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论社会学、社会学家与社会世界

研思写作组按：公众号之前推过本篇（部分）摘录，但是之前的推送未能标注来源。此篇摘录再次对布迪厄关于社会学、社会学家与社会世界德一些精辟论述进行了整合，并标注了来源（非原始来源，未标注页码，还请见谅）。

论社会学

社会学的不幸在于，它在我们愿意看到必然性或本质的地方发现了随意性和偶然性；科学的不幸在于它在我们愿意看到选择性和自由意志的地方，发现了必然性和社会强制性。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社会学把我们从自由的错觉解救出来，或更确切地说，把我们从对虚幻的自由的错误的信仰中解救出来。自由不是给定的某种东西，而是你要征服的东西（集体地）。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社会学要获得自主性，之所以如此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兜售常识的人，在场域内总能有机可乘。这里面的道理就是经济学家所熟知的一条原理：劣币驱逐良币。

——《反思社会学导引》

对我来说，社会学是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的工具。

——《反思社会学导引》

许多人暗中诋毁社会学知识或剥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资格，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世界时，必然采取一种受各种社会因素决定的观点。我想要证明，与这些人所宣称的恰恰相反，社会学能够借助自身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避免这种历史主义的循环；而社会科学本身正是在它所研究的社会世界中被生产出来，以控制在这个世界中发挥作用的并同时对社会学家自身产生影响的各种决定机制的效果。

——《反思社会学导引》

我认为社会学，至少是我心目中的社会学，能够生产出抵抗符号侵犯、符号操作，即抵抗职业的话语生产者的自卫工具。我曾多次讲过，社会学家一定不能指望符号生产者，也就是记者、主教、教授、哲学家，以及所有以发表言论和谈论社会世界为职业的人。因为社会学家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在于让人们警惕关于社会世界的惯常论说和自作聪明者的话语。但问题在于，作为符号柔道的教授，社会学家生产的“自卫”工具遭到了其使用者的拦截。可以说，社会学已成为广告业和营销学的一部分……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人们认为社会学具有进攻性，它虽使个人重新掌握自己，但却要以不知多少痛苦为代价。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社会学是一门“制造麻烦”的科学，它制造问题和产生问题，它的存在受到了质疑。至少对某类社会学而言，这种情况迫使它必须时刻清醒地看待自身的存在，必须对使其在科学上更加进步的基础保持忧虑感。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社会科学可以告诉我们，“在什么条件下道德的能动作用得以发挥，以及这种道德能动作用如何在制度层面上加以推行，而不是告诉我们道德行为所应遵循的具体步骤。”

——《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

论社会学家

大批职业社会学家，都有个很关键的特征，就是觉得比别人聪明，不管是去启发别人还是被别人启发，都想要扮演一种清明之士的角色，好像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他们可以以此万分激动、自得其乐……而真正科学的严格方法要求学者所牺牲的东西，比起这些人所愿意承受的，代价要远高昂得多。

——《反思社会学导引》

知识分子掩饰自身的特殊利益的时候，往往具有非凡的创造力。

——《反思社会学导引》

生产一种过于简化和过度简化的关于社会世界的话语，不可避免意味着你正在提供可以被用来危险地操纵这个世界的武器。

——《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

社会学家的难题就在于，他们试图说出任何人，尤其是其读者都不愿承认的东西。而且，有时这也使我对自己作为社会学家的合法性，以及科学研究的功能产生怀疑：是否应当说出社会世界的真相？一个自我了解的社会世界是否适于生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如果实现了透明化，如果人们对文化、宗教和劳动等问题的本质有了更多了解，被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哀叹所遗忘的很多痛苦和苦难便会大大减轻，甚至被改变或完全消除。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之所以总是让人有点生厌，那是因为他迫使人们意识到了人们宁愿不知道的问题。

——《关于电视》

社会学家仅仅揭示了人类没有上帝的不幸或没有任何赦免希望的不幸，让世人了解了这一不幸，所以被迫对此负有责任，如同所有那些传递凶讯的预言家那样。尽管你能杀死信使，但他所传递的信息依然是正确的，依然被人了解了。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论社会世界

我们的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避免陷入两种相对立的错觉之中。一是错以为“前所未见”，二是错以为“历来如此”。

——《关于电视》

知识生活的逻辑、论证和反驳的逻辑，延伸到公共生活，对大家都大有获益。而今天，是政治的逻辑，是告密、诽谤、“口号化”，歪曲对手思想的逻辑，常常延伸到知识生活中。

——《遏止野火》

我们生来便受到限定，我们只有很少的机会获得最终的自由；我们在非思维中诞生，我们只有一丝希望成为主体。对于那些大肆宣扬自由、主体、人类等口号的人，我要责备他们把社会行动者封闭在自由的幻觉中。这实际上是实施决定论的一种手法。另外，在所有社会类别中，最倾向于自由幻觉的便是知识分子。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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