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玲 | 追忆我的父亲
『时光捡漏』您生活的笔记本
2021年8月15日，父亲因癌症引起的一系列并发症在家里逝世，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亲人的离去。到今天，父亲已离开我74天了，父亲在世时候的一些点点滴滴经常涌现在我脑海里，整理出来以纪念我的父亲。
工作踏实负责，人缘好，深受周围人爱戴
在单位，只要有分派的出车任务，父亲都提早赶到单位，从不误事。记得我很小时候，冬天的一个凌晨，父亲为了赶上早晨5点左右的出车任务，凌晨3点就出发往单位赶。父亲工作的热心、驾车技术的熟练和对工作的负责精神让他赢得了单位上下的尊重，所有人都亲切地称呼他“赵师”。后来转到凤翔中学后，只要村里有孩子高三要转学到凤中来复习，父亲都尽力在政策范围内去给帮忙办理。他离开单位后，每年还有接受过他帮助考上大学已工作的孩子及其父母来家探望他。
勤俭持家，抚养子女成长
80年代，父亲的工资收入每月大概才几十元。即使这样，他坚持让我们兄妹上学，哥哥从小学、初中、高中成绩优异，数学特别突出，在他的同龄人中出类拔萃，考上了中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专生比现在的大学本科生都少见，毕业后他进入了教育行业，有了稳定的工作。在我的记忆里，相比村里其他家庭，我家的经济状况还可以，加上哥哥参加工作时间早，所以我从来没为吃穿住用和上学的费用发愁过。1984年前后，我家在村里第一次盖起了砖瓦房。1985年前后，我家里有了全村第一台18吋黑白电视机（父亲单位淘汰下来的二手电视），每逢晚上我们就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村里男女老少都搬凳子前来观看，大人们聊天、小孩们边看电视边玩耍，这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1995年前后，我家在村里第一次盖起了两层小楼房。在那个物资匮乏、城乡差距明显的年代，我觉得自己比周围孩子幸运许多，这一切离不开父亲为家庭的辛勤工作和付出。
小学毕业后，我转入县城城关中学——哥哥工作的学校读初中，在哥哥的庇护下上学，可以享受教职工亲属的学费减免政策。初中三年，我成绩在年级拔尖，那个时候对大学没有什么概念，就听人说过，当时我们校长的孩子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心里真是羡慕不已，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走出陕西去外边闯荡一番。初三时，我患了罕见的末梢神经炎，双脚神经疼到不能下地走路，只能卧床，父亲带着我到宝鸡三陆医院检查看病。我记得回来时，路上碰上了父亲一个熟人，用车把我们送到村口，但离我家还有一段距离，是父亲吃力地背着我走回家的，在那一刻，我悄悄地哭了。
努力为我上学创造条件，默默地支持我。
初中三年很快就过去了，我进入了高中——凤翔中学，高一住学生宿舍通铺板床，比较艰苦。考虑到我身体不好，在我高二的时候，父亲从东风水库管理处调到了凤翔中学开车，这样我就有机会搬出了学生宿舍，和父亲住在一间屋子。那个时候电力很紧张，各单位和居民家里经常停电，学校发备用电只能保证教职工晚上2小时左右的照明需要，所以我们的晚自习经常是在教室点白蜡烛学习，但下晚自习后，我可以在父亲的房间里，在电灯下学习。在学习方面，父亲从不过多干预，任由我自主管理和自主学习。为了帮助我养好身体，他早上给我订牛奶喝，高三时还给我买补脑保健品服用。
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环节很关键。那时候信息不充分比较闭塞，对于专业的了解，我只听过哥哥的专业——汉语语言文学，其它根本不了解，填报志愿时只有一册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可以参考。那个时候陕西还是高考后、成绩公布前估分填报志愿的，而我们又赶上了1994年陕西实施高考标准分换算制度改革的第一年，没有人了解全省范围内的标准分换算后的排名情况。这种情况下，父亲和哥哥一起，在我填报志愿时给了我充分的支持，帮助我选择确定了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最终我幸运地被第一志愿院校和第一志愿专业录取。
可能父亲在内心也很为我和哥哥能上学接受高等教育高兴和自豪吧，但是他性格偏内向，很少在我面前表达过类似的感受。
助我完成学业，顺利走上工作岗位。
1994年9月，父亲送我去北京大学报到，那时候的宝鸡—北京的快速列车票价全价是49元，学生票是24.5元，那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车跨省出远门。我们刚入学的大一文科新生被安排到远在昌平郊区南口镇的昌平校区学习和生活，很偏僻，离主校区燕园很远，乘两校区直达校车都得1个小时左右。我们在燕园办完入学手续，连饭都没顾上吃，等赶回昌平校区时已经晚上11点多了，父亲在公寓楼楼下给我买了午餐肉，作为晚饭，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吃。
因为初高中阶段是在父亲和哥哥的陪伴下学习，我内心有些压抑，觉得来北京求学终于获得了自由。不过我很快感受到了来自周围同学的压力：我所在的国经班25名同学基本都来自大城市，好像还有6个省的高考文科状元，他们家庭条件优越，眼界和知识都很开阔。和这些“学霸”比起来，我各方面都很平庸，面临的压力不小，可能是继承了父亲一直以来乐观、平和的心态，我没有自卑过、抱怨过，逐渐适应新的生活，并不断摸索学习方法，在大三时成绩终于进入了班级中等水平。父亲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我的生活费，保证了我四年大学生活期间的各种费用。
1998年毕业后找工作，父亲也没有要求我回陕西，通过应聘我进入了山东青岛海信集团工作，后来又辗转进入LG公司、IT企划公司工作，一直不太稳定，有时候也将自己内心的苦闷讲给父亲，他总是给我默默的支持。到后来下决心辞职考研，父亲还是选择了支持。
处处为子女着想，经受打击不屈服
远赴北京上学和后来相继在青岛、北京工作后，我回家陪伴父母的时间并不多。自从1998年我开始工作以后，父亲从未主动向我要过一分钱。在我主动给他们生活费的时候，他都是再三推辞。我读研究生时，他考虑我家只有先生一个人有收入，还主动给了我2000元学费。
因为父亲驾驶员的工作属于文革后临时安置，加上那个年代的人事制度、养老保险缺陷，虽然以技术工人身份工作多年，但父亲始终未能转正，也未缴纳过医疗和养老保险，在60岁的时候不能像正式职工那样办理退休手续。过60岁以后，单位临时给他安排了其他后勤岗位，又工作了大约10年左右。1999年前后，也就是父亲满70岁时，他才终于离开了工作岗位。由于原来临时工的身份，父亲没有退休金，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只能靠过去累计的工龄获得少得可怜的补偿。好在父亲比较乐观，基本接受了现状。
耐心陪伴患病的母亲，任劳任怨。
离开岗位后父亲回到了老家居住，收入微薄，即使加上新农合医保补贴也没有多少钱，如果患个病，这些钱根本不够。父亲离职的最初几年，没事时会去村委会那里和朋友打打麻将，晚上在家看看电视，还算有些娱乐活动。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我母亲出现了记忆变差的情况，最初总是遗忘东西放哪里，做饭不是忘了放调料就是放重了调料，生菜和熟菜分不清楚，蒸馒头未蒸熟就起锅等，后来继续发展开始遗忘更多的东西，最后检查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以前听说过这种病，但从未想过这种病会发生在自己父母身上。我们深知该病情的可怕，记忆的减退、行为的异常，到大小便不能自理，到最后不能吞咽东西、卧床不起、并发症引起死亡，这是它发展的必经阶段。母亲病情2013年左右确诊，2014年就出现了行为异常，开始无目标地乱走动，喜怒无常，在屋里炕席下、角落里乱藏东西，别人刚整理好的衣服和箱子，一不注意就被她拽出来随处乱扔，只要一开电视，就对着电视乱骂，甚至有砸电视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她身边不能离开人了，父亲也失去了仅有的打麻将和看电视等娱乐活动。父亲尽管痛苦，但还是耐心地给母亲做饭、陪伴母亲。由于长期的陪伴病人造成的身体和精神压力，父亲变得少言寡语，我和哥哥很担心他，后来找到了合适的住家保姆给他们做饭、洗衣，但是当时的母亲还有点自主意识，晚上必须有我们自己亲人陪着才肯上床睡觉，所以虽然白天父亲的负担减轻了，但其实晚上陪伴的压力还在。我远在天津，只能在经济方面尽量协助，而哥哥不得不边上班、边操心两位老人在家的情况，其中的辛苦和压力可想而知。
多种疾病发作，努力抵抗病魔。
自从母亲患病后，我寒暑假回家的次数和呆的天数多了些。2018年暑假回家，明显发现父亲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不如以前，右手无力，流口水，说话口齿不清，经诊断是患了脑梗，需要长期服药控制。2018年11月，我工作的单位在接受教委专家入校评估期间，父亲突发胆结石，需做胆囊切除手术，我请假回去和哥哥轮流在医院陪护。刚开始帮术后父亲如厕还会不好意思，但想到父母小时候照看我们的辛苦，也便逐渐习惯感觉自然了。可能因为手术的麻醉，出院时他精神状态仍很不好，还出现了吞咽困难、流口水加重，右手甚至无力扭动钥匙开门，最后去宝鸡检查，确诊为帕金森综合征，不得不长期服药。而母亲的病逐渐进入中后期阶段，不知道大小便、不会自己吃饭、走路不稳，家里雇的保姆换了好几个。假期在家的时候，在父母身边的陪伴也让我能部分感受哥哥为照顾双亲所做的付出。
2021年上半年，听哥哥说，父亲精神状态比较差，白天总是睡觉休息，吃饭也不如以前，人也一直消瘦。到5月左右，出现腰部疼痛，一开始被诊断为老年性腰疼，换了几处地方服用中药，一直没有好转。6月在家里收完麦子后，哥哥带他到县医院检查， CT片、核磁共振系列检查下来，很快就确诊肺癌晚期已转移。6月份我先生因公长期外派出差，当哥哥打电话告诉我这一噩耗的时候，我俩在电话里都忍不住痛哭起来。起初还抱着幻想，是不是病情误诊，但是医院给出的诊断很确定，我们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父亲已81岁，并且癌细胞发生了远端骨转移，加上他原有的身体状况，手术、化疗、放疗等手段不能进行，只能保守治疗。所以我俩商定，真实病情先瞒着父亲本人，但把情况告诉了近亲，包括我大伯一家和我的堂姐、堂哥和姑姑们。在县城住院期间，他们都纷纷来探望他。在县医院住了一阵后，医院要求要么出院要么转院，终于坚持到7月初，学校放假，我收拾好东西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回家。到宝鸡后，去医院进病房前，哥哥就嘱咐我，不要在父亲面前流眼泪，不要透漏真实病情。回家后为便于照顾父亲和母亲，我把孩子送到了爷爷家，因为爷爷奶奶身体不好，所以7月上旬到8月初的这段时间里，孩子的三个姑姑都帮忙照看女儿。要没有她们的帮忙，我真的是手忙脚乱、无所适从。
病重期间惦记母亲，在无声中离世。
7月12日回到老家后，父亲还坚持服用中药进行身体调理，服用少量止疼药，但是腰疼得他在床上不能翻身，起身、上厕所都要人搀扶。家里保姆给我们做饭，主要负责照看母亲，包括清理大小便，喂饭等。母亲每天中午到下午就开始喊叫和骂人，但父亲从来都没有嫌烦过，吃饭时先操心给我母亲吃；母亲坐久了就让我们扶她起来走走；自己拿到水果和点心了，先给我母亲吃。原来父母的屋子里有土炕，因为屋子比较大，我们在靠窗的地方又支起来一张床，晚上哥哥在炕上陪护父亲，我睡在床上陪护母亲。只要他们二位老人一个有动静，我和哥就一块起来搀扶，他们都行动不便，一个人根本弄不了。起初白天父亲虽然能起身活动，但是扶起来之后，只能在带靠背的沙发或凳子上坐一阵子，然后就得卧床休息。运动减少引发了他严重的便秘，还记得有一个晚上，父亲因为便秘拉不出来而肚子难受，吃药用药都不管用，晚上起夜四五次，而母亲又因为拉到裤子里，我们兄妹俩不得不起来多次收拾清洗，几乎整夜没睡。那时候易消化的食物（包括粥、稀饭、面糊、藕粉、水果等）父亲还能吃一些，但是从搀扶他走动活动，就能感觉他浑身越来越使不上劲了。7月到8月这段时间里，父亲在村里的朋友，村里和他年级相仿的老人，还有家里多年不走动的亲戚，都来探望他，但大家都瞒着他的真实病情，期望他能多活一阵子。
到了8月份，疫情原因回津后要求要隔离14天，考虑孩子上学和我开学前的准备，也抱有侥幸心理，觉得癌症患者维持个3—6个月或一年应该问题不大，于是7日和女儿返回了天津，按要求做了核酸检测，准备孩子开学功课的辅导。我每天坚持和哥视频通话，也在视频里跟父亲说说话。父亲吃饭越来越少，嗜睡情况日益严重，甚至出现偶尔意识模糊的情况。到8月12日左右，父亲睡眠也不太好了。我心里很担忧，打算委托一个亲戚帮忙照看孩子， 15日上午就回家，可在14日早上5点多，哥哥来了电话，说父亲进入病危阶段。意识到情况不好，我赶紧退机票、送走孩子，只带了几件衣服就乘高铁于当天下午6点左右到家。见到父亲时他已不能说话，已出现临终前的喉鸣，但意识还清楚，我问他是否认识我时，都很清楚地点头。请医生把脉后告知，父亲脉搏已经紊乱，可能过不了当晚。那天晚上，哥哥和我极其不安地陪在父亲身边，随时观察着他的状况，家族和亲戚家的两位哥哥和姑姑也在帮忙，2点左右他的脉搏几乎摸不到了，我们给父亲穿上了准备好的寿衣。到凌晨2:20，父亲没了气息，离我们而去。第一次看到最亲的人呼吸渐渐衰弱进而没有了气息，我和哥哥的心无比疼痛。父亲就这样走了，临终没有遗言，但我们相信，他最牵挂的还是患病的母亲。
之后就是农村繁琐的葬礼，期间每天对着灵堂前父亲满面笑容的遗像，我都感觉这一切不是真的，然而又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在追悼会上，当哥哥哽咽着介绍父亲的生平时，我早已泣不成声。在去世后的第7日，父亲长眠在了村里的公墓里。
回津下飞机后，我第一时间把孩子接回家，问她在亲戚家的情况，孩子说叔叔阿姨照顾得很好。但有一天晚上，孩子流着眼泪跟我说：“妈妈，以后你要离开别再把我丢下，还是带着我吧，我会听你的话，不给你添麻烦的，我在别人家好想你和爸爸呀。”那一刻我忍不住泪如雨下。虽然已为人母，但我还是父亲的孩子，父亲现在离我而去，母亲的身体状况也不容乐观，无法交流，眼见着她的生命在逐渐消逝，以后有委屈、有辛酸也不知再和谁诉说了。
父亲走了，家里的顶梁柱没了，这段日子里，哥哥回到老家院子，一走进父母的房间，就不由悲从心来。而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与父亲有关的小事就不时浮现在眼前，我忍不住把它们写下来，借以纪念我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
父亲你放心吧，我们兄妹一定会设法照顾好母亲，让她在有生之年尽量生活得好点！
愿父亲在天堂一切安好！
2021年10月27日深夜
赵雅玲，女，1974年生，1994年凤翔中学毕业，1998年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本科毕业，后在北京、青岛的大型国企、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就职，2006年南开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毕业后入职天津科技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精彩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