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府署清代照片重见天日！府署重修能否实现？ / 开普饭

镇海楼重修

111年前照片重见天日

近日，潮州政府已经启动了潮州府镇海楼的重建工作，相信不久之后，它将为潮州文化及旅游事业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镇海楼的位置是在义安路与昌黎路交界处，现文化公园大门处。它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时被烧毁的，民国之初，曾有照片记录下被烧毁之后的镇海楼。

▷潮州府署被毁之状，图片来自@潮州老照片

镇海楼被烧至今109年，已经没人见过它的真面目。

潮州镇海楼重建，修旧如旧，谈何容易！

就在此时，多年来致力于发掘潮州旧影的潮州老照片君，辗转购买到曾经在2013年古巴的一场拍卖会上，拍得的一套清宣统元年（1909年）德国人到中国之后拍摄的照片。其中就有潮州镇海楼的照片！

照片的出现，无疑将为镇海楼的重建起到关键的参考作用。

举个让长光伯打脸的例子：

在以前长光伯写过的图文《潮州博物馆镇馆之宝“府楼猴”竟是这样幸存下来的……》中，就有民间流传的对镇海楼上府楼猴的描述：

府楼四面三层，一共十二条走廊，栏杆共有108根木柱，108只木猴就装饰在府楼那108条柱子上。

但是潮州学者陈贤武先生提供的黄少白先生（1888~1983）《我的一生》文中记载：

“我任第五队队长……直至九月二十七日经过一星期战斗，潮州府难以攻取，因为当时府楼建筑结构坚固，用石砌成围墙，左畔(有)楼梯可上，右畔有一个大钟，里面刻有梁山泊一百零八名好汉名字，早晚要敲108次，中间立有一位关羽塑像，楹头有十八只猴头堵住。……本人与孙丹崖、张碌村商议：清政府府楼结构坚固，若要攻破必须使用火、炮共攻，于是提议用火油泼入府楼然后扔下土制炸弹火烧府楼，结果终于攻下潮州府。”

黄少白是辛亥年潮汕起义军的指挥者之一，也是“火烧府楼猴”的亲历者。

这里明确写着，楹头有十八只猴头。

究竟是108只木猴还是18只木猴，多年以来潮州文史界多有争论。

然而老照片君拿到的照片，能清晰看到潮州镇海楼上确实有木猴，但肯定没有108只之多，所以黄少白先生叙述之18只木猴才是准确的。

另外，镇海楼整体结构、上面所挂“潮州府”牌匾造型及字体、大门前石狮形状……太多太多的细节，让镇海楼修旧如旧成了可能！

▷潮州府牌匾细节及牌匾两侧府楼猴

图片由@潮州老照片提供

▷潮州府署前的石狮及石碑

图片由@潮州老照片提供

镇海楼≠潮州府署

镇海楼究竟是什么建筑物呢？

镇海楼三楼正中间的大牌匾“潮州府”，让不少朋友认为镇海楼就是潮州府署。

其实，镇海楼不等于潮州府署。

准确来说，镇海楼只是潮州府署最前面的谯楼，是潮州府署的一部分。谯楼也称鼓楼，防御瞭望之用。

早在2018年，潮州知名学者曾楚楠先生撰写长文《重建潮州府署刍议》

其中写道：

明、清两代，历任知府几乎都有新建、改建府署设施之举措，至清光绪年间，署内、外设施计有：照壁、申明亭、旌善亭、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六房、仓库、官员生活区、迎宾馆、羁所、监狱、题名碑、土地祠、谯楼……等数十处。

其中“谯楼”指的就是镇海楼。

文中，曾老早有质疑108只府楼猴之说：府楼面宽仅三开间，而木猴体型颇大，以二公尺立一槛（栏杆柱）计，108只木猴需周长216公尺之栏杆方能容纳。因此，木猴之数量、功能、安装位置等问题，尚须进一步研讨而不能轻信“形家之言”。

黄少白《我的一生》及镇海楼照片的出现，更佐证了曾老的怀疑是正确的。

曾老更在中文中指出：“镇海楼”（谯楼）只不过是“府衙”范围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复建的意义与价值，远非复建“潮州府署”所可比拟。

附：《重建潮州府署刍议》全文

重建潮州府署刍议

曾楚楠

　　自东晋义熙九年（413），海阳县升格为义安郡，隋开皇十一年（591）改称潮州以来，郡城（即今之潮州市湘桥区）一直是郡、州、路、府治所之所在。至乾隆三年（1738），潮州府下辖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惠来、澄海、普宁、大埔、丰顺共九县（民国元年，南澳厅改为县，民国二十五年，大埔改隶广东省第六区，潮州府改称广东省第五区，仍辖县九），故民间历来有“潮州一府管九县”之说法。而体现上述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沿革，以及郡城作为潮州“首善之区”的标志性建筑，自非“潮州府署”莫属。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原“府衙”已改建为文化公园。前几年，据悉有关部门已将复建“镇海楼”列为古城区旅游发展规划项目之一。笔者以为，“镇海楼”（谯楼）只不过是“府衙”范围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复建的意义与价值，远非复建“潮州府署”所可比拟，因特不揣浅陋，缕述如下：

　　有关“府署”之文献记述

　　综合明嘉靖、清顺治、康熙、乾隆《潮州府志》，雍正、光绪《海阳县志》之相关记载，府署之沿革概况为：

　　唐、宋时原设于金山麓，宋末景炎三年（即宋帝昺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毁于兵乱。元至元二十年（1283）潮州路总管丁聚复建为总管府；明洪武元年（1368）改为潮州卫卫所；潮州府督粮通判张杰移府治于新街（今义安路）北端（即今昌黎路原市委、市政府驻地）。迄今已历650年。

　　复建潮州府署的初步构想

1、定位

　　自明洪武元年开始，原称为郡、州、路的地方政区（约相当于今之地级市）改称为“府”，故复建“潮州府署”，当然要以再现明代府署风貌为主，适当补入清代府署某些构建元素。

　　由于场地、环境、交通、资金等因素之制约，加上原府署仅存遗址而无任何实物遗存，故不必要也不可能将所有见之文献记载的府署设施复原，仅将其最主要的、能彰显府署地位与功能的部分予以复建即可，比如府署前之照壁，原刻有“贪兽吞日”浮雕，“贪兽”指神话中贪婪成性之饕餮，相传它吞下无数金银财宝、珍馐美食之后仍不满足，妄图吞吃天上的太阳，结果落得个碎骨粉身的下场。照壁刻此图案，能对古代每天出入府署的官员起清廉戒贪的警示作用。但照壁有一定体量，而府署前门正对义安路，自无复建以“断路”之理由。

2、建议复建之项目

　　（一）申明亭、旌善亭

　　申明、旌善二亭，系由朱元璋所倡立的、地方政府对民众进行教化的专门设施，一直沿袭至晚清。嘉靖《潮州府志·建置志》谓：“（嘉靖）二十五年（1546）知府郭春震……重建广盈、架阁二库，申明、旌善二亭。”惜未言及二亭之始建年代，以理度之，应是明初应诏令而立。

　　所谓“申明”，旨在申明教化，惩莠显恶。“如不孝不悌，殴骂尊长，乱伦兽行及一切奸盗诈伪，赌博宰牛，做状唆讼，歃结凶拳者，列名申明亭匾上，每名下俱各注略，一目了然。亭门仍各做栅栏，使过往者可望而不可入，所以防小人擦去丑名。”（清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30）而照朱元璋的解释，这样做可以“移百姓之瞻依，肃一方之教令。”能使人不敢轻易违法作恶。

　　申明亭内悬挂名为“板榜”的黑漆木匾，上了“黑名单”的人，须受本乡或里甲的管制教育，族人邻居也有随时监督的权力和义务。倘若违法者确有改恶从善表现，可由乡里申报，经相关部门官员核验属实，才能“于匾名下注‘改行’，直到六年无犯，始除去其名。如三年内有一二善事可据者，则三年即除去恶名。”（同上引文）故亭柱常挂有告诫性的对联：

　　试看真恶人，留此现毕生之丑；

　　能行大善事，准地洗前日之愆。

　　旌善亭则是用来表彰好人好事的场所。亭内同样挂红漆地的木匾。人行善事，“如孝悌、救急难、助婚丧、解纷息讼、化盗为良，赈饥施药、修桥路、施棺木葬无主之骸、拾遗金而不取，真实无虚者，题名旌善亭匾上。”（同上引文）据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载，宋代已有在乡里建“褒德亭”、“旌隐亭”以显扬做善事者的做法，大概朱元璋早年未发迹时对此乡间习俗感觉良好，所以当上皇帝以后便以政令形式推广至全国各地。

　　（二）正门

“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是流传久远的民谚。

　　衙门，是官府权力的象征，故大门之建筑，自当端庄凝重，以展示其“尊贵威严”，但又须严格遵照按等级营造之规定，不得僭越。

　　门匾是衙门性质最重要的标识，据地方志所载并参照国内现存实物，匾文以“潮州府署”为宜。而按天下官署均坐北朝南之通例，正门应依照故址、即今昌黎路北侧正对义安路口处复建。其格局建议按二层（上层为鼓楼，详见后文）三开间规划设计。

　　衙门为何会“八字”开？这是因为，正门左右，照例要分立两道砖墙，墙又须与正门横向基准线成300角，从正面望去，两面墙就像个“八”字。可别小看这两面墙，它可是一个相当“尊严”之物：

　　首先，它是颁布皇上“圣谕”的处所。依明代的规矩，每年从二月到十一月，皇帝都要在月初向民众口授“圣谕”一道，由文书房书写后先交“首善之区”即顺天府所属的大兴、宛平二县，再转颁全国。以正德十四年（1519）为例，“圣谕”的内容是：

　　二月，说与百姓每（们）：各务农业，不要游荡赌博。

　　三月，说与百姓每（以下每月首句皆如此，从略）：趁时耕种，不要懒惰农业。

　　四月：都要种桑养蚕，不要闲了。

　　五月：遵守法度，不要教唆词讼。

　　六月：盗贼生发，务要协力擒捕。

　　七月：互相觉察，不许窝藏盗贼。

　　八月：田禾成熟，都要及时收敛。

　　九月：收了田，都要撙节积蓄。

　　十月：天气向寒，都着上紧种麦。

　　十一月：遵守法度，不许为非。

“圣谕”须经常更换，而恭迎“圣谕”的场面十分隆重热烈，照例得有和尚、道士参与，像做水陆道场一般，官府还得有一支召之即来的乐队，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清末。由于“圣谕”越来越文绉绉（清代尤甚。如简称“十六条”的《御制圣谕广训》就有“笃宗族以昭雍漠”、“禁诬告以义全善”等语），而社会上文化程度低者、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又为数不少，故“圣谕”迎来后，官府就要搭台并请州、县儒学宫的师生们作一番“宣讲”，以利领会、贯彻。因此，“八字墙”以及前面的小广场，经常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其次，“八字墙”又是官府的“新闻发布栏”。所有朝廷、上司的谕示、政令，本级政府的告示、禁令，科举中式名录，大案判词，民事批文等等，例由主管官员署名（或与分管副职联名）发布。碰上自恃有才又爱搞点“噱头”的官员，有时也会贴出“花判“以吸引民庶眼球。如清·褚人获《坚瓠集》中，就抄过江苏长洲县县令梁廷桂一纸判决书，起因是一对夫妇吵架，被邻里告发，县太爷不予立案，文曰：

　　夫妻反目，常事；两邻首告，生事；

　　捕衙申报，多事；本县不准，省事。

　　总之，郡城府署八字墙前确是一个热闹的公众场所，在讯息相对闭塞的古代，又是一个沟通官民的信息中心。此外，府署所在的东府巷、西府巷（今合称为昌黎路），尚有官办的“铺房”（治安办公处）、“阴阳学”（民俗礼仪服务处）、“医学”（受理医药行政事务，为官员工役提供公费医疗，也为民众诊治）等机构，以及民办的旅店、茶馆、酒家、药铺等服务性行业。以上设施，在府署复建规划中应予考虑并体现，候条件、时机成熟后再实施。

　　（三）仪门

　　在正门与大堂之间，有石板铺成的甬道，中间立有牌坊，称为仪门，也称戒石亭或圣谕牌坊。

　　宋代的地方官厅中央，原立有上刻“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八个字的大石，故称“戒石”。后来移至甬道中央并盖了个亭子，特称“戒石亭”，明代方改为石坊形式。

　　仪门朝南的一面，刻有“公生明”三字。《荀子·不苟》谓：“‘公生明，偏生闇（同“暗”），端悫（正直诚谨）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荀子所谓的“六生”，本意在于君子之修身。宋儒周敦颐在《通书·公明》中加以发挥曰：“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已而能公于人也。”意为做人特别是当官的如果心存私欲杂念，绝对不能出自公心以裁定事物。到了明代的年富（明永乐中历官户部尚书，卒谥“恭定”，为官以廉正强直著称）则在《官箴》中提出：“公生明，廉生威”，“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畏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之为官之道。其中，“公则民不敢慢（轻视，怠慢）”又是官德中的重中之重，因而成为明、清两代的“官箴”并得到皇帝的认可而颁行全国，刻于官衙仪门之正面。

　　仪门北面正对大堂的一侧则例刻16个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是宋太宗赵光义从五代后蜀主孟昶《诫谕辞》中摘录出来、作为对天下官员的训谕语。到宋徽宗时，令大书法家黄庭坚书写后颁示各地衙门。因题款有“御制戒石铭”五字，故“戒石亭”又称“圣谕牌坊”。可以想象，当知府大人坐在大堂公案后的“正座”上，一抬眼就望见牌坊上刻写的16个大字时，总多少会联想到“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古训、从而对“上天难欺”心生敬畏吧？

　　（四）大堂

　　大堂是府署的主体建筑，是知府展示权力的最重要的处所。依惯例，大堂是三开间、硬山顶的格式，内外不宜施以过多装饰，以营造端庄肃穆的氛围。

　　堂中央开间之后面是“堂帐”（类似当今舞台上的天幕），帐后例设六扇门（又称中门），以供太爷升堂时出入。六扇门关闭后，正面要求严丝合缝形成一个如屏壁的平面（清代后期才在其上画上“波涛沐日”一类的图象）。中门前面砌有高尺许的平台，台上安长方形的公案及靠背椅，好让太爷展示出“高高在上”的威严。公案上按例摆上印包、签筒、笔架、砚台、黑朱两色毛笔、惊堂木等用具。台之两侧分别竖立“肃静”、“回避”的虎头牌。“堂鼓”则置于门口栏栅后东边角落的木架上，专供来不及写状纸的百姓鸣冤叫屈之用。

　　大堂之匾额文字向无定规，有的写“续奏弦歌”“弹琴而治”（用孔子学生子夏典故），或写“清慎勤”等等，最常用的是“明镜高悬”，有些地方并配上“能辨秋毫，天理昭昭悬明镜；不容邪恶，威风凛凛有法绳”的对联。

　　（五）六房

　　从隋、唐开始，中央政府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与之相对应的，地方各级政府也有不同名目的“曹”“房”机构。自宋徽宗大观（1107——1110）年间起，天下州县皆建士（吏）、户、仪（礼）、兵、刑、工六曹，统称“六房”。依光绪《海阳县志》之府署图所示，六房位于仪门与正堂间甬道之两侧，而紧靠大堂两端尚有“号房”与“承发房”，系处理文件、日常事务的类似今之政府办公室的机构，应同时列入复建府署规划中。

　　（六）职官题名碑

　　东汉·应劭曾经“图河南诸尹于厅壁，各为题赞，观者惕然”，此应为“职官题名记”之滥觞。至明代，“职官内（指朝廷内）而部、院、寺、监，外至藩、臬、州、县，并得题名公署”，已成定制。官署立《题名碑》，其意义和作用在于：将主管官员“勒名于方石之上，则不必稽乘考牒（即不用核查志籍文档），一举目而镜观存焉（即一看便如照镜子一样明明白白）。盖以示休劝（意为称誉、劝诫），匪特示久远也。”（明·陈一松《潮州府职官题名记》语）。因此，今尚可见的地方文献中就有元·李复《府官续题名记》、明·盛端明《潮州府职官题名碑》、陈一松《潮州府职官题名记》等三篇（道署、县署之《题名记》从略），惜原刻均已湮灭。

据当代学者佃介眉先生《曼痕·莫道地小无尤物》所载：

　　历代郡守题名记，立于府署堂壁，胪其姓字、籍属、阶级（指官阶）及到官岁月，自张联桂上溯韩昌黎三百馀人。光绪七年，联桂调职守潮，鉴于前序已佚，补作刻石。石长四尺，高半之，计行四十八，字六百六。岁辛亥革命，署毁，序记亦亡，余得其毡蜡（拓片），今亦无有矣。字似诚悬（唐·柳公权字），端庄可爱，辞亦茂朴，有某忠、某诈、某直、某曲，指其名而惊警之意。

　　佃先生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是光绪版《潮州府职官题名记》之目击者，且曾拥有该石刻拓片（惜“文革”中被毁），其晚年之回忆自然可信。可以想见，像这样一面竖立在府署大堂内，在某官姓名下给予“忠、诈、直、曲”等一字褒贬的《题名记》，对于主管官员及其僚属该有多大的警示意义与震慑作用！

　　我国现存年代较早的《题名记》是保存在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的《开封府题名记》。该碑收录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146年间，历任开封府长官共183人，包括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他们未即位前都当过开封府尹），以及名臣范仲淹、包拯、蔡襄、欧阳修等。故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开封博物馆之“镇馆之宝”。

　　遗憾的是，历代“潮州职官题名碑”均无实物留存。所幸者，“记”文尚在。因此，应在复建府署规划中，选择较有代表性的立于明万历五年（1577）的陈一松《潮州府职官题名记》刻石立碑，碑阴则据饶宗颐总纂《潮州志·职官志》所开列的自唐代张玄素至清光绪·陈兆棠之府官名录。为彰显《题名记》之意义与作用，可将其从大堂壁移至仪门西侧隙地。

　　（七）土地祠

　　明代官署内设土地祠，有其特殊的“廉政”意义。它的发明者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年他流落民间时亲身感受到元末吏治的腐败，所以在坐上龙椅以后，视廉政为维护皇权之要务。他也深知靠一己之力，难以兼顾天下所有的州县，因此想借助老天和土地爷之手帮他监督、治理，下令于全国“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3）复颁布惩治贪赃之法律，凡贪污白银60两以上的官员一律枭首示众，处斩后还要剥皮，其场所即在各官署的土地祠内，故民间称衙门内的土地祠为“皮场庙”。贪官被剥皮后，皮囊再填以稻草，悬挂于庙楹上，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正如赵翼所说的：“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同上引书）后来，这种做法虽逐步流于形式，但官署立土地祠却成为惯例一直延续至清末。故复建潮州府署，理当展现明代之风貌，予以立项。

　　（八）鼓楼（谯楼）

　　鼓楼通常设在衙署正门上方或前方街口处。顺治《潮州府志·建置》谓：明洪武元年（1368）到任的潮州通判张傑创建府署时，于正厅前“列仪门、六房、土地祠、迎宾馆、谯楼……成化九年（1473）知府陈瑄重建府堂、门房、谯楼……（万历）十一年（1583）知府郭子章重修谯楼。”乾隆《潮州府志·署廨》谓：“康熙元年壬寅（1662）知府宋徵璧重建谯楼。”乃知府署谯楼每隔百年左右辄重修一次，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鼓楼是我国古代衙门必建之物，原因是地方官署必须掌握、发布本地区的标准时间，这是体现官府尊严与统摄力的形式之一。报时的方式是擂鼓，每天早、午、晚三个时辰各擂大鼓三通，郡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楼听到府署传来鼓声后同时击鼓，全城官民人等便知道现时属法定标准时间的某个时辰。火药、火炮发明以后，很多地方在擂鼓报时之后，还要放炮，炮筒就安置在鼓楼下。一般是白天早、午、晚放炮，晚上初更、三更、五更擂鼓。而是否准时击鼓、鸣炮，亦是判断、评价一方吏治清明与否的标准之一。

　　民国《潮州志·丛谈志·陆竹溪》谓：正德间（1506—1521）潮州知府叶元玉纡尊降贵，与意溪隐逸陆竹溪缔交，每次叶至陆家后回郡城时，“陆送叶至门上”，叶之随从半路问道：“陆君何以不远送？”叶答：“彼心送我矣。”陆的邻居暗中窥看，见叶知府“至东门，陆闻发炮声，始改容退。”陆、叶之交，询为佳话。而知府到东门时应是正午或傍晚，“陆闻发炮声”一语，证明早在500年前，郡城报时已有鸣炮之形式。

　　《丛谈志》引《上杭县志》[东莆属对]条载：“潮州太守一夕出巡至西门楼，更鼓适敲四下，转至东门楼则敲三下。”翌日太守责问守门吏，并出上联限门吏于三日内对出下联，不然将绳之以法。联曰：“东楼三，西楼四，更鼓不明，不明更鼓；”门吏对不出，哀求林东莆（大钦），对曰：“南斗六，北斗七，诸星灿烂，灿烂诸星。”太守知出自东莆之手，“大嘉勉之。”林大钦于嘉靖十一年（1532）高中状元，为门吏代作对联时还只是府学中一名生员（秀才），可见早在嘉靖初年，潮州府署鼓楼报时，已有白天鸣炮，晚间击鼓的例俗。

　　府署鼓楼雄伟壮观，民间传称“镇海楼”，其风华虽已不可复睹，但其木雕装饰构件“府楼猴”在“辛亥革命军”炮火中却幸存三只。木猴造型生动，形神不一，刀法明快、洗炼，重在传神而不注重细部刻划，显然是明初潮州木雕之特有风格。民间盛传，木猴久而“成精”。据咸丰间刊印之林大川《韩江记》卷二[仙乞]条谓：府前有卖豆浆者，一日偷上鼓楼打睡，朦胧间忽闻人语，一个说：“明日午刻，湘桥第三洲头当有乞仙到。”一个说：“乞仙到，便好同游。”卖浆者惊起，四顾无人，但见两只木猴蹲在楼槛，心知有异。隔日到湘桥，果然见第三洲头有乞儿乞食，便跪下求他化度。乞儿问“何以知我是仙？”答曰：“木猴说的。”乞儿说：“它们肯告诉你，你必须以槟榔答谢，然后才度你。”卖浆者遵命而行，事毕回到桥上，乞儿已无踪迹。再回到府楼上，只见木猴头上摆的槟榔已变成铁钉，原来乞仙嫌木猴泄露“仙机”，已施法将它们钉死！传说当然不可凭信，但“府楼猴”形象活灵活现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丛谈志》[湘桥仙]条注语曰：

　　按，府楼上原有木猴一百八只，雕刻极精致，颈系木锁，盖形家（按，即堪舆家，俗称风水先生）所谓“镇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鼎革（指辛亥革命年）时陈守兆棠拒民军，府楼被毁，今已夷为平地，猴亦无有矣。

　　按，此说可商。现存省、市博物馆收藏之三只府楼均无“颈系木锁”之痕迹，且府楼面宽仅三开间，而木猴体型颇大，以二公尺立一槛（栏杆柱）计，108只木猴需周长216公尺之栏杆方能容纳。因此，木猴之数量、功能、安装位置等问题，尚须进一步研讨而不能轻信“形家之言”。至于木猴之形象，除现存实物可供仿制之外，其它待补者（数量候探讨后确定）之设计、制作，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饶有意味之课题。

　　鉴于潮州府署曾经历近550年的时间，其设施之繁复，沿革之频冗，机构之兴替，口头实难尽言。因此，若鼓楼建成后，除安置必不可少的大鼓、火炮外，可利用其空间辟为“潮州府署沿革展示馆”，以再现当年潮州“一府管九县”之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