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在百年大变局中牢牢把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线

（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参考消息》2019年4月5日第11版）

如何认识我们当下世界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变局”？本文试结合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的认知，概括考察其相关的“变与不变”。

永恒之变中有不变

人类社会及其所在的世界（宇宙），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自然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8亿年前诞生宇宙的“大爆炸”；人类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考古已确认的300多万年前的非洲“露西”女士；自有文字以来的人类文明史，则可追溯至近6000年前的“两河文明”，都是不断发展演变中的过程。变化的各个阶段、各个局部，具有无数的特殊性即个性，但永无止息的演变过程中，却又有恒常不变的共性，即人们在不断探讨以求加深认识的“规律性”——中西方的思想成果，均对此“变与不变”的关系很早作出了清楚的认识：对于人类，“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讲的是变与个性，以及变中进取的态度；“太阳底下无新事”、“天地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讲的是变化中不变的共性以及变化中对规律之道应有的敬畏与肯定。

从几千年的坐标到几百年的坐标看轨迹

“上下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认知其发展变化中的“主潮流”，所反映的即是于变化中就共性而言的社会发展规律。我基本认同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所作出的简洁勾画：人类社会各个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史演变中的共性主线，是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上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上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我认为，于数千年视野中可总结的这一发展轨迹，收近到“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的数百年间，坐标系上的人类文明发展轨迹则可进一步展开为综合性的六大潮流：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信息化（高科技化）和民主与法治化（“走向共和”之化）。这六大潮流的汇合是主线，当属孙中山先生当年海宁观潮后所题写“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这种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

 中国在近现代世界格局中的变化主线：从“大踏步跟上时代”到锁定“中国梦”

中国作为“唯一一个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民族国家，曾有过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但在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却于告别“康雍乾末日辉煌”后严重落伍，鸦片战争后颓态毕现，一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下滑在被欺凌、被瓜分的危局中，经甲午战争惨败、戊戌维新速夭、八国联军洗劫之后，在20世纪百年间，终于有三件大事先后发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继救亡图存的抗战胜利而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展开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人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谨慎乐观的前瞻：近两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期盼和为之献身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已经“从未如此接近”，以改革为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中国的总体发展在“大踏步地跟上时代”，经济总量已从原来的第十几位上升为全球第一，人均国民收入则从原来的极低水平，上升为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全球化推进过程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的上升与超常规发展中的成就令全世界瞩目，并且在沿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主潮流继续发展的主线上，已清晰地由邓小平当年勾画的“三步走”战略构想，进一步具体地锁定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49—50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走”目标，即在未来30年，要使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梦想成真。

“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考验：变从何来？

“行百里者半九十”，就在中国现代化进入冲关期的当下，某种“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考验似乎是不期而至，不能不引发国人的高度重视与深入思考。

变从何来？至少有如下两大维度：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逆转”式变化。百余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虽然变化过程复杂，但大脉络总体上是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推进的全球化（国际化）：经过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和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的冷战，以及结束冷战的“苏东剧变”，相当清晰地归结于“世界是平的”的全球化，与很快替代“两级→单极”局面的美、欧、日、中、俄各方“多方博弈”“合作竞争”大环境中的“多极化”。中国改革开放中于千年之交后的入世，更是引出了在全球竞争中新一波超常规发展中的亚洲板块“和平崛起”之势。但就在最近几年，国际格局却有了一些以令人几乎目不暇接的“黑天鹅事件”为代表的“逆转”式变化：以美欧的民粹主义思潮为背景，头号强国美国明显转向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欧盟共同体在经过“一日三惊”的主权债务危机冲击之后，刚刚平缓一些，却出现了英国脱欧这个沉重一击所形成的“一体化”之路上的大倒退；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全球不断制造事端；“过度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多有抬头；法、德国内右翼势力的不断兴风作浪，与原先多年奉行的“包容性”理念背道而驰；美国在对中国的关系处理上，悍然发起影响全球的“美中贸易战”...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显然出现了较严重的与全球化反向的逆流奇袭，原可依仗的一些“推力”因素，不期然转为“阻力”。美中这一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上的美国一方，其在贸易施压背后的战略用意，是对于中国崛起的全面遏制和打压，是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依“丛林法则”采取的某种自然选择，但标志着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回不到过去”的很可能长期摩擦乃至“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新阶段。

第二：国内矛盾累积与外部冲击交织而成的“挑战压力”强化。中国在令世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起飞“黄金发展期”特征并未完全消退之时，近些年的“矛盾积累期”特征却已日益明显，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纠结与特征：

——“发展阶段转变”和“矛盾凸显”相交织。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后，正合乎一般规律地转向“新常态”和中高速增长，但同时来自资源环境和人际关系两方面的矛盾制约和隐患迭加，却日趋明显和咄咄逼人：雾霾动辄打击大片国土；地方层面某些扩大建成区的拆迁和新上马的重化工项目，一而再、再而三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且往往演变成震动全局的群体事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问题不可忽视；社会心态趋向不少其他经济体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前曾表现过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特征。

——经济运行中“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新常态”的“新”早已明确，但“常”还有待达到，本来2015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已出现长达12个季度的6.7-6.9％经济增速平台，但突发的中美贸易摩擦、冲突，又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和不良预期，使经济下行压力再现，而支持经济上行的新型城镇化、科技创新、社会善治等方面的“红利因素”，也由于须与之配套的改革在深水区步履维艰，尚难显强劲力量。

——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改革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一向被反复强调，但在渐进改革路径上“利益固化的藩篱”面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博弈中趋于胶着状态，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局面迟迟难以豁然开朗。

——力求国内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和防止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调整重构中被边缘化，成为双重挑战。如何使全面配合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是“办好自己的事”、保持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的关键与历史性的挑战，同时，在近年一系列全球贸易、投资多边体系和原有规则的调整与重构中，中国如何不被边缘化，又成为国际风云变幻中必须坚持以开放促进改革、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力的历史性挑战。

以上的纠结与压力，业已使“百年变局”的重大挑战与考验性质施加到中国现代化的冲关期上，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甚至包含今后难以意料的“惊涛骇浪”式的突发风险。

变中有未变：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平崛起”，仍是应牢牢把握、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主线

在以上变局和考验面前，我们应当认清，以人类文明发展主流为“基本面”，遏制逆流、砥砺前行，有“不确定性”中我们可把握的“确定性”，其客观上的支持因素，来自于“变中未变”、不可逆转的全球供给侧创新发展大势。

回顾百多年全球视野内的历史演变，我们已有充分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依据，来充分肯定终于由邓小平明确表述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这一判断，超越了“战争与革命”“谁战胜谁”的原有时代判断而成为我们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依据。这一主题，完全可以由关于供给侧创新的研究给出严谨的学理论证：一方面，在人类社会供给侧创新推到“共享经济”这个前沿概念的时代进程中，全球各经济体（包括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产业链日趋融合，越来越有可能“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在国内、国际实务中推进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包容性发展与和平发展；另一方面，在供给侧创新早已形成了“核威慑”的国际战略格局均衡制约条件之下，第三次世界大战已成为极小概率事件（试观“朝鲜半岛弃核”对于全球政治经济均衡所形成的明显关联），这也正是邓小平所说的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构成因素。上面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和两个角度的学理论证，构成认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00年不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原点，并且已经和并将继续由实践证明，这可成为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一起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式发展的最为客观的支撑条件、共识催化剂和强有力制约因素。当下我们感受到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并没有改变这样一种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上的基本趋势和必将走向的主流认同，逆流可以掀起一些浪花甚至是惊涛骇浪，但终究将被主流所压倒，中国在以人为本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有1000条理由和美国以及其它的各个经济体搞好关系，求同存异，在中国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追赶发达经济体现代化水平的进程中，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并且要以坚定不移、攻坚克难的深化改革，形成发展后劲，化解各种矛盾与风险，使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存共荣，迈向中国和整个人类社会更值得期待的美好明天。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