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萨斯迦人八思巴，为何能成为元朝第一位帝师？ / 开普饭

作者：陈二虎

（八思巴，忽必烈）

一、海云法师对忽必烈的启发

元世祖忽必烈接触佛教始于山西岚谷宁远（今山西五寨北）人海云和尚。

公元1242年，忽必烈慕名召海云法师到漠北询问佛法的事。

忽必烈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

海云回答:“包含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备于佛法境中！”

忽必烈又问:“三教（僧、道、儒）何教为尊？何法最胜？何人为上？”

海云答曰:“诸圣之中，吾佛最胜。诸法之中，佛法最真。居人之中，唯僧无诈。故三教中佛教居其上。”

忽必烈听了，十分信服，要留海云在漠北，海云辞归，留下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刘秉忠。

而令忽必烈皈依佛门，崇尚藏传佛教，是一个叫巴思八的喇嘛。

（忽必烈）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原名罗追坚赞，后改八思巴，其意“圣者”之意。

八思巴比忽必烈小二十岁，自幼聪明，三岁能诵莲华经，八岁能讲佛本生经，所以信徒们尊称为八思巴（圣者），十岁时出家拉萨大昭寺。

公元1246年，八思巴随伯父萨迦班智达到凉州，谒见窝阔台汗的儿子阔端大王。

公元1253年，忽必烈远征大理，途经六盘山，闻萨迦班智达之名，派人去凉州迎请，萨迦班智达以年老多病辞谢，派了侄子八思巴随阔端儿子蒙哥都来六盘山与忽必烈会面。

忽必烈一见便喜欢上这位年轻喇嘛，让八思巴留在身边。

随着交流，忽必烈为八思巴的博学广识所折服，倍加信任。

公元1254年，忽必烈与妻子察必及其子女开始以宗教礼节礼拜八思巴，表示皈依藏传佛教，尊八思巴为上师。《佛祖历代通载》中记载:“世祖皇帝潜龙时，出征西国，好生，迷径遇僧，开途受记。由是光宅天下，统御万邦，大弘密乘，尊隆三宝”。

忽必烈曾主持了一次佛教与道教的“斗法”辩论，八思巴凭借渊博的学问与口才，与佛教喇嘛们力压道士们，这让忽必烈对八思巴及其喇嘛教更加崇信。

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宝座，立刻尊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也就是说藏传佛教（喇嘛教）凌驾于所有佛教之上。

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又加封八思巴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

这其中的“创制文字”就是指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创制了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字。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帝国，是塔塔统阿以畏兀儿字书写的畏兀儿体蒙古文，忽必烈对畏兀儿体蒙古文不是很满意，就令八思巴创制一种新蒙文。

八思巴参照藏文设计出四十一个拼音字母，主要用谐声为宗，藉“韵关之法”和“语韵之法”，汇成新蒙古语千余条（可以音译汉文、波斯文等其他文字），比畏兀儿蒙古文更具备拼音准确的优点，在当时，确实对元朝多民族统一来解决“顺言达事”和语言交流起到便利作用。

八思巴字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颁行天下，忽必烈大力推广八思巴文，“凡有玺玉者，并用蒙古新字”。

设立诸路蒙古字学，专门教蒙古新字，各衙门都让懂八思巴字的人充当必阇赤（翻译），平定南宋后，又大力把蒙古字学推广到江南地区，同时各处文书必须广泛使用八思巴字。

八思巴字的创制与推广，是忽必烈对文化的一大建树，八思巴是这一新文字的具体创制者。

八思巴还为忽必烈与察必皇后举行了灌顶（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醍醐灌顶）的神秘宗教仪式。灌顶，是密宗（包括藏传佛教）所独有的形式，凡是皈依佛门者，须由师父以水灌洒头顶，藏教萨迦派的灌顶又称吉祥金刚喜灌顶。

察必皇后先接受了灌顶，随后又劝说忽必烈接受灌顶。

当忽必烈主动向八思巴提出灌顶请求时，八思巴要求忽必烈遵守上师坐上手，以身体礼拜，悉听上师之教，不违上师意愿等法誓。

忽必烈行灌顶礼，象征忽必烈与八思巴成了“师尊与弟子”的宗教关系，让八思巴成了“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的帝师，也让藏传佛教在蒙古人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据说:当时皇宫大内皆以真言梵字广加装饰，以示坐卧住行不离佛法，忽必烈处理国家大事之余，常常“持数珠而课诵”。

忽必烈还多次向八思巴咨询有关朝廷政事的意见。

其日，忽必烈问:“从前在成吉思汗收复广大国土之时和我整治安定国土之时出过大力气的蒙古军士们，如今财用不足，可有什么办法增加他们的财物？”

八思巴对曰:“陛下可出御库中的钱财，点查军士及怯薛之数目，赏赐给足够数年衣食生活之物品。”可见八思巴以佛法的神秘色彩对忽必烈执政服务。

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修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庙，著名的有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等，这也是藏传佛教至今在蒙古族地区盛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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