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戎与拓边——北宋的国族主义与国防战略
一 宋代的国族主义
与辽国的长期对立，使得宋朝自己的民族主义也在发展。“华夷之辩”十分盛行，辽国初期，由于汉化程度不高，这一现象还不是很明显。在辽国早期的文献史料中，经常将蕃汉并列，，视自己为蕃，南朝（五代，宋）为汉，例如，辽太宗在征讨中原时，便说“南朝汉儿争得一向卧邪？自古闻汉来和蕃，不闻蕃去和汉，若汉儿实有回心，则我亦何惜通好！”（《旧五代史》）而到了中后期，辽国也开始视自己为华夏，最著名的就是辽道宗就曾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何嫌之有？”辽国开始形成华夏观和正统观，反过来促使宋朝也必须不断强调自己的“汉人正统性”，这一逻辑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安史之乱后的胡汉对立思想。也促使宋朝更为强调自己的“汉族正统性”，而没有像唐一样将自己作为胡汉共同的天子，即天可汗。以上，都是宋代国族主义产生的原因。
东丹王出行图
二 宋代国族主义的表现
宋代的国族主义有许多表现。最明显的是，除开国之外，宋代几乎找不到少数民族担任朝廷高官或重要将领的记载，有也是屈指可数，而唐代比比皆是，再如，比起华夏，宋更强调“汉”，或“中国”而唐代更多的使用华或者华夏，（表格见下）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夷狄入华夏而华夏之”，谭凯先生认为，华夏更强调文化。即使本来是夷狄，只有礼仪文化符合规范，也可以称为“华夏”，而与之相对的是，汉，“汉人”更多强调种族与血缘，强调汉族的后裔。
图片来源：《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
由此，宋朝政权派生出了一个观念，即所有汉人基于血缘都应该效忠同一个汉族政权（这里自然是宋），无论其身处何方，因为大家都是汉人，这一观点看似非常荒谬，但宋政权确深信不疑，例如，范仲淹认为““幽燕数州，人本汉俗，思汉之意，子孙不忘。”，同一时期的富弼也认为“燕地割属契丹，虽逾百年，而俗皆华人，不分为戎人所制，终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国不能与我为主，往往感愤，形于恸哭。：”宋太宗说“眷此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晋汉以来，契丹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国家化被华夷，恩覃动植，岂可使幽燕奥壤犹违礼义之乡，冠带遗民尚限边荒之俗！”许多宋朝士大夫，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王师，只要北伐，燕人必“箪食壶浆来迎”“日俟天兵，欲归王化”，事实上，幽燕地区的汉人对北宋北伐反映极为冷淡。甚至大举抵抗宋军，例如在童贯北伐的时候，燕京的汉人守将就坚决拒绝投降，却在几个月后降金，最后连宋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燕人本无思汉心”，这不得不说一种讽刺。像今天的许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一厢情愿地认为新加坡人也是华人或者中国人，也要效忠中国一样的可笑。
幽燕地区的壁画
另外，宋代热衷各类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正式划界（划定边界）和立界活动。如对于西夏，宋朝“以界堠与西人分定疆至”，于“缘边封土掘壕，各认地方”。西夏遵守约定，主动“移绥州侧近本国自来寨棚置于近里，去绥州二十里为界”，“明立封堠”。双方都在十里荒闲地的己方一侧为界，掘壕立堠，形成宽十里的疆界地带。宋对辽也是“分画地界，开壕立堠”，设立“缘边界壕”。形成线状边界，这在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强调“大一统”的中国古代是不可想象的，但宋代确确实实做到了，宋代还向少数民族称臣呢（小声），即使如东晋这类偏安政权，对待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也是“不与刘（刘渊）石（石勒）通使”，而宋代的各类划界活动和条约不仅代表着宋代承认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希望与之和平共处（特别是契丹），（即著名的“和戎论”）还有一层划定胡汉边界的作用。边界以内是汉，边界以外是胡，“至界堠内陆，即汉人所守，界堠外地，即夏国自占”只要划清胡汉或称蕃汉边界，就能带来和平。这一点也得到了许多士大夫的公认。正如王安石所说“侵争之端，常因地界不明。欲约束边吏侵彼，亦须先明地界”。宋辽双方经过激烈争战，都认识到议定疆界，彼此“各守疆界”“不得交侵”是维持均衡的最好办法。宋与西夏、交趾都把划疆界作为维持双方稳定关系的前提。为了保持与西夏的稳定关系，宋朝曾多次要求西夏“候诸路地界了日，可依前别进誓表，然后常贡岁赐并依旧例”，“约地界已定，然后付以岁赐”等。西夏却坚持“既得岁赐，始议地界”。元丰元年交趾请恢复朝贡，宋朝同时“令安抚司各差人画定疆界，毋得辄侵犯”。“强弱均而和，则彼此受其利”，辽、夏、金从宋朝获得大量岁币，而宋朝也以远少于用兵之费的岁币得到了和平。交趾从划界中得到了宋朝逐步承认，最终获得“国”的地位，意味着消除了宋朝“恢复”的威胁。
契丹壁画
三 宋代的国防战略思想——和戎与拓边
澶渊之盟后，观北宋一朝，基于一定的“国族主义”思想，。和戎论和拓边论是较为主流的两种思想。两者相互对立，所谓“和戎”，就是承认少数民族政权的地位，并与之划定边界，和睦共处。这就是著名的“主和派”，（主和派并不是投降派）和戎论者首先认为少数民族政权强项在于武力，而汉政权在于道德教化和经济。例如范仲淹说：“自古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礼义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此霸王之术也。臣前知越州，每岁纳税绢十二万，和买绢二十万，一郡之入，余三十万，偿以啖戎，是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其他和戎论者主张和平来之不易，不应该轻易破坏，如司马光认为“载戟干戈，与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至期颐，不见兵革，。。。。可谓太平之极致，自古所罕矣”。一些武将破坏和平，“只知邀功。不顾国患，争贾奋勇。。。”实在可恶，有一些持和戎论的迂腐文人主张道德感化少数民族政权，如大学士韩维主张放弃神宗朝攻占的西夏领土，他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他主张“古人修德行仁，不计一时利害”“中国之所以为可贵者，为有礼仪恩信也。。。。与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则敌人服” 王岩叟主张神宗朝以前的对外政策“惟以信义为重，故蛮夷之心不敢轻慢，故边患少”。甚至连司马光也认为。“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岂得不鼓舞忭蹈，世世臣服者乎！”，如上种种，让人哭笑不得。
另外一种观点也值得注意，当下，网络上存在宋代是否是“大一统”政权的争议，当时的宋人怎么看呢？至少许多当时的宋朝士大夫认为宋代已经是“大一统政权”，没有争议，无需再拓边，比如，刘敞认为“自唐历五代天下分裂百余岁矣，吴蜀交荆益晋闽越，大者称帝小者称王，其财赋自入不统于天子有司。及太祖受禅十余年间，吴蜀交益诸国稍诛降。太宗即位，闽越清吏入朝。又定并州，天下始一统矣。”（注意文中的“一统”）。宋代开国名臣赵普也认为“至于平收浙右，力取山东。垂后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愤气。四海咸归于掌握，十年时致于雍熙。唯彼蕃戎，岂为敌对。迁徙鸟举，自古难得制之。前代圣帝明王，无不置于化外，任其追逐，水草羁縻，弗绝而已。此际官家，何须挂意。”（《谏伐燕疏》）认为幽燕之地已经属于“化外之地”，得失无关紧要。对于西夏，名臣吴育也以西夏“异俗殊方, 视如犬马,不足以臣礼责之 ”当“置而不论”为由, 不予理会,主张“来则备御, 去则勿追”这样的“和戎论”显然是出于“胡汉对立”的国族主义思想、
党项壁画
拓边论与和戎论在许多人的著作中都有论述，在此不再冗述，然而，我认为，拓边论和戎论都与国族主义密切相关，和戎自不必说，即使是拓边论，也是“恢复汉唐旧疆”为己任，这有一个潜在的意思，即不属于“汉唐旧疆”的地方是夷狄之地。占不占领无关紧要。汉代就有人说“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唐人亦言“用武荒外”，是“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宋代的和戎论者也经常批评一些拓边者“竭中原生民之膏血，以事荒远无用之地”如在熙河开边之后主张放弃所占土地归还西夏的许多大臣就认为“西宁等地”非汉唐旧疆，得之无益，不如放弃以示好西夏。对此，主战派并没有就“西宁是否是汉唐旧疆进行反驳”，而是从实用性角度认为放弃兰州得不偿失，且夏人“素无信义”，放弃西宁无法“取信于夏人”据此，我认为，北宋的“和戎论”“拓边论”，都是基于一定的国族主义，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对于胡汉边界的认识。和戎论认为辽国西夏所占土地既然已经落入夷狄，就是夷狄之地，收复与否无关紧要。不影响宋代的“大一统”和“正统性”，而拓边者认为“胡汉”的边界是“汉唐旧疆”，至少也是长城燕山这一自古以来的胡汉分界线。这样的矛盾冲突，是“和戎论”与“拓边论”的矛盾根本所在。
四 北宋的国防战略：弹性防御
下面我们谈谈北宋的国防战略，由于和戎与拓边两种思想长期并存，使得北宋的国防战略也是颠三倒四，在军事冒险主义和消极保守主义之间徘徊，前者如宋太宗两次北伐幽燕，童贯经略幽燕，都是典型的军事冒险主义，后者则断断续续贯穿于整个宋代。而介于中间的弹性防御则较为中和，曾瑞龙先生认为，基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弹性防御是北宋较多使用的战略，也颇为有效。
所谓弹性防御(elastic defense，又名机动防御)是运动战处于防御形态下的一种积极战略①。一般来说，防御战有三种形式，即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纵深防御(defense in depth)和弹性防御。前沿防御又可称为战线防御(perimeter defense)，目的是要拒敌于国门之外。纵深防御的意图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敌军占领和推进的困难，从而尽量减低其入侵的获益。弹性防御的意图是集中兵力在局部战场上构成相对优势，击溃或歼灭入侵的敌军。避免将部队分散在前沿漫长的战线，也避免作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弹性防御能同时拥有进攻者的机动和在本国作战的便利，在战役层次上常常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守军可以在内线集中相对优势的兵力，逐个击破敌人几个并进的外线军团。守军也可以凭对地形的熟悉，隐伏一定兵力，或派出一个迂回部队于敌人侵军的侧后，配合正面的大部队同时前后夹击。守军也可以作大幅度的退却，让敌军过度延长的补给线逐渐暴露后加以袭击划弱敌军整体战斗力，然后集中兵力决战。弹性防御并不必然意味着完全放弃前沿抵抗。若没有给予敌军相当的迟滞、骚扰和杀伤，则在纵深处会战和反击的效果未必很大。弹性防御不要求人民无限度的支持，但却要配备较机动化的野战军，和一体化的指挥机制。曾瑞龙先生认为，弹性防御战略既不过分保守，也不过分冒险，因而为宋朝政府所采纳，在宋辽战争及宋夏战争，宋军很多时候都以“弹性防御”为准则。
宋代骑兵
宋辽战争时，宋军在前沿列置堡寨，作为体现主权、维持治安的机制，为巡检司等小部队提供基地设施，也作为难民的临时庇护站。部分堡寨还有贸易功能。可是这些堡寨未必能抵御辽军大部队的进击。县邑的抵御能力也似不强，不在前沿阵地坚守，而“会兵设伏夹击”的弹性防御方针就成为重要而必须的战略。如在满城会战（986）中，宋军不在前沿的易州拒敌，而将镇州、定州两处屯军集结在徐河待机。最终夹击辽军，取得胜利。宋军在处理战役上的成功，主要是能在纵深上巩固一个坚强的正面阵地，同时得到一个有力的外线兵团威胁敌军的退路。这种战役法鲜明地体现了弹性防御的特色。
宋辽边境形势
在与西夏的战役中，因为地形支离破碎，犬牙交错，宋军无法实行大兵团“会兵设伏夹击”，被迫分兵扼守前沿各处，处于不利地位。但宋军仍然努力实现“弹性防御”，进行“遮断”（阻断退路），“浅攻”（不深入攻击）战略，王尧臣批评了宋军前沿的脆弱，针对西夏侵宋战争的掠夺性质，指出其退兵时战斗力严重下降的事实，认为宋军应该避其锋锐、击其情归，在西夏撤退时阻断其归路，一举歼灭之。同时韩琦亦指出“诚以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浅攻的要义在于“浅”，不用特意搞补给，调发民夫，而是浅尝辄止，削弱西夏国力。由于攻击纵深不大，比较上容易安全撤回。如范仲掩所说，“纵出师无大获，亦不致有他虞”。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山界的藩部整个地招降或强迫迁徒入内陆，积累地影响政我战略力量的对比。积小胜为大胜。通过一系列的战役，军不与西夏进行主力决战，而是步步为营，打堡垒战，积小胜为大胜，虽然一度遭受挫折，但成功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在后来的横山战役中，宣和元年（119），宋最终成功占领横山地区，使得兴庆府直接暴露在宋军兵锋之下，无险可守，如若不是靖康之变，西夏的命运实难预料。
宋神宗时期五路伐夏
熙河开边后宋朝收复的疆域
仍而，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忽视北宋国防战略中的保守主义色彩。即使弹性防御，仍然是防御，北宋的整体战略也仍然以战略防御为主。这一方面，受制于宋在北部边境“无险可守”，也受制于草原民族对于宋的骑兵优势，宋初张泊的奏议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象，他说：
“伏自北戎犯顺，累载於兹，其故何哉？盖中国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士不用命也。北戎为患中国，自古而然，夏、商以还，桀暴滋甚。备御之术，简册具存。或度塞以鏖兵，或和亲而结好，或诱部落以分其势，或要盟誓以固其心，谋议纷紜，咸非得策。举其要略，唯练兵聚穀，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无追，是矣。 ”
张泊认为，主动进攻，和亲，盟誓都不是好主意。“练兵聚穀，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无追”则不错，应该说，宋代的国防战略也建立于这之上的，通过一系列的人工或天然的防御工事，阻碍少数民族骑兵的前进，为主力集结争取时间，但同时又不在边境集结大量兵马，只以这些工事为主，这便是弹性防御、。宋代对此的政策，就是在宋辽边境大量修筑水网壕沟。“深不以舟行，浅不以徒涉”，又在河北西侧山地大量种植树木，在树林防线中，又设置绊马索，拒马，鹿角等障碍。迟滞骑兵前进，为主力集结赢得时间。在宋夏边境，宋朝也出于同样的目的修筑大量壕沟和堡寨，阻挡西夏骑兵突入，在北宋时期，这一系列的防御措施，还是成功的。
燕云十六州
总结：宋代已经具有一定的“国族主义”思想，基于“国族主义”，宋代的“和戎”论与“拓边”论长期对立，互相竞争又互相融合，最终影响了北宋的国防战略。可以说，一脉相承。历史翻过，随着北宋的灭亡，这一系列的战与和都化为尘土，只留后人嗟叹。
参考文献
1 《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美）谭凯 （著）
2 《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辽夏关系》 方震华 （著）
3 《北宋及拜占庭帝国的弹性防御战略初探》曾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