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早就知道，那种制度靠谎言支撑
1925年3月，徐志摩去欧洲游历，第一站就是苏俄。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接受苏俄的资助，因而开始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致力于完成苏共领导人为中国规定的革命任务——“反帝反封建”。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新变：由向西方学习转向苏俄学习；由“西化”转向“苏化”。在这个背景下，苏俄成了一些人想象中的圣地，纷纷前去学习取经。
徐志摩
“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地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有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终于到了莫斯科，这是徐志摩初到科里姆林宫时的感受：
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
俄罗斯悠久的文化已被摧毁，但徐志摩知道，自己到莫斯科“当然不是看旧文化来的”。那么，莫斯科的新景观如何呢？徐志摩首先看到的仍然是贫穷和萧条：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是见不到的，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却奇缺而且昂贵。
徐志摩还拜访了另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躲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见有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张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服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
在这样的人群中，徐志摩觉得很窘。他说，有一次他与陈博生去英国，也曾经感到很窘，因为与周围的人相比，他们这两个中国人简直是叫化子。这次到莫斯科来，他又觉得很窘，却不是因为自己寒酸，而是因为自己的穿着太阔气。
徐志摩在《欧洲漫录》中记下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有的涉及文化政策，有的透露了新制度的特色。徐志摩说：“我在京的时候，记得有一天，为《东方杂志》上一条新闻，和朋友们起劲的谈了半天，那新闻是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我们那时大家说这消息太离奇了，或许又是美国存心污毁苏俄的一种宣传……”
参加那次谈话的，还有陈西滢、郁达夫等人。因为他们都是作家，所以很关心托尔斯泰著作被禁毁的事。带着这份关心，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问及那则新闻，她却没有正面回答，而只是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由此，徐志摩见识了新社会的新秩序，也见识了党在苏俄的权威。
有了这样的感受，徐志摩对于国内的苏化浪潮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深知中国的现实所孕育的不满，也深知中国历史形成的文化土壤，知道国人的反抗激情是多么容易被调动。
他开始对国内的青年说话：为什么我们就这样的贫，理想是得向人家借的，方法又得向人家借的？不错，他们不说莫斯科，他们口口声声说国际，因此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那是骗人，我说：讲和平，讲人道主义，许可以加上国际的字样，那也待考，至于杀人流血有什么国际？
几代人的苦难过去之后，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们没有听从徐志摩的劝告。但是，历史不应忘记，在那个路口上，有人这样提醒过。它至少证明，当时的知识界并非全都犯糊涂。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那样一个知识界大面积狂热的背景上，徐志摩何以能够独醒而不迷？众所周知，像鲁迅那样目光锐利的人，几年之后都没有看透那层伪装，自己被欺骗，却写了《我们再也不受骗了》那样的文章；像胡适那样头脑冷静的知识界领袖，也赞美过那“伟大的试验”，而没有意识到它将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后果；徐志摩平时对政治并不怎么关心，凭什么有这样的目光？
是依靠思想，依靠知识，还是依靠诗人那颗纯洁透明而未被污染的赤子之心？与胡适相比，徐志摩读书未必多；与鲁迅相比，徐志摩对社会的了解未必深入。徐志摩所拥有的知识和理论资源，胡适等人都该有。那么，徐志摩的优势来自哪里？也许真的首先来自纯洁而健康的人性，来自未被污染的灵魂。
1920年，韦尔斯也去了苏俄，并且见到了列宁。归来之后，他把游俄见闻写成游记，刊登在伦敦的《星期日快报》上。
我们可以看到韦尔斯苏俄亲身经历的事：参观一所小学校，韦尔斯问学生平时学不学英文，学生一齐回答：学。韦尔斯又问：你们最喜欢的英国文学家是谁？学生一齐回答：韦尔斯。韦尔斯进而问道：你们喜欢他的什么书？学生立即说出了他的十多种著作。
韦尔斯不相信自己能够如此为俄罗斯孩子所熟知，觉得这这些学生是被训练出来的。于是，他独自悄悄来到一所更好的学校，把那些问题重新问了一遍，得到的回答却完全不同——孩子们对韦尔斯一无所知。韦尔斯又来到该校藏书室，书架上没有他的任何著作。韦尔斯明白了：原来一切都是演戏。徐志摩熟知这个故事，自然也知道苏俄是多么会演戏，知道那种制度是如何教会孩子们说谎，并建成一个依靠谎言支撑的社会。（原文：李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