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年谱及其做法(上)

年谱这种著述,比较的起得很迟;最古的年谱,当推宋元丰七年吕大防做的《韩文年谱》《杜诗年谱》。做年谱的动机,是读者觉得那些文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做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不过初次草创的年谱,组织自然不完密,篇幅也非常简单;拿现在的眼光去看,真是简陋的很。

但是自从吕大防那两部年谱出世以后,南宋学者做年谱的,就渐渐加多了,到明、清两代简直“附庸蔚为大国”,在史学界占重要位置。起初不过是学者的专利品,后来各种人物都适用了;起初不过一卷二卷,后来却增至数十卷了。就中如《阿文成公年谱》有三十四卷,比较吕大防的作品相差就很远。做年谱的方法,经过许多学者的试验发明,也一天比一天精密;自从初发生到现在,进步的迅速,不能不使我们惊异。

甲 年谱的种类

年谱的种类可从多方面去分:

(一)自传的或他传的

本人做自传,欧洲、美洲很多,中国比较的少;但中国也不过近代才不多,古代却不少。《太史公自序》便是司马迁的自传;《汉书·叙传》便是班固的自传;《论衡·自纪》、《史通·自叙》,便是王充、刘知几的自传;《汉书·司马相如传》《汉书·扬雄传》所采的本文,便是司马相如、扬雄的自传,这可见自传在中国古代已很发达了。

由自传到自传的年谱,路子自然很顺;但自传的年谱起得很晚,清康熙时孙奇逢恐怕是最早的一个。孙奇逢做得很简单,只有些大纲领;后来由他的弟子补注,才完成了一部书。同时稍后,黄宗羲也自做一部年谱,可惜毁了,不知内容怎样。

此外,冯辰做的《李恕谷年谱》前四卷,实际上等于李塨自己做的,也可归入自传年谱一类。我们知道李塨是一个躬行实践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毫不放松的。他平时把他的事迹思想,记在他的《日谱》上面,用来做学问的功夫,和旁人的日记不同。这种《日谱》不但可以供后人仿效,不但很有趣味,而且可使后人知道作者思想的进步,事迹的变迁,毫无遗憾。所以冯辰编《李恕谷年谱》,单把李塂《日谱》删繁存要,便成功了。这年谱完全保存了《日谱》的真相,而且经过李塨的手定,简直是李塨自著似的(但第五卷是刘调赞续纂的,不是根据李塨的《日谱》,所以又当别论)。

为研究历史的方便起见,希望历史的伟大人物,都能自做《日谱》,让后人替他做年谱时,可省许多考证的工夫。然而这种希望何时达到呢?在这上,他传的年谱便越发需要了。

他传的年谱又可分同时人做的和异时人做的二种:

(1)同时人当然是和谱主有关系的人,或儿子、或门人、或朋友亲故。这类人做的年谱,和自传的年谱价值相等,其中最有名的要推《王阳明年谱》,那是许多门人搜辑资料,由钱德洪编著的。他们把王守仁一生,分作数段,一个人担任搜辑某年到某年的事迹,经过了许多人的努力,很长久的时间;后来有几个人死了,幸亏王畿、罗洪先帮助钱德洪才做成。这部年谱总算空前的佳著。但后来又经李贽的删改,添上了许多神话,便不能得王守仁的真相了。前者在《王文成公全书》内,后者在《四部丛刊》内,我们须分别看待。

此外,《刘蕺山年谱》最值得我们称赞,因为是蕺山的儿子刘汋(伯绳)做的。邵廷采(念鲁)谓可以离集别行,不看本集,单看年谱,已能知谱主身世和学问的大概。这类有价值的很多,如李塨的《颜习斋年谱》,李瀚章的《曾文正公年谱》。

(2)异时人做的年谱真多极了。他们著书的原因,大概因景仰先哲,想彻底了解其人的身世学问,所以在千百年后做这种工作。这里边最好的要算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和同时人做的有相等的价值。固然,有许多事情,同时人能看见,而异时人不能看见;却也有许多事情,异时人可考辨得很清楚,而同时人反为茫昧的:所以一个人若有几部年谱,后出的常常胜过先出的。现在姑且不讲,留在下节讨论。

(二)创作的或改作的

同时人所做的年谱固然是创作;异时人所做的年谱,若是从前没有人做过,便也是创作。创作的年谱经过了些时,常有人觉得不满意,重新改做一部,这便是改作的年谱。改作的大概比创作的好些,只有李贽的《王阳明年谱》是例外。但我们要知道改作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没有特别见地,自然可以不用改作;改作了,也不可埋没作者的艰苦。因为创作者已做好了大间架,改作者不过加以小部分的增订删改而已。无论什么历史,我们固然不能说只可有创作,不可有改作;但也不能因有了改作的以后,就把创作者的功劳没了去。

有些人不止一部年谱,甲改做了乙又改做。如《朱子年谱》有李方子、李默、洪去芜、王懋竑四种;《顾亭林年谱》有顾衍生、吴映奎、徐松、胡虔、张穆五种;《元遗山年谱》有翁方纲、凌廷堪、张穆三种;《陶渊明年谱》有吴仁杰、王质、丁晏和我做的四种,大概越发晚出,越发好些。

(三)附见的或独立的

我们如果想做一部某人的年谱,先须打定主意,到底是附在那人文集后面呢,还是离集而独立。附见的要使读本集的人得着一种方便,独立的需要使不读本集的人能够知道那人身世和学问或事业的大概:主意定了,才可以着手去做。

本来年谱这种书,除了自传的或同时人做的以外,若在后世而想替前人做,非那人有著述遗下不可。没有著述或著述不传的人的年谱,是没有法子可做的,除非别人的著述,对于那人的事迹,记载十分详明才行。所以年谱的体裁不能不有附见和独立二种。

这二种的异点,只在详略之间。附见的年谱应该以简单为主,注重谱主事迹,少引谱主文章。因为读者要想详细知道谱主的见解和主张,尽可自己向本集去寻找。专传后面,有时也可附录年谱或年表;那种年谱也和附见本集的一样,越简越好。独立的年谱却恰不同,越简越不好。他的起源,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贵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见、所能毕读的;为免读者的遗憾起见,把全集的重要见解和主张,和谱主的事迹,摘要编年,使人一目了然。这种全在去取得宜,而且还要在集外广搜有关系的资料,才可满足读者的希望。合起二种来比较,独立的恰似专传,附见的恰似列传;列传与附见的年谱须简切,专传与独立的年谱须宏博。

(四)平叙的或考订的

倘使谱主的事迹,没有复杂纠纷的问题,又没有离奇矛盾的传说,历来对于谱主事迹,也没有起个什么争辩,那么,简直可以不要费考订的笔墨;纵使年代的先后不免要费考订的工夫,但也在未落笔墨之前,不必写在纸上,这种叫做平叙的年谱。它的重要工作,全在搜罗的丰富,去取的精严,叙述的翔实。《王阳明年谱》《曾文正公年谱》便属这种。创作的固然可以平叙,改作的也未尝不可。

翻回来说,要考订的年谱,正多着呢。约计起来,共有三种:

(1)谱主事迹太少,要从各处钩稽的 例如王国维作《太史公系年考略》,因为太史公的事迹在《史记》《汉书》都不能有系统的详细的记载,所以很费了一番考订工夫,而且逐件记出考订的经过,记载的理由来。这是很应该的。因为不说个清楚,读者不知某事何以记在某年,便有疑惑了。倘若要做孟子、墨子一般人的年谱,这是很好的模范。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孟子在《史记》虽有传,却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如先到齐抑先到梁?主张伐燕,在齐宣王时代抑在齐湣王时代?都是要费力考订的。墨子的事迹更简,《史记》只有十余字,我们应该怎样去钩稽考订叙述呢?总说一句,年代久远,事迹湮没的人,我们想替他做年谱或年表,是不能不考订的。

(2)旧有的记载把年代全记错了的 例如陶渊明,《宋史》、《昭明太子》、《晋书》各传,都说他年六十三,生于晋兴宁三年,其实都错了。我替他做年谱,从他的诗句里找出好些证据,断定他年只五十六,生于晋咸安二年。这么一来,和旧有的年谱全体不同了。旧谱前数年的事,我都移后数年。这种工作,和《太史公系年考略》稍异。他用的是钩沉的工夫,我用的是订讹的工夫。前人做了不少的《陶渊明年谱》,都不会注意到此。其实无论哪个谱主的生年数一错,全部年谱都跟着错了。此外如谱主的行事,著作的先后次序,前人的记载也不免常有错误,都值得后人考订。例如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做的,其后有许多人说他造谣:这实是一大问题。假使朱子的行事及著作的先后,早有好年谱考订了,便不致引起后人的争辩。专传列传都不能做详细考订工作;年谱的责任,便更重大了。

(3)旧有的记载故意诬蔑或观察错误的 如《宋史·王安石传》对于王安石的好处,一点不说,专记坏处,有些不是他的罪恶,也归在他身上了,因为做《宋史》的人根本认他是小人。后来蔡上翔做《王荆公年谱》,把《王荆公文集》和北宋各书,关于谱主的资料,都搜辑下来,严密地考订一番,详细地记述成书。我们看了,才知道做《宋史》的人太偏袒王安石的敌党了,把王安石许多重要的事迹都删削了,单看见他的片面,而且还不免有故入人罪的地方。像这种年谱,实有赖于考订。倘无考订的工夫,冒昧地依从旧有的记载,那么,古人含冤莫白的,不知有多少了。但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似乎不免超过了考订的范围,有许多替王安石辩护的话,同时写在考订的话之后;辩护虽很不错,却和考订的性质有点不同了。

总结上面四种年谱种类说几句话,就是我们要想做年谱先要打定主意,想做的是哪一种,是创作的呢,还是改作的?是独立的呢,还是附见的?是平叙的呢,还是考订的?主意定了,才可以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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