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摄生活》-<向天而歌>连载10
3. 记起在被遗忘的边缘
边缘化、非主流人群、自尊地活着，这是盲艺人的特点，也是他们的宿命。自然在创造健全人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创造了盲人。因为视觉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生产力低下的遥远年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过戕害盲人的记录。于是侥幸活下来的盲人，就必须为自己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相传，唐朝时候李渊的军师袁天纲、李淳风给李渊预测了一卦，说李渊哪年哪月哪天哪个时辰归天。结果到了那个时辰，李渊没有死。袁天纲、李淳风担心李渊治他俩“蒙君”之罪，就逃跑了。跑到了国境线边上，他俩再也不敢跑了，一旦出了国境，就是叛国，罪将不可赦。于是他俩在一棵树下边背靠背坐下，开始畅想国家的运程。一个人画，一个写，这就是有名的《推背图》的产生背景。
正当他俩高兴的时候，听见一声咳嗽，远远看见走来一个盲人，手里拄着方竹杖。他俩就猜想：这个盲人走到树下是从树的左侧经过，还是从树的右侧经过？他俩一个说应该会从左边过，一个说应该从右边过。向他俩走来的盲人走到树下，用竹杖试探了一下树，东一枝，西一枝，盲人就爬上树，从树的枝杈间穿过，不左不右，不东不西，袁天纲、李淳风大为惊异。
袁天纲和李淳风问：“老先生，放着大路你不走，为什么要从树上穿行？”
盲人说：“我知道你们在猜测我，我不想中你们的计啊！”
袁天纲和李淳风问：“我们拜您为师吧。您尊姓大名？”
盲人说：“我叫东方朔。你俩赶紧回去见李渊，要不你们的家人将遭受磨难。”听了东方朔的话，他俩回到皇宫。李渊问：“你们是不是蒙君啊？”
袁天纲和李淳风说：“没有啊。只是因为一次你的鞋上粘着一粒米，你惦念着农民收获的不容易，捡起来吃了这颗‘脱靴米’，所以你增了十年阳寿。”
李渊就夸他俩是好军师。据说这个计也是东方朔帮助他们想出的点子。
事实上，东方朔既不是唐人，又不是盲人。然而民间关于东方朔的传说，却与他本人可以考知的生平及其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性格相去甚远。他的传说，从汉代就已经存在，并逐渐流传开去。但是他究竟在什么时候成了盲人的保护神？大抵与下面的这个故事有关。
清朝，一个学问高深的盲人正在与康熙聊天，未就帝位的雍正放学回来，被盲人踢了一脚，雍正就下了决心：我要登基就将盲人统统杀死。另一个版本是说，雍正未就帝位前，见盲艺人为宫廷演奏颇为卖力，就问：“我要当上皇帝，你们也一样演奏吗？”盲艺人说：“你连太子都不是，怎么会当上皇帝？”于是雍正记恨盲艺人。
后来雍正一即位，就把天下盲人全部找来，说：“你们会唱，可是不好听；你们会算卦，可惜我不相信。你们没有什么用处，白费国家钱财养活着，不如推你们进河里，全部喂了鱼得了。”正在盲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东方朔出现了。他说：“盲人们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他们有这样的能耐，应该留下。”
雍正说：“你们盲人有能耐，你猜这个太监袖子里有什么东西？”
东方朔说：“我要是猜对了，你就把所有的盲人都放了，我要是猜不对，任你处置我们。”
朝上文武百官作证，雍正答应了。
东方朔说：“袖吞一只鹅，算它是死活。我说它活它必死，我说它死它必活。”因为东方朔已经猜到了是一只鹅，太监还握着鹅的脖子。如果东方朔说是只活鹅，太监一用力鹅就死了，如果东方朔说是只死鹅，太监一松手它又活了。
所有人为东方朔的神算怔住了：果然太监袖里是一只鹅。
于是雍正没有屠杀天下的盲人。至此，东方朔被盲人们拜为保护神。
东方朔还发明了盲人使用的棍，叫“明杖”。开始时，东方朔给每个盲人的只有一根“明杖”，你想去哪里，只要把“明杖”往两腿间一夹，说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这根“明杖”还有非凡的魔力，假如盲人被欺辱了，盲人在这个人的家门上点三下，这个人的肚脐就烂了，生命就没有了。
可是有些盲人不自律，滥用“明杖”干坏事。东方朔就把“明杖”掰断了，一根长，一根短。右手拿长的，探路，左手拿短的，拄着。今天太行上的盲艺人还是这样，哪只手拿哪根，分得清楚。
这些荒诞的传说曾经给过封闭中的盲人以生活下去的理由，但是自从参加了革命，他们就有了新的盼望。赵大蛮、高生根、王涛锁、常继成、李树旺、李德喜、李继秋、朱董壬等老一代太行山上的盲艺人 1938 年就开始为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尽一份力了，可是他们都没有进入革命队伍的正式序列，抗战胜利后他们依旧是流浪的民间艺人。他们没有来自国家财政的生活保障，他们靠农村市场养活自己，一旦离开队伍，就没有办法生存。
1950年加入左权盲人宣传队的张福玉回忆说：“1963年，曹家寨村的盲艺人高生根老得干不动了，要离开盲人宣传队回家养老。他问当时左权县文化局局长杨凤鸣要一些回家养老的生活费，杨凤鸣说：‘你们这支队伍不是国家拨款的，我也没有钱给你们，我总不能拿自己的工资给了你，我把工资给了你，我也没法活了。你先回去，咱们以后有了办法再说。’高生根靠他在煤窑当工人的儿子养活，最终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生活费。因为这件事，杨凤鸣感到盲人宣传队的人老了是个问题，于是倡导盲人宣传队从每天的收入中留积累。开始的时候每挣一元钱抽五分钱保存起来，后来增加到一元钱抽两毛钱。多年下来，盲人宣传队的积累有了几万元，每个年老离队的盲艺人，每月都可以领取一点生活费。”
张福玉在盲人宣传队干了三十五年，现在离队回家养老，每个月可以领到五十元生活费，二十五元工龄费。
左权县一位文化局干部就无限慨叹：“盲人宣传队是最听管理的一群，也是最可怜的一群，他们不占国家正式编制，一年四季宣传的是党的方针政策。县内其他文艺团体，国家给了很多钱，最后都是因为经营不下去而倒闭掉。国家还要花钱安置团体解体后的原在编
人员。他们这些明眼人一个月拿的工资，比盲人一年的工资都多，可是他们觉得国家亏待了他们，他们应该拿更多。而盲艺人们总是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新社会’。”
我不知道创建时间如此悠久的左权县盲人宣传队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成为国家正式编制内的文艺工作者。艺术水平不高？不是。观众欢迎程度不够？不是。宣传内容陈旧？不是。可能因为他们残疾，所以理所当然地被边缘化处理了。
一次左权盲人宣传队到某个企业宣传，厂里问：“怎么还是走着来的？”
盲艺人诧异：“我们不走着来，难道叫我们飞着来？”
厂里的人说：“不是。某某单位来集资了，说是给你们买汽车，怎么不坐汽车？”
盲艺人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他们想：可能以他们名义组织集资的单位有了汽车，但汽车与他们无关。
神通广大的东方朔可以保佑盲人们活命，但是他们必须自律地活着，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
盲人宣传队在太行山边缘化生存了六十五年，直到有一天北京来的音乐家田青听了他们的演出，于是太行山盲艺人的艺术追求和生存状态浮出了水面。
2003 年第二次陪中国艺术研究院田青教授上太行山的时候，左权县的文化工作者为我们安排了两场明眼人的演出，节目都太一般。从麻田回城的时候我和随行的文化局局长石湘涛商量：能不能让左权盲人宣传队给田青、李松、唐师曾、刘序盾等北京来的专家演一场？局长说：“没有什么不行。但是能交代了北京的专家吗？”我说：“反正是盲艺人的演出，相信专家能够接受。”
局长派人去通知盲艺人，我们的日程正常进行。一起把晚饭吃到尾声了，我试探性地和田青、唐师曾等人说：“县里有一支盲人宣传队，常年活跃在农村，咱们来反正是听音乐，晚饭后让盲艺人给咱们唱一唱。”为了引起田青的重视，我特意加了一句：“我弟弟也在这个宣传队里。”目的是希望田老师给个面子，听一听。
当天上午我陪田青教授去歌王石占明的村庄听歌，石占明的爹唱得真好，但是他那种活在歌里无所顾忌的人生态度让村民们说成是“七成”。我学石占明的爹演唱，田青老师说我“六成半”。
晚饭后赶往宣传队驻地的时候，我说：“我曾想把盲人宣传队带到北京去，我带着他们沿途演唱，徒步走向北京。”
田青老师说：“你要这样做的话，就只剩下‘一成’了。”
我们到了旧城中心古老的戏台上，盲艺人因为等我们不来已经解散了。田青安慰说：“以后有的是机会，下次来了再听。”大家在戏台上转悠了一阵正准备离开时，没想到文化局的工作人员把我弟弟接来了。于是摆开阵势演唱。有别的队员问唱什么曲目，一个盲人说：“人家是来听刘红权演唱的，你着急什么？”这话对我有点伤害，因为我并不知道刘红权究竟比别人好多少。我说：“你们有什么唱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听弟弟演唱，因为许多年里我奔波在外，对他所生活的这个新一代的盲艺人群体并不了解，我和弟弟童年所熟悉的面孔都已经消逝，盲艺人的组合形式有了完全的变化，我不知道弟弟在这个队伍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弟弟演唱的第一声就震撼了所有人，田青作为主要嘉宾无可逃避地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眼泪。我在灯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里听，我一样在流泪。
唱过一曲，田青老师还要一曲，一连唱了四个。结束了，田青老师擦着泪眼对盲艺人说：“我带你们到北京演出。”
田青老师回头对我说：“你弟弟对于左权文化的贡献，不会比你小。”
不久之后我再次陪田青老师回太行，这次是专门敲定上北京演出的节目的，他在左权县与盲艺人共同生活了三天。回到北京我去见他，他拿出一篇文章给我看，我应该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文章的标题就具有震撼力：《阿炳还活着》。
这篇文章通过《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艺术评论》、《音乐生活》、《盲人月刊》等报纸杂志广泛传播了开去，太行山盲艺人的生活沉寂千年后，开始为国内的主流媒体所关注。特别是浙江电视台著名品牌栏目“亚妮专访”2003 年 11 月 12 日播出了《向天而歌》、一纸风行二十年的《南方周末》2003 年 11 月 27 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该报记者南香红和王景春的《盲艺人的乐与路》，更是使这个大山深处的盲人演出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太行山以前所未有的欢迎姿态，拥抱这群默默穿行在崇山峻岭间的盲艺人。
但是，盲艺人还是盲艺人，所有的荣誉过后，他们更加心静如水。
编者语：
盲哥们行唱太行，其强度可想而知。在与他们行走的时候，9年前的体力都很费力，况且我有时还开车代步。所以在拍摄期间有很多比较完美的环境，足以表现他们的苦难与不易。但不忍心让他们去专门走一次。
他们的家庭情况大都不是很好，在他们休息的时间，我让红权专门陪着我走过大多数盲哥们的家。家庭情况都很一般，养老不敢想象。
他们可以走出来，一是可以赚些钱度日，但我感觉到最多的是因为这个集体的力量留住了他们，宁愿辛苦一些也愿意留在队里。因为这里充满了欢笑，这里给了他们自尊。无论是怎样的人都需要心理的快慰，精神的愉悦，只有物质的生活大概无法可以叫做幸福。
作者简介：
刘红庆
1965年生于山西左权。传记作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推广者，中国昆曲古琴研究会理事，中国导盲犬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曾就读于晋中师专、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音乐生活报》、《科技日报》、《乐器》杂志、《华夏时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任编辑、记者或部门主任。
现在在中国盲文出版社“盲人文化研究所”从事《盲人百科》的编辑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