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人都容易犯错（fallible）。从人的易错性可以引出一组概念，“个人的智力 vs. 集体的智慧”（Individual intelligence vs. Collective wisdom）。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哪怕个人的智力水平再高，也不足以代替集体的智慧。保守主义者反对激进革新，为传统、习俗、惯例辩护，不在于后者“神圣而不可侵犯”，而在于后者经受了时间检验，是前人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如果新的创新确实经受住考验，保守主义者不仅不会排斥它们，还会为它们辩护。历史上，英国的托利党曾“挪用”（套用左派的话术）辉格党的政策，以至于迪斯雷利留下了一句妙语，“catch the Whigs bathing and walk away with their clothes.”（直译“趁着辉格党洗澡，拿走他们的衣服）。实际上，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所捍卫的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在承认人的易错性的前提下，如何少犯错误？1. “师古”对那些高估个人理性、试图以此改造社会的人，古今中外有许多精辟的说法。《道德经》曾警告道“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史记》批评秦始皇“行自奋之智”，责备项羽“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明初方孝孺也承认“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严复称这类人是“师心自用”，这里的“智”、“私智”或“心”，即前文提到的“个人的智力”（Individual intelligence）。而“师古”，则是借鉴前人的经验，在今天，或许可以加上域外的经验。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观察到，“每100种新的思路，其中至少有99种，可能连它们试图去取代的旧传统都不如。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光彩夺目或见识广博，在他的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总是能对他所在社会的习惯和礼俗做出明智的判断和取舍。因为这些习惯和礼俗，是无数代人在许多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参见《历史的教训》p.50）2. 发现并利用“自发秩序”除了人为建构的“秩序”，其实，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秩序（表现为习俗、惯例）是自发涌现的。或许，这正是造物主的馈赠。它们诞生于人们的需要，是人们在无意识的互动中产生的。用哈耶克的话说，是人之行动的产物，而非人之设计的产物。人们与其“创制”新秩序，不如“发现和筛选”有益的习俗，并加以“确认”。事实上，真正的“权利”，无非是主权者以法律的形式对既有习俗的“确认”。可以说，没有习俗背书的权利声明，不过是一纸具文，而对抗习俗（如果这种习俗确有生命力）的法律，必然会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搁浅。冯克利点评梅因（Henry Maine）的《古代法》时说，“现代国家的立法有可能——也仅仅是可能——接济秩序的演进，但它绝无可能完全另起炉灶。主权者对习俗的继受与取舍，较之它的立法意志更为重要。”（参见《虽败犹荣的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