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巴迪欧：基本上，还有第四个五月风暴……
基本上，还有第四个五月风暴……
文｜巴迪欧
译｜蓝江
必须记住，这三个五月风暴仍然是迥然有别的，尽管三者间有很多交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重大冲突。在运动的普通“左派”和古典左派，特别是与法国共产党之间，会有真正的对抗，在政治左派（通常以托洛茨基主义为代表）和文化左派之间也会有对抗，后者更像是无政府主义。所有这些给人的印象是，“五月风暴”是一种矛盾的流变，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狂欢节。五月风暴的政治生命是如此激烈，也处在重重矛盾之中。
三个伟大的象征性场所代表了这三个组成部分。对学生来说，是被占领的索邦大学；对工人来说，是大汽车厂（其核心是雷诺-比朗古厂）；对自由主义的五月风暴来说，是对奥德翁剧院（théâtre de l’Odéon）占领和破坏。
三个组成部分，三个地方，三种类型的象征主义，因此也是三种话语；因此，五十年后，有三种不同的评价。在学生方面，改革学习的尝试，对讲座和考试的质疑，志愿工作小组的推广，由成为国家教育部长的埃德加-福尔（Edgar Faure）创建了一所实验性大学——巴黎第八大学，它位于樊尚森林（Bois de Vincennes），在几年内成为一种实验室，各种政治倾向涉入其中。在工人方面，在经历了异常漫长的艰苦大罢工、工资的稳固增长（不得不说，经济繁荣保证了充分就业，因此对老板来说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局面）、工厂里的年轻人起义核心之后，人们还隐约感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共产党从远处关注着这场运动，而不是渴望并巩固它。他们对“左派”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政府的斗争。在自由主义方面，除了围绕“我们的生活”的哲学、文学和艺术活动（直到2016年和2017年的运动我们才发现），我们还有围绕性“性别”的运动，主张避孕和堕胎的自由化，描绘出爱情关系的变迁，总之，撼动了支撑传统家庭的反动性的支柱。
但最终，当我们今天谈论五月风暴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是在谈论三个“五月风暴”的复杂整体，还是仅仅谈论我们根据与当前相关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利益而分离出来的三个风暴中的一个风暴？
就我而言，我想说的是，这三个风暴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还有第四个五月风暴，它是最不可或缺的，而且仍然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这个五月风暴就不那么容易辨认了，因为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的，而不是当下。它是在美丽的五月风暴之后，产生了的激进政治的岁月。如果只是进口最初的情况，是很难把握这个五月风暴的，但它在1968年至1978年的时间段里占主导地位，然后逐渐被压制和吸收，首先是导致了被称为“新哲学”"的意识形态和叛逆的反潮流的出现——尽管这种潮流既不新也不哲学——然后是左翼联盟的在选举中的获胜。然后是左翼联盟的可悲的“密特朗时代”的来临，最后是资本主义回到其原始的自由主义野蛮状态的统治。即使第四个“五月风暴”的主要形式一直存活到世纪之交，甚至直到今天，但尤其值得注意，让我和其他一些人感到骄傲的是，我将坚持合理的解决方案，即谈论“1968-1988年这二十年里”，而不是谈论1968年的五月风暴。
第四个五月风暴的过程有两个方面。首先，相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旧的政治概念的终结。其次，在1970-1980年的整个十年间，有些盲目地寻找另一种政治概念。这第四个风暴与前三个风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陷入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作为一个既非常理论化、非常难以理解，又取决于大量的直接实验的问题，人们则满怀热情地参与其中。
然后，人们试图摆脱的旧观念是基于六十年代初在各种激进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想法，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统一地接受了“革命”阵营中，即他们认为存在一个历史代理人，它有可能带来解放。它被称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有时也被称为“人民”，人们经常讨论它的组成和范围，但大家基本上承认了这个阵营是存在的。当时，人们认为，解放政治，即被人们毫无保留地称为“共产主义”的政治，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一个意志，一个方案，而是像某种可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它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书写的，在历史中被安排的。
这种想法的一个后果是，这个客观上的代理人必须转变为一种主观的力量，这个社会实体必须成为一个主观的行动者。因此，必须有一个特殊的组织来代表人民，而这正是所谓的党，即工人阶级的党，或人民的党。哪里有权力或干预，哪里就有党的存在。
当然，关于这个党是什么，已经有过相当多的讨论：它是否曾经存在过，是否必须建立或重新建立这个党，它可以采取什么形式，等等。但在历史主体的存在和其组织的必要性上，大家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政治组织显然必须有社会的接班人，即群众组织，他们扎根于直接的社会现实。这就是工会的地位的问题、也是工会与党的关系的问题，也是工会阶级斗争的意蕴所在。
这形成了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一直存续到今天，这就是解放性的政治行动，它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社会运动，与特定的要求相联系，其天然的组织形式是工会，其次是政党，包括在所有可能的权力场所进行战斗，也就是说，让权力直接面对社会运动的力量和内涵。
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经典的概念。在所谓“五月风暴”的序列的开始的时候，这个概念被所有行动者广泛认同，最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在语言中是无所不在的。无论是领导机构的行动者还是抗议者，无论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左派，无论是毛派还是托洛茨基派，他们都在使用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群众组织和党这些词汇。在此之后，人们对这种或那种的合法性以及对运动的意义存在着激烈的分歧。但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共同的标志是红旗。
我倾向于认为，让五月风暴超越了其内部的激烈矛盾，实现他们潜在的政治团结的东西就是红旗。在1968年5月中，那是最后一次红旗覆盖了国家、工厂和街区，至少到今天为止，而且毫无疑问，更为不幸直到不久的将来，情况会一直如此。1968年5月底，在与臭名昭著的“郊区”和可怕的“城区”完全不同的街区，甚至可以在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公寓窗户上看到红旗的影子。
但逐渐被披露的秘密真相是，红旗所象征的这种共同语言实际上正在消亡。五月风暴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模糊概念的终结，即一个一致共享的语言和使用的终结，或至少是批判性使用这种语言的终结。在正在开始的和已经终结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临时性的难分彼此的状态，这让五月风暴具有了神秘的力量。
这种共同的语言，这种“阶级斗争”政党和工会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正在消亡，因为五月风暴当时十分怯懦，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却大力质疑着左派的历史、组织、工会、政党、领导人的合法性。即使在工厂里，也有人对纪律、对普通的罢工形式、对工作的等级制度、对工会对运动的权威性发起挑战。工人和人民的行动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或狂野的举措，认为他们超出了其正常的框架。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对代议制民主、议会和选举框架、国家、机构和宪法意义上的“民主”进行了激进的批判，所有“革命”组织都把自己的命运交付于他们，哪怕只是因为他们始终不渝地坚持19世纪被起义者们正确地称之为“议会教条主义”（crétinisme parlementaire）的做法。
我重申，我们决不能忘记，午夜风暴的最后口号是“选举，白痴的陷阱”（ Élections, piège à cons）。这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噱头；人们对代议制民主的敌视的原因很明确。在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学生、然后是工人和人民动员的伟大岁月之后，政府成功地组织了选举，结果是，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反动的议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选举中会被认为是最反动的。当时大家都很清楚，选举制度不仅是，甚至主要是一个代表制度，它也是一个镇压运动、消灭新事物和断裂的制度。
由于所有这些东西——即一些中国的革命者所说的这些“大批判”——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它们新的视野中，在政治领域中演进，这些新的视野试图剥离自己身上的那些视野，而他们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背叛”"或“放弃”的问题显然不足以形容这种状况：传统的政治组织会背叛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用中国人的俏皮话来说，他们干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如果我们毛主义者称呼法国共产党及其附属机构为“修正主义者”，那是因为我们认为，正如列宁对社会民主主义者伯恩斯坦或考茨基的看法一样，这些组织正在把他们表面上使用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变成其反面。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语言本身的某些要素需要被篡改了，这次是肯定的，通过吸取它在俄罗斯和中国的伟大革命中的实施以及它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政党中的生存的教训。如果我们是毛主义者，那是因为我们逐渐发现，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列宁，甚至毛泽东，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运动中，也就是“五月风暴”运动的同时，自己承诺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和共产党的理论带向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不偏不倚研究的重点是各个不同的“五月风暴”之间有直接联系的一组形象。第四个五月风暴是其他三个五月风暴的对角线。我们的收获是为了能够在三个不同本质的运动之间流通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特别是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正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前所未有的规模，在1965-1966年由青年运动（被称为“红卫兵”的运动）主导，然后在1966-1969年由工人运动主导，其典型是1967年1月起惊世骇俗地建立了“上海公社”。
法国毛主义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当代教训与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的三个组成潮流中最引人注目的具体情形之间的一种融合，即意识形态和实践的融合。为了明确这一点，我将引入一些个人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