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博会谈｜刘醒龙：文学必须是人的灵魂呈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今年的水仙花不开，
今年的江城谁不悲？
母亲的梦惊窗扉，
父亲的酒才半杯。
你们如此爱着我，
我是如此爱你们，
如果你、如果我来日方长，
人人是奇迹个个天使飞。
没有花生来就开花，
没有人生来就生辉。
雪白的冬女儿美，
雪白的春男儿泪。
我们如此爱着你，
你是如此爱我们，
如果你、如果我来日方长，
日月转江水弯平安来回。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不久，家住湖北武汉的作家刘醒龙应朋友之邀，写下了这首题为《如果来日方长》的歌词。
水仙花不开，是刘醒龙的小孙女首先发现的。同样出处、摆在同样位置养着的水仙花，往年花多且香，这一年，不仅花没开，连叶子都不青翠。在武汉“封城”的七十六天里，刘醒龙一家三代六口人，头一次在同一个屋檐下连续生活了那么久。
疫情期间的真实情况，只有身处武汉的日常生活的亲身经历者才能感受到。刘醒龙把一点一点写成的零碎文字，重新构思写成了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散文，篇名还叫《如果来日方长》，详细描述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以及或熟悉或陌生的同城中人共同抗“疫”的经历与所思所想。经此一疫，作为“鲁奖”“茅奖”双奖得主的刘醒龙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文学不是作家手中的专用工具，必须是人的灵魂呈献。在这部新作中，他抛弃了一直以来的作家身份，而是以一位普通武汉市民、普通中国人的身份，为他所热爱的城市、他所热爱的祖国、他所热爱的时代写成了这本致敬书！
获悉刘醒龙将携新书来济南参加第30届书博会的消息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对他进行专访。除了畅谈新书和写作，他还通过本报向支援武汉抗“疫”的山东人民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如果来日方长》
刘醒龙 著
作家出版社
老记着自己是个作家
是不道德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如果来日方长》这本书是您亲历武汉“封城”76天的真实记录，书稿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吗？写作初衷是怎样的？是作为一位作家的自觉，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刘醒龙：武汉“封城”是天大的事。“封城”初期，也是我们这些城中人感觉最艰难之时，多家杂志和出版社约我写点相关文字，当时我明确拒绝。一方面因为自己正患眼疾，又没地方就诊，仅仅是保养都嫌不够，哪能够上电脑写作！另一方面也是气氛太紧张，许多事情都超乎人情常理，连每天呼吸的空气都没有新鲜的，尽管互联网上充满几分钟就能达到“10万+”的“真相”，想要成为文学所能抵达的真正现场，光靠一点脑细胞是不行的，还需要开开门，走进有新鲜空气的现实深处，用自己的神经末梢进行感知。那段时间里，家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最令人揪心的是母亲重病，既不能就医，也无法探视，只好一点点地写些文字。偏偏这样的文字是最可靠的，还能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一点点地不断生发开来，长成一棵活生生的树，成为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如果来日方长》这本书，最重要的尝试就是抛弃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作家身份，是由一千一百万普通市民中这一位亲自写成的，是身陷疫情险境中的这一位为应对万一而写的与妻书、与儿女书和致慈母书，也是一位普通武汉市民、普通中国人写给他所热爱的城市、他所热爱的祖国、他所热爱的时代的致敬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作家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思想者。关于疫情，您有哪些反思？
刘醒龙：疫情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但是也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审视我们自身的机会，特别是“封城”正在进行阶段，很多事情来不及思考，来不及研究，只能依靠个人的基本品质即时判断。武汉“封城”战疫，对全中国是一次闭卷考试，对每一个生命个体也是一次闭卷考试。在这本书里，大部分文字是自己作为普通人一天天慢慢积攒起来的。积攒到后来就成了这么一本书。如果有谁在这本书里面读出一个作家的影子，那就是这本书的一种失败，我非常尊重自己在疫情之下自觉地选择做一个普通人，像普通人一样害怕，像普通人一样焦虑，像普通人一样热爱，像普通人一样勇敢，像普通人一样尽可能不去打扰他人，在力气能及的情况下做好自身防护。封城那一阵，老记着自己是个作家，是不道德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同事小陈在微信群里说没有口罩，第二天便有热心人把崭新的口罩放在她家门口，还有代替防护服的塑料雨衣，小陈感激得要去当志愿者；去小超市买酒精，买到最后五瓶的女人慷慨地分两瓶给您，您又主动把其中一瓶分给晚来的一个女孩……在《如果来日方长》这部长篇纪实散文里，经常可以读到传递善与爱的感人场景。而对于虚构小说，您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中的人性与道德问题？
刘醒龙：武汉“封城”战疫与真刀真枪的战争不一样，在更高的层级上，所需要的不是火力支持，而是精神上的陪伴。很多时候，一句温情的关怀远远胜过十万愤怒的鞭挞。《如果来日方长》所有的文字，是用来表示对一切关注过武汉“封城”的人的致谢，包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社会，也包括我的朋友、同行，更包括我的邻居、我的街坊、我的家人，特别在苦痛时刻即时带给我数不清快乐的小孙女！还有对山东人民的深深感谢！
《如果来日方长》还写了家乡黄冈，在所有人担忧成为疫情重灾区时，黄冈率先实现感染人数“清零”。只要了解家乡黄冈的民风民情，就不会觉得是出人意料。一般人都爱说，鄂东黄冈几百个将军同一故乡，不大晓得另有名言：唯楚有才，鄂东为最。所以，黄冈老家向来有“贤良方正”之说传世。立世之人，仅有高雅才学是不够的，还得有且方且正的战斗力才行。在这一点上，山东也有深厚的传统。新冠疫情最难最险时，山东人民将自己的儿女派去支援黄冈，这才有黄冈全境抗疫斗争率先取得胜利。凡道德与人性，不是纸上写写，键盘敲敲，是必须像山东援鄂医疗队员那样，用血肉之躯慷慨践行！
没有灵魂与血肉的写作
不如去种地打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专职写作之前，您在一家阀门厂当过十年工人，这段职业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刘醒龙：2020年底，央视一个摄制组到阀门厂旧址拍一个相关纪录片，导演很惊讶，想不到我在工厂表现如此出色，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不像另外一些工人出身的作家，总觉得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时候，听师傅们说，钳工有八级的，再好的车工也到不了八级，我就想着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六级车工。时间长了才明白，在县办小厂的破旧车床上，连四级车工的活都做不了。还有其他说来话长的原因，总之，一点理想也没有的年轻人，配不上那段青春。比如有青年工友一定要恋上厂里最美丽姑娘，也是一种很可爱的理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相比于用思想和智慧写作，您说过更愿意成为“用灵魂和血肉写作”的作家。无论是书写城市还是乡村，“标签”之外，您的小说创作更看重的是什么？
刘醒龙：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临终时留下遗言，要自己的后人宁肯回老家种地打鱼，也不要再搞什么文学。相较于那些没有灵魂与血肉的写作，真的不如种地打鱼的日子，特别是经此一疫，世人更应当明白，文学不是以作家身份进行创作，必须是以人的身份进行再造。文学不是作家手中的专用工具，必须是人的灵魂呈献。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刘醒龙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在《文学回忆录》中表示：“文学毕竟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文学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经历过疫情之后，您对文学的意义是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刘醒龙：现在，我还是觉得，封城之初，那些铺天盖地的文字，只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学元素，并不是文学本身。疫情暴发之初，病毒是什么性质的，病毒在流变过程中如何置人死地，病毒的破坏性该如何战而胜之，如此万众关切的问题，与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毫不相干。那些不得不动手写下的相关文字，只有一次次对支援武汉的人们表示感激的句子，过后读来似乎还留得住。
有一句话说，没有人能熄灭满天星光。文学做不到朗月，也做不到骄阳时，能做到星光满天也好。宁可眼下像星光般苍白无力，也绝对不要乱放邪火。不要用蛮力，用力过猛，太粗鲁了，过犹不及就不是文学。
网络传播再强大
文学终离不开“贤良方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网络时代，文学创作的环境和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作为一位“50后”作家，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
刘醒龙：谈这个问题时，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偷换概念，网络本身创造不了文学，创造文学的是人。春秋时期流行学富五车，到了今天，学问再深奥，一个人的全部身家也装不满一只小小的U盘，更别说一台电脑了。无论是用五辆车才能载起全部著作的过去，还是用一只U盘就将一切建树揣进口袋里的现在，文学的对象仍旧是人，这一点从未有过改变。如果某一种“文学”变得离开网络就活不下去，这样的“文学”又如何能够活在人的精神世界里。真正的文学，即使离开青铜鼎文，离开竹简帛书，甚至是离开现在的网络也能传承下去。比如《黄冈秘卷》所写的“贤良方正”，在既往的典籍中，最早只有《史记：平准书第八》提及：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另《史记·孝文本纪》也写道：“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再往后的四大名著中却只有《水浒传》中提过一回，如此冷遇也没有影响“贤良方正”在家乡黄冈的土地上世代流传。这也可以回答上一个问题：正是由于“贤良方正”包含了人之所以立世，必须具备的人性与道德要素。网络传播再强大，作为文学，终究还是离不开“贤良方正”一类对人的深情表达。
《黄冈秘卷》刘醒龙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平常喜欢阅读哪类书？对于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您有怎样的体会？
刘醒龙：有很多书籍，写来写去都只是个人欲望中不太好的那一部分的表达，我是越来越讨厌这样的文字。加上这两年闹上眼疾，所以，我现在更喜欢用脚读书。动静比较大的，也较为系统的是前几年将南水北调工程走了一遍，后又将万里长江从头到尾走了一遍，再将省内的每个县都跑了一遍，最近又去南海，乘渔船在海上漂泊十几天，感觉是对从前纯粹纸上春秋的彻底补课，每天都有新鲜感，每个新鲜感背后，都有非常深入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