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将至 聆听涛声
题目：大潮将至 聆听涛声
来源：《出版与印刷》2018年第1期卷首语
作者：孙颙
DOI:10.19619/j.issn.1007-1938.2018.01.001
在阅读出版史料的时候，我有一种感悟，凡社会出现巨变，获得重要的进步，出版的变革发展，从来不缺席。中国古代杰出的发明，与出版相关的，占据两项——造纸与活字印刷，并且对中国文明长期领先世界贡献多多；直至五百来年前，欧洲率先运用金属浇版印刷，中国出版业由领先演变为落后，此时，中国的整体发展态势，也大体如此。这么分析，不是要片面强调出版的重要，只是指出一个事实：出版作为科技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与社会的走势，息息相关。
发端于四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也有出版在艰难中崛起的一份奉献。说一点我们切身体会到的故事。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全中国的学子及其家长欢欣鼓舞，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社会上洛阳纸贵、求而难得的书籍，是自学考试丛书。书难买，并非出版社无意多投放市场，而是落后的印刷业拖了后腿；再往后，在解放思想的大潮中，人们渴望新知识的狂热，导致科学、文史哲和文学等读物供不应求，原因同样是印刷赶不上需求。回顾这段历史，当时，从上到下，渴望出版尽快发展起来，觉得不变革不行，矛盾首先由印刷显露出来。当时，理论上比较含糊，重点没说改革，强调的是印刷业的技术改造。后来的经验证明，技术不仅仅与技术相关，欢迎外资、民资参与进来，对印刷业的大变化，至关重要。人类的认识，总是从简单朝复杂方向前进。我们进一步发现，印刷需要变化发展，出版和发行体制的变化，也必然是题中之义。
接下来，比较深刻的变化，大约是发生在 1982 年前后。1982 年春节，我从华师大毕业，正式加入出版队伍，算是赶上了春天的班车。为什么把 1982 年作为一个标杆呢？你要准确说清楚出版改革的每一个时间节点，会有争论，也没多大意思。1982 年前后，发生的影响中国出版的大事件，是对发行体制开始动手术。这个变革，对中国出版业的作用，从深刻性和影响的长远来说，显然超过更早些起步的印刷业的改造。在此之前，出版社只管发稿、校对、付印等流程，后端的发行是不操心的，宣传推广也做得很少，这显然不符合世界出版业的惯例。那时，书籍的发行由新华书店垄断，刊物的发行，主要是邮局一家。对发行体制动手术，实际上表现了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勇气。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当时，还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在 1982 年，中国必须朝市场经济迈进，尚是少数有识之士的议论，顶多属于纸上谈兵。中国出版，由印刷和发行这两大块作为排头兵，参与了走向市场经济的实践的过程。体制外的人力和资金，一波三折地进入到这些领域。之后的情况，经过三四十年时间的观察，不得不承认，上述变化，对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进程，功不可没。
体制内的变化，也是巨大的。我们在出版社内工作，有直接的体会。编辑们要关心市场了，要去站柜台，调查读者需求。从 1985 年起，我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挂在我们嘴边的常用词语，就是“自办发行”。自办发行的成功与否，决定了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故事会》是一个鲜明的案列。它在全国创立了好多发行点和印刷点，突破了区域的限制，最高的发行量达到每月七八百万份。没有市场化的改革推动，这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近年的新一轮改革中，每当我听说有人要重新搞区域限制，搞市场垄断或半垄断，削弱出版社以自办发行为显著特点的经济活力，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叹，这是一条被证明过的走不通的路啊。
在三四十年的实践中，出版社的改革，稍落后于印刷和发行的伙伴，实事求是说，出版社改革的难度确实更高些。但是， 我们无须唉声叹气。先简后繁，是多数事情的发展规律。往后看，我们已经获得了许多成果，向前看，依旧关山重重。我们必须鼓起勇气，继续攀山越岭。更何况，新技术的发展，前程不可限量。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的出版（传媒）业方兴未艾。曾经落后的中国出版，在新技术的平台上，已经奋力赶到了前列。我满怀信心，期待着青年一代的出版人，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原党组书记，原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