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能战胜项羽，最大的原因是文化水平高，可能还会魔法｜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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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斩蛇”显示其志向不小
刘邦在大众认知中有很多种面相，有说是市井流氓的，有说是基层小吏的，有说是楚人余烬的，有说是游侠之概的，不一而足。
那么，有没有人想过，他其实是一位“学者”呢？故事，还是要从“高祖斩白蛇”说起。
《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
高祖被酒， 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
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
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 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这段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就是刘邦以亭长的职务，替县里送干活的人到骊山陵墓工地，路上人跑了不少，他盘算着，这么下去，到地方时人都跑光了，自己也没什么好下场，所以，到老家丰邑西边的湖泊沼泽边，刘邦停下来喝酒，晚上就把押送的人都放跑了，自己也准备逃亡，这群人中有十几个壮士愿意跟随他。
他喝多了，就带着这十几个人向泽中行进，先派了一个人探路，发现前方有大蛇挡道，刘邦趁着酒劲上去就把大蛇砍成两段，又走了几里地，喝多了，躺下就睡。
后面跟着的人来到斩蛇的地方，看到一个老太太哭诉自己儿子是“白帝子”，被“赤帝子”斩杀了，这群人不信，想着让她吃点苦头，老太太一下子不见了。
等这群人找到刘邦，告诉他情况，刘邦乐得不得了，很是自负，跟随他的人也越来越敬畏他。
在《汉书·高帝纪》中，这段记载只是改了几个字，未新增信息，另见于《史记·封禅书》：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
如果是一个现代人在路上砍了一条大蛇，绝对想不了这么多，但是在战国、秦、汉之际，这个故事就很有现实意义，见《史记·高祖本纪》：
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
由于这个故事，刘邦在沛县初起兵时，就竖起了红色的旗帜，以对应他的“赤帝子”身份。
刘邦斩蛇
是非常有深意的神权建构
赤帝子、白帝子与五德终始
现代人读了这个故事认为是“真事”的，恐怕不多，多数还是将其视为“鱼腹丹书”和“篝火狐鸣”之类的神秘主义造势，也就是“变戏法”糊弄无知群众跟着造反。
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刘邦斩没斩蛇，而是“赤帝子”斩杀的“白帝子”，也就是那条“白蛇”象征着什么。
众所周知，秦始皇定秦为“水德”，服色尚黑，刘邦作为当时的“秦吏”，哪怕是编故事神化自己，也应该是“黄帝子”斩杀的“黑帝子”，或者“黑蛇”，这才合乎“土克水”的基本原理，否则怎么也没法和“灭秦”扯上关系。
正因为如此，在《史记索隐》注释时说：
应注云“秦自谓水”者，按秦文公获黑龙，命河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诚图》云：“水神哭，子褒败。”宋均以为高祖斩白蛇而神母哭，则此母水精也。此皆谬说。又注云“至光武乃改”者，谓改汉为火德，秦为金德，与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也。
这段注释包含几个信息来源，在“五德终始说”盛行的两汉，如何将王朝兴废与五行征应结合，是绝对的政权合法性问题，所以出现了两种解释：
前者是认可秦为“水德”，而白蛇与“水德相关”，哭诉的老妪就是“水精”；而后者则依据汉光武帝改汉武帝认定的“土德”为“火德”，秦为“金德”，火为赤色，金为白色，所以，对应“火克金”。
后者也是东汉通行的解释，见《史记集解》注释：
应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 也。秦自谓水，汉初自谓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
应劭为东汉人，用东汉光武帝改定汉为“火德”，秦为 “金德”的说法，来解释“赤帝子”杀“白帝子”，也就是“火克金”，看起来绝对是自圆其说，但作为现代人，我们能够相信200年前的刘邦能够预知200年后刘秀的变革吗？
这不由得人不怀疑，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是东汉人为了塑造刘邦政权的神性而伪造的故事。
但是，“赤帝子”的说法，直接关系着刘邦在沛县起兵时的旗帜颜色，在其他记载之中也有旁证，汉军起兵后为“赤帜”，且在西汉末年刘歆撰写的《西京杂记》中有“高祖斩白蛇剑”之说，也就是说， 这个故事并非东汉光武帝定汉为“火德”之后杜撰窜入《史记》的。
基本确认了这个故事出自刘邦之手，就揭示了更大的秘密。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
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
这可能是《史记》中有限的关于高祖本人学问养成的记载，其他如他厌弃儒生，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洗脚的时候接见儒生郦食其，以及陆贾提醒他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一系列的轶事，塑造出的都是一个无心向学、厌弃儒学，乃至于“不学有术”的“浪荡子”形象。
但是在他刚刚起兵的时代，乡里豪杰长者对他的看法却是：
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
注意理由，“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也就是我们一直听说刘邦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怪事，命里就该发达。
除了“赤帝子斩白帝子”，还有“吕后望气”的故事，见《史记·高祖本纪》：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这个故事的“戏法”就比较好变了，刘邦和吕后商量好， 每次都让她找到，再说“云气”的说道儿，自然就凑得上了， 但是，秦始皇经常念叨“东南有天子气”，刘邦是怎么知道的？这个疑点，姑且存疑，后文详述。
同理，“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一样也可以这么串通好了演戏。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刘邦“纵徒逃亡”“聚众山泽”之后，先是只有十几个人跟随，一直到沛县令请他“反秦”响应陈胜之时，他的部下才不过百人（《史记》作“数十百人”，《汉书》作“数百人”），他的“神话故事”却全部直指“天子”“赤帝”，乃至于“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反观聚众九百人的陈胜，哪怕是“神化”自己的想象力， 也仅限于“大楚兴，陈胜王”，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是知识，是眼界，在那个时代，更代表着身份阶层。
具体可见《史记·封禅书》：
周东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
……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
此为“秦”之始祖祭祀“白帝”之肇始，之后数百年间， 才陆续增加“青帝、黄帝、赤帝”的祭祀，至刘邦入关中后， 方才补上了“黑帝”，也就是说，唯有“知古者”才能联系到“白帝”与秦国诸侯的关系。
秦改水德尚黑是比较靠后的事情
刘邦知道秦曾经是金德尚白，已经很有学问了
而“秦”开始受到“五德终始说” 的影响， 也就是“五方帝”开始与“五德”挂钩，要到战国时代，见《史记· 封禅书》：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栎阳雨金， 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也就是在秦孝公父亲秦献公的时代，秦国的都城栎阳天上“下金雨”，所以，秦献公认为自家得到了“金德”的祥瑞，才在栎阳建“畦畤”祭祀“白帝”。
秦献公在秦一统前150多年，将“五德终始说”与诸侯秦国的“白帝”崇拜结合，“白帝”也就代表了“秦国”，但是到了秦始皇二十六年并吞天下，官方口径大改，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自此至陈胜发难凡十二年，里耶秦简显示，秦朝政府甚至不允许楚人称猪为“猪”，而必须按照秦人的叫法为“彘”，这样的细致管理，不可能遗漏了沛县，刘邦这个秦吏更不会不知道“秦朝”已改为“水德”“色尚黑”。
那么，哪怕“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是高祖为了“神化”自身而伪造的，这个知识层次也远远超过了平民，相当于在“知古”的前提下完全否定了秦始皇的“秦朝”法统，而只将其视为“周天子”策命西陲的一介诸侯国。
更重要的是，得到刘邦生前认可的，由秦柱下史、汉朝“计相”张苍所主持的“汉为水德”的认定工程，绝非无的放矢，见《史记·高祖本纪》：
（汉二年）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
（汉二年）六月，……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于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
在还没有全取关中的情况下，刘邦已令废除“秦社稷”祭祀，换成“汉社稷”，短短4个月后，关中彻底平定，刘邦即命令祠官恢复秦国的所有祭祀，也就是说，仅仅是汉王的刘邦， 已经将自己视为“秦国”的继承者。
正因为如此，尽管史书并未明言张苍的理论依据，借助《吕氏春秋》中“十二月纪”体现的“五行相生”论调，“木—火—土—金—水”，“秦国”之“金”恰生“汉国”之“水”。
这也是汉初真正的官方解释。
刘邦从起兵开始就准备做皇帝
考察刘邦诸多“神化”自身的故事，逃亡、起兵前可以算作一类，往往有所节制，只是“贵”“大贵”“天下大贵”；之后则具体得多，“赤帝子”“天子气”，这已经不是“好为大言”了，而是“狂妄无边”，但是，从刘邦起兵时的举动来看，他的这种“狂妄”绝不是“无知狂妄”。
见《史记·高祖本纪》：
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 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
对照下《史记·封禅书》：
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 衅鼓旗。
……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
集中说一下，刘邦在刚刚聚众的时候，在丰邑东北十五里的“枌榆社”祈祷发愿，待到进入沛县成为沛公起兵时，又祠祭黄帝，在沛县县廷之中祭祀蚩尤。
当然，《史记·封禅书》的信息显示，刘邦可能只是祠祭了蚩尤，因其与“枌榆社”一样灵验，才在定天下之后指示地方必须以“诸侯礼”的“少牢”祭祀“枌榆社”，并在长安为蚩尤立祠。
我们一般所知就是黄帝战蚩尤，但在《史记·封禅书》中记录的秦汉官方信仰之中，要复杂得多：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 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 祠天齐。……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 祠琅邪。
也就是说，这“八神”属于“齐地”的神明信仰，在秦始皇的眼中，属于仅次于“封禅泰山”的重要宗教活动，而蚩尤在“八神”之中排“第三”，为“兵主”，顾名思义，就是“军神”“战神”。
刘邦此时仅为自立的“沛公”，响应“楚国”的陈胜起义，才沿用了楚国的官名，相当于以陈胜属下自居，却去祭祀“兵主蚩尤”，他的志向不问自明。
按照《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记录，“沛公初起”为秦二世元年九月，与“项梁号武信君”正在“同时”。
如果从此时算起，刘邦属“张楚”，比秦二世二年正月才接到召平“矫诏”的项梁归属“张楚”还“早三个月”，所以，站在刘邦个人的角度，心理足够膨胀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认定自己接续“张楚”天命大任，“与项梁共立义帝”。
也就是说， “义帝”并非“沛公”之君，只是“先入关中者为王”的“主约者”，一个“盟主”“中人”，直至刘邦入关中受降秦王子婴，秦国的天命已经自动转移到了刘邦手中，汉王的社稷取自秦王， 而非出自项羽“裂地分封”，之后的几年时间，都是为了“止暴定乱”的“天命讨伐”。
当然，这只是结论之一，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对比就是，不知是《史记》漏记，还是当时根本无人顾及，从陈胜到武臣、韩广、魏王咎、楚王景驹、齐王田儋、赵王歇、韩王成，项梁自号武信君，拥立楚怀王、项羽自为诸侯主伯，所有的政权， 没有一个有记载立国之初“祭祀”“立祠”的。
刘邦野心极大
起兵伊始，就奔着做皇帝去的
在这方面唯一有一些“建树”的，可能只有陈胜，见《史记·儒林列传》：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
鲁国的儒生抱着孔子家族遗留下来的礼器去投奔陈胜，陈胜就任命孔子后人孔甲为博士，后孔甲与陈胜一同死难。
至于项羽灭后，鲁地诸生不降汉，很大程度上应来自于项羽“鲁公”之封，君臣之义既然缔结，当事君以忠，所以，哪怕面对刘邦的屠城威胁，仍旧坚持己见，也算乱世中儒生守护忠义理想的一抹亮色。
对于太史公这样的专业人士而言，“礼”“祭”，都是他非常敏感的信息，哪怕西汉初年官方销毁了档案，他的寻访也不会不重视这些信息，那么，确实有很大可能就是这许多政权，根本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或者说，“没当回事”。
这么一对比，刘邦这个“起于微末”的豪杰，恐怕要比其 他“起于微末”者要“高级”不少，说得直白点儿，同为“造谣生事”，刘邦是拿“高级知识分子”圈子里的“特殊信息”搞事情，而陈胜则是在“乡村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小道消息” 下功夫。
正因为如此，当底层社会的记忆逐渐模糊，文本的记忆成为主流，陈胜的故事终将褪色，被刘邦亲手书写的传奇所代替。
本文节选自刘三解兄新作《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该书通过综合对比汉初史籍与出土简牍，挖掘出秦末起义和楚汉战争中诸多没有被人关注到的关键点，从而在刻板印象之外，给出了诸多新见，而这些新见又对了解汉初的政治制度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