆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雇用清洁工
去尼日利亚之前，我就一再在住房申请上请求大使馆分一幢带后院的房子给我们。根据我有限的知识，非洲的植被不同于中国和美国，我怕买不着吃惯的蔬菜。到达阿布贾之后，打开客厅的后门，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了许久的。
第二个礼拜我设宴邀请了管理员，意图拉拢他，让他准许我在院子里开个中国蔬菜农场。这意味着要毁掉院子里现存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芜尽管荒芜，毕竟勉强可以叫它后花园。管理员表示他对我的垦荒计划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告诉我院里雇用的清洁工可以做我的帮手，打发给他三两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于美金两块八角，看来殖民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谱写的。
清洁工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子。不过尼日利亚人几乎个个都瘦，所以瘦不能作为一个形象特征。其实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绿工作服，戴一顶棒球帽，早上七点就来扫院子。他扫地的姿态很痛苦，两手握一把一尺多长的扫帚，扫起来人得弓成一百二十度。扫帚是用一种草枝扎成，很像中国的老式刷锅刷子，与其说他是扫院子，不如说是刷院子，一寸一寸地刷，院子便给他刷成了偌大个锅，干净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听见那坚硬的刷地声响在我窗外，却看不见人，可想他弯腰弓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国带去的长柄扫帚，示范他如何使用，他却诚惶诚恐地笑了，说：“夫人，那样会扫不干净的。”我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这样扫地，都扫得很干净。他又笑，真正的明目皓齿，说：“非洲人都这样扫，从来都是这样扫。”说着他又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扫着向前走去，后脊梁上的脊椎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绿工作服下面。为五斗米折腰，折成这个角度，折这么长久，让我心里出现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实施垦荒计划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把我要在后院实施的垦荒计划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半已经咧嘴笑了。这天太阳特暴，早起的气温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顶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亚麻布衬衫，若在一个电影镜头里，我大概就是女种植园主了。两三百尼拉就能垦一片荒，我也开得起千顷橡胶园，我也会发死。等我张开嘴时，两三百却成了一千七，一个准确而肯定的数字，像经过深思熟虑吐出的。讲出这个价码，连我自己都觉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认为公道吗？”我问他。他只看着我。也许他嫌少？也许他要跟我还价？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把讨价还价作为娱乐，你不给人家娱乐怎么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价，我该怎么压。可他突然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发现后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条齐齐的田垄。垄面上铺了一层和着畜粪的肥土。我从来没有种过菜，打开一包中国带来的菜籽，便大手大脚地播撒起来。五分钟之后，三垄地全下了种：扁豆，尖椒，香菜，上海青，鸡毛菜。过后的两天，我完全忘了菜园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过后院，突然见一片密密的绿芽，苔藓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原来撒种籽大有讲究，像我这样的大手笔，后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后，扁豆吐须了，我隔着客厅的玻璃门，看见清洁工扛了一些树干，支在扁豆苗旁边。他原来十分有心，树干是打理院内树木时砍下的乱枝，他却没把它们做垃圾扔掉，搜集起来，打得溜光。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分内工作。
又过了两个星期，按菜籽包装袋上的说明，第一期收获就该此时开始了。但上海青还不比鸡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长”这句话来。我蹲到两条田垄之间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须，摘掉黄叶，站起身发现这桩农活竟让我干了一个多小时。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紧翻慢翻，大部分还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气飘逝而去，盛进盘子里的一点儿，就像孩子玩过家家了。但市场上买回的菜太老，纤维又结实又多，简直可以在肚里纺线。相比之下，这一口青菜就是宫廷极品了。
化肥毁了菜园子
因为菜种得太密，上海青始终小巧玲珑，没有长出它们应有的体积和高度。但它们还是一度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场。来不及吃的，绞碎了做饺子馅儿。最后吃出一个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经不住这样吃。于是决定改种韭菜和黄瓜。播种十多天之后，地面才出现一点绿影子。又过一阵，能看见几撮绿色发丝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摇，奄奄一息。这天看见清洁工站在地头上，偏着脸看它们。似乎不把脸偏成那个角度，根本无法看清那若有若无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样为韭菜的病弱发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签了非文字的协议：他替我拔草浇水，总之菜园里有什么零活他就顺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厅后门，他问我这是什么菜？就该这样细吗？我说至少该粗十倍才对。他说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饭桌上联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粪来，就决定使用化肥。
卖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剂量，我大致转述给了清洁工：两种白色粉末，搀和在一块，撒到土里就行了。他有点犹豫地看着我，问道：“那个卖化肥的人听懂你的话了吗？”他是指尼日利亚的生意人常常没听懂英文就热情地一个劲说“Yes！”我说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伟大的科学，就照他说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后院，一下子惊呆了。三垄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豆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仅把菜苗烧死，简直就给它们来了一场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点儿灰烬。施得过量的化肥白茫茫地浮在泥土上，夜间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错在我没有把剂量听清，还是错在清洁工没听懂我的话也热情急切地说“yes！”了？或许化肥压根就是伪劣品，就像充斥尼日利亚市场的伪劣品一样？不知哪个环节上的大错，毁掉了我的中国菜园。
回到屋里，我发现清洁工没有按时出现在后院。有时从楼上看见他在剪枝或扫地，忙换上鞋，开了门出去，但一到院里，又看不见他的人影了。几次之后，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园就死在那里，幸存的扁豆从废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点一点向高处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养分，每时每刻地拔节，很快菜园又要恢复成那个冷清荒芜的院子了。
渐渐地我也不想为难清洁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动去找他。发工资的日子在迫近，面对一个毁了的菜园，我不知拿出钱时两人会不会尴尬。我想告诉他：“没关系，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会相信我。
惟有扁豆仍青绿
一天下午，大概离“化肥事件”有十来天时间了，我在家里写作，听见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说。隔壁是女佣和警卫们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边热闹，不断有人穿过前院，跑到游泳池边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块取饮料，瓜果也是预先切好冰镇下的。做晚饭时，我问我家的女服务员希望小姐，下午他们在热闹什么。她说是在开欢送会。欢送谁呀？那个清洁工，他被调离了。为什么要调离呢？这就不知道了。美国大使馆有好几个宿舍区，他被调到另一个宿舍区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调离的，他认为在这院里捅了娄子，留了把柄，长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对我给他的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这样的小心是从他的祖辈传下来的，从殖民时期贯穿到现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潜意识中。假如我告诉他我的家乡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地，他大概会觉得，我们之间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们的晚餐桌上开始出现扁豆。不仅我们的餐桌，邻居的餐桌也有这道中国菜了。扁豆的生命力怎么这样强呢？爬到了架子的顶梢，无处再爬，就把带着微紫小花的须冉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荚已炸裂，豆种已自择落脚之地，第二代的苗儿已生长出来，东一株西一株，长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气派。其实我很少去后院了，不愿看一块伤疤似的。但扁豆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彼岸
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成田机场停留四小时。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六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二十四五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认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分子。
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
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
都是他一个人的。
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
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
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
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块美金。
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
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
“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
“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个调。
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三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幺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十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幺叔。
就是那样的三年。
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影碟，村子上方，飘着中国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
至于打渔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豪气地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
怎样挥霍？
到小馆子里，喝啤酒。
这就是他的挥霍。
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
当然啊！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喝了啤酒，就会到发廊里坐坐，里面的小姐都从中国去的。
我问他有没有挥霍到小姐身上。他说没有、没有。但我猜是有的。地图上都难找到的一个小岛上，他遇上一个她，在她身上花些风浪余生挣来的钱，也不完全是一场风流生意。故乡的好的丑的，在小岛上都有一份，却好的丑的混为一体。
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冒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出海打渔，九百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
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儿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
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邻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
农机旧了，坏了呢？
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渔。
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
不怕！
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三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
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的幺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
赤贫魅力测试
我身无分文地出了门。那是一月的芝加哥，北风刮得紧，回去取钱便要顶风跋涉半小时，无疑是要耽误上课了。
这时我已在地铁入口，心想不如就做个赤贫和魅力的测验，看看我空口无凭能打动谁，让我蹭得上车坐，赊得着饭吃。我唯一的担心是将使芝加哥身怀绝技的扒手们失望。
“蹭”上地铁相当顺利——守门的黑人女士听说我忘了带钱，5个一寸长的红指甲在下巴前面一摆，就放我进去了，还对着我的后脑勺说：“要是我说‘不’你不就惨了?你该感谢上帝，我一天要说99个‘不’才说一个‘是’呢！……”
她笑得很狰狞，像个刀下留人的刽子手。
12时59分下课，很想跟同学借点午餐钱，又怕他们从此跟我断绝来往。
开学那天，一个大龄男生借了一位女同学9块钱，下面就出现了一些议论。所以，我打消了借钱的念头，饿死也得为我们大龄同学们争气。
所有同学都进了校内那个廉价餐厅，我只好去校外昂贵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一个意大利小伙子过来在我膝盖上铺开又硬又白的餐巾。我点了鲜贝通心粉，吃最后几根时，我开始在心里排演了。吃不准笑容尺度，但是不笑是不可以的，人家小伙子忙了半天，至少该赚你一个笑容吧。我眼睛盯着账单，手装做漫不经心地在书包里摸那个丢在我卧室枕边的皮夹，然后我已经分不清是真慌张还是假慌张地站起来，浑身上下逐个掏口袋。“灾难啊！”我说，“我的钱包没了！”
小伙子瞪着我。他耐人寻味地看着我自我搜身，一遍又一遍，然后摇摇头表示遗憾：“冬天穿得厚，扒手就方便了。”
我表示非常难过，如此白吃，还吃得那么饱。他连说可以谅解，都是扒手的错。他拿了张纸，又递给我笔，请我留下地址和电话。
我说这就不必了，明天保证把饭钱补上，连同小费。可他还是坚持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写完后我抬头笑笑，这一笑，魅力就发射得过分了，因为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楚楚动人的，问：“平时可以给你打电话吗?”我打着哈哈，说可以可以。
我打算徒步回家。
走在芝加哥下午3点的街道，风吹硬了街面上的残雪，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掉一根通心粉的热量。
很快我放弃了，跳上一辆巴士。
一上车我就对司机说我没有钱，一个子儿也没有。司机点点头，将车停在一个路口，客客气气地请我下车。
我红着鼻头对他笑着说：“明天补票不成吗?”他鄙夷地说：“天天都碰上你这样的！来美国就为了到处揩美国的油！”我正要指出他的种族歧视苗头，一只皱巴巴的手伸到我面前——是个老头，怀抱一把破竖琴。他把手翻过来打开拳头，掌心上有4枚硬币……
付完车钱，我立刻拿出我那支值10块美金的圆珠笔，搁在他手里。他说：“你开玩笑，我要笔干吗?”他摘下眼镜，给我看他的瞎眼。我问他在哪里卖艺，他说在公立图书馆门口，或在芝加哥河桥头。我说：“明天我会把钱给你送过去……”他笑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下了巴士，离我住处还有5站地，我叫了辆计程车。司机是个锡克人，白色包头下是善良智慧的面孔。我老实交代，说钱包忘在家了，他静静地一笑，点点头。到了我公寓楼下，请锡克司机稍等，我上楼取车钱。更大的灾难来了：我竟把钥匙也忘在屋里。我敲开邻居的门。我和这女邻居见过几面，在电梯里谈过天气。女邻居隔着门上的安全链条打量我。我说就借10块钱，只借半小时，等找到公寓管理员拿到备用钥匙，立刻如数归还。
“汤姆！”女邻居朝屋内叫一声，出来一个6岁男孩。女邻居指着我说：“汤姆，这位女士说她住在我们楼上。你记得咱们有这个邻居吗?”小男孩茫然地摇头。
我空手下楼，带哭腔地笑着，告诉锡克司机我的绝境，请他明天顺路来取车钱，反正我跑不了，他知道我的住处。他又是一笑，轻轻点头，古老的黑眼睛与我古老的黑眼睛最后对视一下，开车走了。
我想起田纳西·威廉姆名剧《欲望号街车》中的一句话：“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这句话在美国红了至少30年。
母亲与小鱼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弄成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十八岁的母亲，眼睛骄傲天真，却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着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回肠荡气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要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来、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枝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来走去。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着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条小鱼被串起来，用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经做得如此自如。总是在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醒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才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
又有许多的出版社邀请爸爸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一天。我们也看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决不会帮她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香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并且我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去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粗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觉，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去对门的小饭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她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走开，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懒地倚在阳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似疼一样“吱呀”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似的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这天父亲醉倒，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