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速递】约瑟夫·奈：何为道德的外交政策？ | 国政学人 第398期
编者按
继首创“软实力”概念后，约瑟夫·奈的新作《道德重要吗？》（Do Morals Matter?）又引发了人们对国际政治中“道德”的关注。我们该如何评判总统外交政策的道德性？虽然美国人民一直都在对总统和外交政策进行着道德上的评判，但却很少有人能给出一套明确的评判标准。在本文中，约瑟夫·奈提出了用于道德判断的“三维道德观”，并将现实主义、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三种国际政治中常见的思维方式相融合，发明了一套“总统记分牌”，或将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道德外交政策”的真正含义。
作品简介
【作者】Joseph S. Nye Jr. （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名誉院长。他曾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负责安全援助、科学技术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瑟夫·奈的最新著作包括《总统领导力与美国时代的建立》（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美国世纪结束了吗？》（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道德重要吗？》（Do Morals Matter?）《总统和外交政策——从罗斯福到特朗普》（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英国学院和美国外交学院院士。在最近一次关于国际关系学者的调查中，他被评为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并在2011年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百位全球思想家之一。
【编译】吕紫烟（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
【校对】姚寰宇
【排版】赵怡雯
【来源】Nye Jr, J. S. (2020). What is a moral foreign policy？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3(1), 96-109
期刊简介
《德州国家安全评论》创办于2017年，由德克萨斯州大学与“濒临毁灭的战争”（War on the Rocks）网站联合出版。
约瑟夫·奈：何为道德的外交政策？
What is a moral foreign policy？
内容提要
我们该如何评判总统外交政策的道德性？约瑟夫·奈从现实主义、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中提取了一套基于三方面道德准则的评价标准——意图、手段和后果。
历史学家大谈美国例外论和道德论，而一些外交家和理论家经常警告美国以德治国（moralist-legalist）传统的消极影响。按照这种思路，国际关系是无政府主义的疆域，在这里不存在提供秩序的世界政府。各国必须自我防卫，当生存受到威胁时，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既然没有有意义的选择，也就无道德可言。因此，在评判一位总统的外交政策时，应该只看它是否奏效，而不是看它是否合乎道德，但是作者对此持有异议。
怀疑论者通过将事物过度简化来回避难题。事实上，世界政府的缺席并不意味着一切国际秩序的缺席。虽然有些外交政策问题确实关系到美国国家的存亡，但绝大多数并不是这样。相反，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都涉及需要做出选择的价值权衡，而不应遵循国家至上的僵化公式。
说所有国家都试图按照国家利益行事，这是废话，或至少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问题在于领导者如何在不同环境下，定义和追求这一国家利益。
不管相关人员愿意与否，美国人民其实一直都在对总统和外交政策进行着道德上的评判。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再次激起了人们对于“什么是道德的外交政策”这一问题讨论的兴趣。不幸的是，许多关于道德和外交政策的判断要么随意，要么考虑不周，且当前辩论太多集中在特朗普的个性上。很少有美国人清楚他们判断道德外交政策的标准。
本文提出了一套比较不同道德外交政策的方法。首先，作者认为，好的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应能够从意图、手段和后果三个方面对总统的决策进行权衡及平衡。随后，作者分析并比较了世界政治思维模式中三种常见的要素——现实主义（Realism）、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
总统常常会将这三种思维以不同方式结合，来塑造其外交政策的意图和手段，评估外交政策的后果。作者将通过详述干涉（intervention）问题来阐明这一过程。最后，作者提出了一套评分系统来比较这些政策。考虑到美国人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政治家和分析家都在激烈地反对外交政策的道德推理，不过这是不可避免。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使这些观点结构化。
文章导读
01
三维道德观
Three-Dimensional Ethics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会从三个方面做出道德判断：意图（intentions）、手段（means）和后果（consequences）。意图不仅仅是目标，它包括所宣称的价值（stated values）和个人动机。大多数领导人公开宣称的目标都听起来崇高而有价值，即使他们的个人动机可能会微妙地破坏这些目标。此外，好的目标不仅要满足个人价值，还必须通过可行性测试。否则，即便是最好的意图也会造成灾难性的道德后果，往往成为通往地狱之路的铺路石。而纯粹基于善意的判断是简单的一维道德观。
道德判断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手段。如果目标得以实现，那么手段就被认为是有效的，但道德手段还取决于其质量和功效。一个有道德的领导人须考虑吸引力的软实力与建立其他国家信任感的重要性。当涉及手段时，领导人必须决定如何将引诱和威胁的硬实力，与吸引他人完成其目标的价值观、文化、外交和政策等软实力相结合。在软实力能够发挥作用时动用硬实力，或在需要硬实力保护其价值时单独运用软实力，都会导致与手段有关的严重道德问题。
至于后果，有效性固然重要，它涉及国家目标的实现，但道德后果不仅须对美国人有益，还要对其他人有益。在实践中，有效性和道德手段通常密切相关。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追求符合道德却不切实际的目标，或者使用无效手段的领导人会造成可怕的道德后果。心怀好意但缺乏随机应变能力（contextual intelligence）的领导者，再加上鲁莽的现实检验，有时会产生不良后果，带来道德层面上的失败。
鉴于外交政策的复杂性，谨慎不仅仅是重要的美德。鲁莽地评估正义战争理论家口中所谓的“成功的合理前景”（a reasonable prospect of success），可能会导致道德层面的重大失误。有关后果的良好道德推理还须考虑保持一种制度秩序，以鼓励道德利益及某些具有新闻价值的行动。在这过程中，考虑“不作为”（non-actions）的道德后果也很重要。
良好的道德推理不能仅仅根据所宣称的意图或结果来评判总统的选择，而应基于意图、手段和后果所有三个方面。
02
世界思维模式和道德外交政策
Mental Maps of the World and Moral Foreign Policy
对世界政治的准确描述是什么？难道在国家利益面前，领导人必须放弃道德吗？领导人是否对非同胞负有责任？外交政策领域的道德话语依然存在，领导人利用三种流行的世界政治思维模式，对上述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现实主义（Realism）
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流派，但现实主义者们都描绘了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国家的生存依赖于自助——国际道德和制度提供不了多少援助。与完全怀疑论者不同，现实主义者承认一些道德义务，但他们认为这些道德义务主要限于：在世界政治的严酷环境中，审慎行事的美德。
在情况危急的生存环境中，结果确实可以证明看似不道德的行为是正当的。但一般来说，这种极端紧急状态的可怕困境十分罕见，领导人经常夸大危险和威胁，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当性。
但是，现实主义者用一种假装不存在道德选择的方式来描述世界，实际上却正是在做出一种道德选择，只是后来又掩盖了这种选择罢了。生存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是价值列表的终点。大多数国际政治问题都与生存无关。
精明的现实主义者还意识到不同类型力量的存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没有一个总统能够在无权的情况下领导国家，但权力不仅仅是炸弹、子弹或资源。你可以通过胁迫（大棒，sticks）、报偿（胡萝卜，carrots）和吸引力（软实力，soft power）让别人听从你的意愿，而要想充分理解权力，必须涵盖所有这三种行为。原因在于，单靠软实力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够的，且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其效果，因此领导人发现胁迫或报偿的硬实力更具吸引力。但与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吸引力结合使用相比，单独使用硬实力的成本更高。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取决于其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关于国家利益，广义而长期的定义（可以包括其他国家的公民）与短视的定义（不包括其他国家的公民）之间存在道德差异。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另一种重要的思维模式是以一种普遍人性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这种视角被称为“世界主义”。世界主义者认为，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道德价值，不分国界。虽然它可能很脆弱，但国际人类共同体（international human community）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
基本人权是普遍的，这是世界主义思维模式所依据的信念。许多美国人在一系列跨越国界且日益扩大的同心圆中，同时对几个共同体持有多种忠诚。一个人可以同时感到自己属于一个城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职业、一个跨国民族和全人类。然而，人们对外圈的忠诚往往较弱，由此产生的道德义务也比世界主义者通常认为的要弱。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坚定的包容民族主义者和温和的全球主义者，但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往往更加强烈。
边界是任意的，有时是不公平的，但国家也是催生附加角色、权利和责任的共同体。一个世界主义者如果忽视了国界在道德、法律和制度上的重要性，就无法在国际领域中公正地平衡权利，这如同一个狭隘的现实主义者把一切事务都视为国家生存的问题。
自由主义（liberalism）
自由主义有多种流派。国际政治通常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仅仅意味着“没有政府”，并不一定意味着混乱。自由主义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力平衡、国际法、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基本实践和制度，可以建立起足够的秩序，为做出有意义的道德选择构建框架。制度影响对未来行为的预期，这使得领导人能够超越纯粹的交易主义（transactionalism）。
不同的世界思维模式以不同的方式描绘无政府状态，这就影响了领导人制定其道德选择的方式。自由主义者认为，虽然不存在世界政府，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世界治理。因此，自由主义者们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有限度的。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关键机构，国家既是一种现实，又是一种道德共同体。
混合思维模式（Mixing Mental Maps）
这三种世界政治思维模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实际上，领导人在不同情况下，以各种方式将其结合，以塑造对外政策所宣称的意图、手段和后果。通过对1945年以来的14位美国总统的详细对比，作者发现大多数美国总统都是“带有一点世界主义色彩的自由现实主义者”（liberal realists with a touch of cosmopolitanism）。现实主义是大多数总统在规划外交政策路线时的默认立场。作者认为，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世界里，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出发点。
现实主义是正确的起点，但太多现实主义者在起点止步不前，并未意识到现实主义是制定良好政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他们没有认识到，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有助于形成一个精准的道德思维模式。当生存受到威胁时，现实主义是道德外交政策的必要基础，但它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这又是一个程度问题。既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获得绝对安全，那么道德问题在于，必须确保达到何种程度的安全，才能将其他价值（例如福利、身份或权利等）纳入总统外交政策的考虑范围？仅仅宣称安全第一或正义是以某种程度的秩序为前提是不够的。总统必须评估一种形势与霍布斯或洛克思维模式的契合程度，或者说，在何种情况下，行动取决于确保安全与追求其他重要价值之间的连续统一。
公众舆论也表现出类似的混合思维模式。因为美国人通常更关心国内问题而非外交政策，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现实主义。在民意调查中，免受攻击与经济安全通常排名最高。由于精英阶层的意见往往比公众更倾向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t），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精英阶层比公众更加自由。然而，公众对国际组织、多边协议与行动、以及国际集体决策模式表现出的广泛强烈支持，表明大多数美国人是“新自由主义者”（neo liberals），而民众对人道主义援助的支持则带有一些世界主义的特征。
03
干涉案例
The Example of Intervention
在最近有关外交政策的辩论中，干涉（Intervention）一直是充满争议的问题，这引起了有关“美国应在何时采取行动，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境外”这一问题的思考。现实主义者认为，如果干涉能防止秩序所依赖的均势被打破，那么干涉即合理。世界主义者优先考虑正义和人权，以证明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拥有《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主权权利的群体，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只有以对抗先前干涉为目的，或为了制止一场以民族自决为借口的屠杀时，干涉才是正当的。
在实践中，这些原则通常以各种方式相结合。随后，作者对越南战争、两次海湾战争、叙利亚内战等案例进行分析，并指出：就干预的后果而言，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在决定是否进行干涉时，没有任何一种思维模式能给总统提供一个简明的答案，也没有任何替代品能取代总统良好的判断力和随机应变能力。
在最广义的定义中，干涉是指影响另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外部行为。从道德角度看，强制程度对于限制当地选择及权利十分重要。此外，军事干涉是一种危险的手段。它看似简单，但实则不然。谨慎起见，须谨防意外后果。
04
“因事制宜的最佳道德选择”：总统记分卡
“The Best Moral Choice in the Context”: A Presidential Scorecard
那么，我们如何评判一项外交政策的道德性呢？鉴于其标准的复杂多样，作者认为，下面的这个记分卡提供了一些基本准则，可以判断道德外交政策的构成要素。
意图：目标和动机
1. 道德视角（Moral vision）：总统是否表达了具有吸引力的价值？这些价值是否决定了他的动机？他是否具备“情商”（emotional IQ）来避免这些价值与其个人需求发生冲突？
2. 审慎（Prudence）：他是否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来实现自己所追求的价值和强加于他人的风险之间的平衡？
手段
3. 使用武力（Use of force）：他在使用武力时是否关注必要性、区别对待平民，及平衡收益与伤害之间的比例？
4. 自由主义考量（Liberal concerns）：他是否尝试尊重并利用国内外制度？他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其他民族的权利？
后果
5. 受托人（Fiduciary）：他是符合美国长期利益的良好受托人吗？
6. 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他是否考虑过别人的利益，并尽量减少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7. 教育意义（Educational）：他是否尊重真相并树立信誉？他是否尊重事实？他是否试图在国内外制造和放大道德话语？
这个三维记分卡并不能解决所有判断问题，但当比较不同外交政策领导人的道德时，它鼓励人们从各个方面审视总统的行为。随后，作者以美国前总统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为例进行了说明。
05
总结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情景的复杂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制定道德的外交政策时，总统的随机应变能力（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利用趋势的能力），是一项如此重要的技能。有时，审慎由于被视作纯粹的战略利己主义而受到忽视，这种战略利己主义与道德信念相对立。但在三维道德观中，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对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及如何建设国家（build nations）仍然所知甚少。当无法确定如何改善世界时，审慎就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责任，而傲慢的愿景则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审慎通常需要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和情绪管理能力，并将其转化为建设性的目的，而不能被情绪主导。
这使我们重新回到了制度、公共产品的作用，以及总统在多大程度上定义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等问题。对总统外交政策的总体评估不仅取决于具体行动，还取决于行为模式如何塑造世界政治环境。
若缺乏良好的随机应变能力，善意的干涉可能会使数百万人的生活变得更糟。对于总统来说，审慎是制定良好外交政策的必要美德，但仅有审慎还不够。
要想评判总统过去所奉行的道德外交政策——指既能使美国人更安全，又能让世界更美好的外交政策，重要的是看其全方位的领导才能，着眼于行动和制度、作为与不作为，从而做出全面的三维的道德判断。即便如此，我们也常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外交政策的本质就在于此。我们不能从外交政策中消除道德话语，但可以尝试在如何构建道德推理方面更加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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