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名的起源
西藏是我国一个省级行政区，但是汉文地名“西藏”的由来及其涵意，虽有前人研究，仍在茫昧之中。以笔者目前的了解，“西藏”地名的起源和固定，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内涵逐步确定，本文重点考证明代该地名的具体内涵及其创立过程、演变轨迹。至于清代，因系满族从辽东入主中原，由绥服外藩诸部而与青藏高原联结，西藏地区的名称系汉、蒙古、满三语互译混用，其地理识觉又是一番复杂的情况，宜另外整理说明。
一、问题缘起
近代学者大多认为汉名“西藏”为清代所独创。较早关注西藏地名的探讨，昉自1929—1930年。因为时局紧张，学人们对西藏问题讨论很多，其中往往有西藏地名的解释。归纳起来，大多学者认为唐宋以降历代西藏地区的称呼不同，“西藏”是清代的特定称呼；名字中的西、藏二字，则具体是“西”指位于中国西部；“藏”或指乌斯藏，或为乌斯藏里的“藏”地区，抑或为藏河（雅鲁藏布江）流域。至于西藏地名的最早来源，仅有任乃强提及，言此名初见于康熙《平定青海碑》与果亲王《西藏记》，到乾隆时代派驻“驻藏大臣”，西藏地名得以固定。
民国时期的此番探讨，大多属于内乱外患情势中应急著述，隔膜重，臆想居多。新中国成立后，1961年周恩来总理审查话剧《文成公主》，询问历史学家吴晗有关西藏地名来源，要求史学界弄清楚语源。牙含章受命提交材料，底稿后来发表，其看法是：
“西藏”这一名称，是清初创造出来的，康熙时，正式使用于“御制平定西藏碑”，但“西藏”与“图伯特”、“唐古忒”同时平用。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设置“驻藏大臣”，“西藏”才成了法定的正式名称。“西藏”这一名词，是汉藏两种语文的混合产物，“西”字是汉语，表示西藏这块地方在祖国的西部。“藏”字是藏语，就是“卫藏”（亦即乌斯藏）去了“卫”（乌思）字，只留了一个“藏”字，加上了汉文的“西”字，合起来成为“西藏”。这就是“西藏”这一名称的由来。
牙含章同样认为“西藏”地名创自清初，具体证据为康熙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到雍正五年（1727）设置驻藏大臣成正式名称。西藏是汉藏语合璧词汇，“西”字是汉文，表示此地在祖国西部；“藏”字是藏语地名
字（指后藏地区）。沿袭此类看法，学者大有其人，如蔡志纯撰短文也说“西”是方位，表示在祖国西部；“藏”是藏语词，合成西藏一名，指藏北草原（羌塘）。不过，有关西藏汉名的出现，他认为“西藏”一词初现于《清实录》康熙二年（1663）“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一语。
将“西藏”汉名使用记录提前到明朝，是柳升祺、常凤玄两位学者的贡献。该论文检讨《明实录》万历三年四月甲戌日（1575年５月15日）蔡汝贤奏疏文字，认为“西藏”一称明代已经出现。但是，他们又认为明代其他官书似未采用，而且地望也不明确，与清代西藏的行政区域不能肯定是一回事儿。因而，他们仍然认为清康熙时代具体经营西藏地方，逐渐使用“西藏”地名，《清实录》康熙二年五月乙未，“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一语可能是西藏一称在清代文献的最早记载，到康熙六十年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使西藏作为政治区划的地域名称确立起来。
实际上，对于明代文献中出现“西藏”一词，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误写。如陈庆英承认是“西藏”一词在汉文中第一次出现，但认为是“西海”的误书；还谓明代汉文文献中仅此一见，不能看成是“西藏”地名最早在明代出现的实例，因此与后来所说的“西藏”一词并无关系。其关于在清代使用情况，看法与前述二位相同。
“西藏”汉名是否为清朝独创，还是明代名称的延续？对于明代“西藏”地名的使用与起源的探讨十分必要。近代以来学者尽管对“西藏”的“藏”字有不同解释，但都认为“西”字是指地处我国西部，认为“西藏”地名为清代所独创。
二、万历三年《明实录》中的“西藏”
“西藏”一语在明代文献出现并非孤证，也非次要，而是已具有特定内涵的地理名称。“西藏”一词首次出现在《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年蔡汝贤奏疏，其具体内涵值得认真分析。
俺答子宾兔住牧西海，役属作儿革、白利等诸番，随令寄信松潘番汉，以迎佛盖寺为名，屡传衅息。四川抚臣曾省吾、按臣郭庄以闻，谓宜速行陕西总督，谕令顺义王俺答严戢宾兔，无得垂涎边境，自败盟好。
于是兵科都给事中蔡汝贤奏言：“宾兔蚕食诸番，撤我籓篱，逆志固已萌矣，议者不察，犹欲传谕俺答，钤制宾兔。夫奄奄病酋，墓木已拱，安能系诸酋之手足耶？且宾兔前抢西宁，已行戒谕，曾莫之忌，可见于前事矣。乞敕该部亟咨该镇，勘破虏情，整搠边备，或先事以伐其谋，或遣谍以携其党，或增兵以扼其隘，或相机以挫其锋，令犯顺者创，胁从者解，狂虏闻之少知敛戢耳。且虏自称贡以来，所要我者屡变，索锅而与之锅，求市而与之市，增马而与之增，将来边计安知底止？乃若巴蜀之衅，又自焚修之说启也。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繇；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彼黠虏岂真有从善之念哉？其挟诈用术，远交近攻，不独宾兔为然明矣。惟天语叮咛当事诸臣毋蹈往辙，克励新图，无苟取一时之安，重贻他日之悔。”
章下兵部。
重点需要考证事情的由来。宾兔是顺义王俺答第四子。宾兔的部落叫威兀慎（蒙古文
），原住大同右卫（今山西右玉县）之北丰州滩一带游牧，嘉靖三十七年（1558）带着部落随其父往征西海（藏文mtsho sngon，蒙古文
，今青海湖地区）。因为西海富饶，俺答回去的时候，宾兔留在了那里。至万历三年，他已在西海住牧十五年以上，势力已经伸至西海东南远处的四川西北部松潘（zung-chu）地区，那儿作儿革（mdzod-dge，若尔盖）、白利（be-ri）等诸番已为其“役属”。王士琦万历末年记述：“丙兔台吉，授指挥同知，营名威武慎，在陕西河州西海住牧，甘肃扁渡口互市。故。子三：三温台吉、土麦台吉、傻代台吉。”三温即真相台吉（
）。
迎佛指迎请乌思藏格鲁派领袖、哲蚌寺堪布锁南坚错（bsod-nams rgya-mtsho，1543-1588。被追认为第三世达赖喇嘛）前来结成师弟关系。盖寺，依《明实录》万历二年闰十二月二十一日，“先是达虏头目入境，到西纳寺烧香讨赏，甘肃巡抚廖逢节请于嘉峪关外远处听盖一寺，使之焚修，自可杜其求请之词”。至当月二十八日“兵部覆巡抚廖逢节议：传谕黄台吉，自采木植，于关西离边远处，修盖一寺，听各虏就彼焚修”。看来明朝尚不知对方已选好寺址，即西海南岸。同书万历三年八月十三日说：“先是虏酋切尽黄台吉等乞于西海地方及嘉谷（峪）关外盖寺焚修，事下川陕三省督抚勘议，礼部覆议：各虏已采木兴工，而责其改造于五王城，势既不能；不若因而许之，以鼓其修善，而杜其嘉谷关外之请。盖中国之御夷，惟在边关之有备，而掳之顺逆，又不在一寺之远近也。得旨：如礼部议”。万历五年四月初六日，“顺义王俺答建寺西海岸，以寺额请，赐名仰华”。建寺非仅为了讨赏，而是迎请供养锁南坚错。
仰华寺地望，蒙古文《俺答汗传》记“在青海之东”，今人谓在青海湖东南方共和县恰卜恰镇加拉村附近，到西海约50里途程。虑及建造、护卫和晨夕礼拜的方便，宾兔的帐幕应在仰华寺一旁。
四川抚按诸臣的报告转述太简，详细事体不明。《明史》解释说：“时乌斯藏僧有称活佛者，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焚修为名，请建寺青海及嘉峪关外，为久居计……丙兔既得请，又近胁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活佛、“听之奉佛”的佛均指锁南坚错，“丙兔”是俺答四子宾兔（蒙
，
，藏
，？—1588）名字别写。四川抚按担心地方安危，乃向中枢报告，要求转由顺义王俺答约束其子。
兵科都给事中蔡汝贤提建言分三层：一是评论宾兔行动的意图和明朝隆庆封贡政策的不当；二是具体说到宾兔在松潘的事，认为四川之衅是起自宾兔奉佛焚修之说，奉佛是借口，真意是欲肆行抢掠；三是建议皇帝督促当事诸臣采取新的方针。
值得注意的是，章下兵部议覆。其结果是：“宾兔西牧，抚臣议欲传谕俺答，科臣议宜整兵遣谍、专图拒剿。兵部尚书谭纶两是之，因条为设险练兵、积饷储器，及更置将领、抚谕熟番数事，且荐都司佥书徐仁威、游击章延廪可用。上俱从之。”抚臣指四川巡抚曾省吾，科臣即蔡汝贤。
蔡汝贤一直反对隆庆和议，反对款贡互市。所谓宾兔逆志已萌、俺答墓木已拱，也是不实之词；稽诸汉文以及蒙古文藏文记述，当时俺答父子及蒙古右翼部落是虔诚的西藏佛教徒，且对明朝奉贡惟谨。总之，宾兔住牧西海十多年了，势力已经延伸至广远的松潘地区，控制了松潘通往乌思藏的道路；宾兔和蒙古右翼已经是西藏佛教虔诚信徒与檀越。作为在明朝赞助下文化转变的标志，就是西海南岸为锁南坚错建立的仰华寺。
最为关键的是，蔡汝贤所定义的“西藏”名称，在他看来“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繇；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意谓如果允许建寺供奉活佛锁南坚错，那对于宾兔等“黠虏”，西藏一路就往来自由了，因为番僧和蒙古信徒老是往返于乌思藏与归化城、河套（我儿秃厮）之间，西海及仰华寺是中途必经之地；他们得以永久地在此地寺庙奉佛，跟西海南北诸番的往来就没有约束了。“远交近攻”的远、近分别指“西藏”与“诸番”。
蔡汝贤将“西藏一路”“南北诸番”对举，还说“远交近攻”，都提示此处空间的中心就是西海。当时情况是：西海的南、北、西分布诸番，西南极远处是乌思藏所在，东四百里有明西宁卫的卫城，明朝为了监视或控制西海，西海正东不容蒙古与诸番久居，以此之故，蔡汝贤只提及西海之南、北、西三面。
仅就此处看，“西藏一路”意谓“西海以西，往藏去的一路”，“南北诸番”是指西海南部和北部的各番落。下一节将廓清：就中“藏”字乃指乌思藏之地，是“乌思藏”简称。
三、万历七年藏僧通贡的“藏”与“乌思藏”
万历六年藏历五月十五日，锁南坚错与俺答在西海仰华寺举行宏大皈依法会，从此蒙古社会折入西藏佛教之道，这座宏伟的寺院遂成为蒙古人在西海活动的中心。依藏文记载，藏历当年冬，锁南坚错由此处被甘肃巡抚侯东莱请到甘州，受到隆重礼敬供养，十二月底锁南坚错从甘州写一封信给明朝中枢张居正，递达朝廷已是万历七年二月份了。此事明朝称为“藏僧求贡”，留下不少往复纪录，正可明了前述“西藏一路”藏字所指。
张居正《番夷求贡疏》交待了事情的端绪，由于该文太长，这里不便抄录。万历七年二月十六日朝廷处理：“命辅臣居正勉纳贡夷人、乌思藏僧人锁南坚错等馈物。”“僧锁南坚错，即虏酋顺义王俺答所称活佛者也。去年虏酋以迎见活佛为名，意图西抢，因教以作善戒杀，阻其西掠，劝之回巢。又因而连合西僧，向风请贡，且以番书一纸并压书礼物遗居正，居正上言'臣系辅弼近臣，参预密勿，义不与外夷私通’，不敢私受。上以居正辅理勋猷，宣播遐迩，戎狄宾服，宜勉纳所馈，以慰远人向风慕义之诚。”张居正称锁南坚错为“乌思藏僧人”、“西僧”，这都是明代对西藏喇嘛的常称，后者则在元代就开始使用。
张居正办理此事时的同僚通信，对锁南坚错僧人身份的称呼值得注意。如《答贵州巡抚何莱山》：
藏僧求贡事，诚制御虏酋之一机。承示即入告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赐诸物皆命内库送，不穀阅过乃发，圣德柔远之仁，可谓并包无外矣。阐化求封一节，礼部谓彼中见有阐化王嘉隆间皆曾入贡，与复封之说相左，恐有诈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顺义一人至藏中一查之，当得其要领也。其所遗不穀者，虽不可峻拒，宜奏知圣主，而后受之，托掖川公量为酬答，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传喻顺义，促之早归。建寺一节似亦可从，俟宣大军门有疏即为请行。此酋归则贡市愈坚，而西镇可安枕矣。若将宾兔一枝携之来归尤玅，不知彼肯从否。
此处张居正使用“藏僧”，其中“藏”指称西藏，地方则为“西镇”，其指代可谓清晰。又有《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荅藏僧锁南坚参遍金纻丝二端，云纻丝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细布等物。或再欲从厚，则加一数念珠子。去人不便多赍，烦即于抚赏银内处给，可入查盘也。仍乞代为传示，谢其远意。通贡一节，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禅师之号，后若化虏有功，次第加进，决不恡惜。此后中华番虏合为一家，永享太平，垂名万世矣。
此处张居正仍使用“藏僧”，“藏”代表西藏，可谓十分普遍。张居正使用“藏僧”，还可见其《答巡抚吴环洲》：
虏酋既失利于西，势必归巢，今欲建寺迎藏僧来，盖藉此以掩其败也。归之迟速亦任彼意，不必加意促之，使得借以为重。
其《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藏僧通贡授官给赏事，前启已悉，僧衣图书等项俱付差人赍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从此能卷锐以俟再举，策之上也。乃逞忿报复，以致部众离心，势穷力蹙，必致一败涂地而后已，此天将亡胡之徵也。请和西番，断不可许；回巢建寺一节，亦止可量助物料，工完赐以名额。岂有堂堂天朝，特为建寺而劝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挟中国以为重，而示威于瓦剌（Oyirad），不可从也。自今劝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丧败，势不得归，然亦必归。今在西海，不免为贵镇扰，公且耐烦处之，抚赏费用，已属本兵议处。谅彼亦自不能久也。
从张居正与同僚通信来看，同一件事，《番夷求贡疏》与《实录》称锁南坚错为“乌思藏僧人”、“西僧”，同僚间通信则改称“藏僧”，另有“藏中”一语。可知“乌思藏”与“藏”所指相同，可以互换；但“乌思藏”用于正式奏疏，“藏”字用于一般书信，乃其简称，二者有别。这是张居正的细心之处。
《明神宗实录》也有“乌思藏”“藏”并用而所指相同的例子。前引万历七年二月十八日记录说：“赐贡夷乌思藏自称阐化王长男札释藏卜、次男札释坚参、藏僧锁南坚参、星吉藏卜等封授，赏赍有差，并给代乞顺义王俺答之赏。”锁南坚错的藏文传记谓土兔年（值万历七年）八月皇帝派遣专人封授他rgyal-khams thams-cad kyi skyabs gnas gyog ching-
（护国弘教禅师）名号（
），并颁给印信及僧服敕书（
）等物，则是送达日期了。稽考史事，《实录》与张居正通信中的“锁南坚参”乃是锁南坚错名字另一个写法。
藏僧求贡这件事上，“藏”乃“乌思藏”简称。万历三年宾兔迎佛盖寺是藏僧求贡开端，故“西藏一路”的“藏”也指乌思藏地区。那就是说，到万历三年的时候，明人对乌思藏地区有三个名称：正称“乌思藏”，简称“藏”，另称“西藏”。连贯地看，乌思藏之地简称“藏”，以及“西藏”之名，恐怕在万历三年之前就成惯例，不然的话，蔡汝贤不能径行使用。所以蔡汝贤“西藏”一语，确解是“西海以西的乌思藏”。
四、郑洛西海经略与乌思藏地区的称谓
洪武皇帝驱逐元朝势力于塞外以后，最大敌人仍是蒙古，后者保持巨大的力量，谋求复辟南犯。洪武永乐年间，明军深入朔漠，攻击元朝残余力量，同时逐步建立起沿着塞北与内陆之间的北边军事防线。其西端在历史上著名的要区河西，明朝在这里陆续建立军事卫所，计有嘉峪关以西的七个羁縻卫，和嘉峪关以东（关内）河西地区的西番诸卫，仰赖这条南依雪山、北面瀚海的漫长沃野地带（
），构筑起北拒“胡虏”，南抚“西番”，维系西域及其以远往来明朝的通路，目光可谓深远。这个地区设为陕西行都司。按照当时的看法，“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因之同时期在四川省西北部也设立军事卫所，控制西番诸聚落。
隆庆和议（1571）之后，从宣大甘肃沿边到西海，蒙汉关系一般是友善太平的。万历九年俺答去世，西海地区蒙古主导者易为河套（ordos）火落赤（
），局势重新动荡起来，万历十六、十七年，明朝前线有三员大将被杀，举朝震动，认为蒙古将进攻关陇，皇帝乃委派兵部尚书郑洛（1530—1600）前去解决。郑洛（《明实录》写作郑雒）先后在宣大山西担任巡抚和总督，了解右翼蒙古，并结有很深的交情，文武兼备，精通边务。
郑洛经略陕西四镇始于万历十八年十月，次年十月结束。他受命后兼程抵达兰州，又进驻西宁，沿途调查，并根据历史经验提出两项重要原则：一是注重河西地区的军事防卫，重建明初河西走廊“南番北虏”格局，为此驱逐归化城与河套来的蒙古，使各归故地，二是要“收番”，即把沦为蒙古役属的诸番聚落招抚回来，妥当安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目标集中于西海地区。故经略陕西，重在西海。
当时郑洛密集报告西海四境“番虏”情况，事后也有所回忆，其用语显示乌思藏地区的称谓早已多样化。首先，藏、乌思藏、西藏三个名称交替使用。
夫茶禁严矣，各番赴藏受戒，如汉人之赴京求官，禁之不能也。而海上之途，则入藏捷径。番利虏途，虏利番货，故群虏之恋恋海上者，虏视番为可劫之人，番畏虏为截路之盗。此而不议，则番必入藏，入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则必借路海虏。若无法以防闲，则受戒之番，何以禁其通虏？
近据西宁兵备道按察使石槚呈为乞恩讨路以便赴藏受戒事。准西宁游击鲁光祖、碾伯守备祁德手本，查得西宁境内住牧熟番僧人，未款之前，有去乌思藏受戒者，俱将番僧名数，并随骑马匹行李等项，赴本道告明，一面转呈甘肃抚院，一面本道查给执照，经由四川内陆入藏，回从原路归巢。自虏款以后，番虏交通，各僧就近取道海上，直赴西藏。今番僧班着儿坚昝、札思巴坚错等，欲由前路，缘近日经略部院招番杀虏，各怀雠衅，难以前往，告要照依先年旧例，经由四川入藏，似应准从到道，案照转呈到臣。臣切以为群虏占据海上，非独便利水草，实是垂涎番货。盖番僧入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必经虏巢，经虏巢必供虏货，故西藏之氆氇（phrug）宝刀，诸番所有，虏即有之。今欲断绝番虏交通，而犹容其经由旧路，则势必连结，是两河之患无已时也，此安可以不议也？合无备行督抚，细查往例，如该道所呈，有则修复，容其给引，永绝番僧通虏之虞；无则该镇别为长计。若番不由海，不惟绝交构之嫌，且使虏无所利于番，亦难久居于海矣。
这里议论番僧前往乌思藏受戒一事，交替使用“赴藏受戒”“去乌思藏受戒”的说法，又有“入藏捷径”“直赴西藏”“经由四川入藏”之语，显然，乌思藏、藏、西藏皆可指称乌思藏地区。
当时郑洛的助手万世德写于前线的信说：“今把酋（barqu）乃永绍卜（yüngsiyebü）一枝耳，松山为我儿秃厮（ordos），火酋（
）为多罗土蛮（doloγa tümen），盖风马牛不相及也……及火酋利藏僧之买路而道之行，把酋利藏僧之囊橐而御之路，又构不解之隙矣。”正可与郑洛报告中“藏”字的用法印证。
又有值得注意的是，“乌思”一称，也指称西藏。
臣乃鼓舞番族，多方作用，张声挞伐，谓将三路出兵，一由河州，一由洮州，一由西宁。大兵将至两川，擒捕首先逆虏。又发露布于松藩，以防乌思之逃遁；传羽檄于川蜀，以遏大山口之冲突。乃火、真两酋，自知罪大恶极，恋住不能，跳梁不敢，计穷力屈，遂夜弃两川，渡河北遁矣。
辱远教惓惓，知永邵卜已遁乌斯，火真两酋潜伏盐池。青海波澄，湟中烽静，良足为快。
青海曾潜迹，乌思欲远羁（行间注：虏离两川，遁之青海，且侦我消息，欲远遁乌思矣）。
以上是说郑洛驱逐火落赤、真相二部落离开西海的计策和结果。
对照张问仁的事后追述：“诸夷既归，火、真必欲作螳螂当辙状。公（郑洛）乃分布兵势，大举出塞，河东兵自两川而进，扼其南奔；甘凉兵自扁都而进，防其北溃；骁将雄师数万众，公自统之，由西石峡出海上。五路并进，千里穷追，而火、真诸酋，业当未事，远遁于乌思藏之间矣。”再对照经略结束后，郑洛提出今后如何保持西海无“虏”的第八条办法：“夫甘肃道断，则海虏势孤，固不必于轻动大众、穷兵追剿也。然恋牧日久，则狎我疏防，部落零星，可施剿矣……于时再入莽、捏，则畏我师之袭击；远由川底，则畏瓦虏、回夷之堵截，势不得不远遁乌思藏中，庶几乎西海可廓清也。”这样来看，“乌思”也可指称乌思藏。
郑洛对于“乌思”的地理方位记述甚为详细，“西宁行百里许而出石硖，即为塞徼。又西行四五百里，乃为青海。青海周围七八百里，其西有大小盐池，西南则通乌思西藏，西北则通瓜沙哈密。皆其可去可来之地、可牧可猎之区，延袤数千里，广漠无际”。又有“盖大海以西，至于大小盐池；又西北至于哈密、赤斤；又西南乌思西藏。延袤数千里，广漠无际，野牛野马，易于打猎。而西藏之宝刀奇货、氆氇皮革，服用所需，种种皆西海所有，而北塞所无也”。因而，“乌思、西藏”乃是同位语，“乌思西藏”之意，不是两地。这么写是为了前后行文对称，求得修辞效果（大小盐池，乌思西藏，瓜沙哈密，哈密赤斤）。翻检当时奏疏文集和《明实录》，知道“乌思”是乌思藏简称。其实只会如此，因为当时不知道“乌思藏”在藏语里是两个词，可以拆开（乌思＋藏，藏语
）。
西宁、西海与西藏的空间关系，清代方志描述一如明代，可以印证。如《秦边纪略》谓西海“在西宁之西，其周千里……环海之地，广野弥漫，其西北一隅咸沙碛，不长寸草……其南则可达松潘茂州，其东则至西宁河洮，其西则通西域各国，哈密、金山、乌斯藏尤近；其北热水、祁连诸山。”行间注释重复道：“青海在西宁西四百里……哈密在西北，金山即沙陀，在海之西……乌斯藏在西南，今达赖喇嘛所居。”
归纳以上所考，至迟万历年间，乌思藏之地拥有多种称呼：一是乌思藏（正名，旧名），二是藏、乌思（简称），三是西藏（新名）。
五、余论
回顾本文，万历三年《明实录》所录朝章第一次出现“西藏”这个词，已经是专名了，不是误写，更不是次要之事。通过对明朝诸多汉文史料的梳理，特别是明人对川甘青毗连地区蒙古和藏僧活动的连贯报道中，可以得出：“西藏”意谓“西海之西的乌思藏”；“藏”乃乌思藏简称，“西”指西海之西，乃是以西海（
）为地理空间的中心，而非立足京师或者内陆得到的方位感。
在张居正笔下，“藏”指乌思藏，已经是稳定的名称了；但他谈到乌思藏地区的时候，倾向于正式场合（奏疏）使用“乌思藏”，同僚书翰用“藏”字，后者是乌思藏的简称。再看郑洛及其同僚笔下，意指乌思藏地区的“藏”、“西藏”字眼儿早就固定下来，频繁运用；“乌思”只见郑洛个人使用，但当时读者亦能准确理解。《明实录》“藏”“乌思藏”并用，所指一致。
“西藏”这几个汉文地名创立行用的契机是：由于住牧归化城和河套地区的右翼蒙古移牧西海周围，将其地诸番变为役属，同时建立仰华寺奉佛，跟乌思藏喇嘛建立深切的信仰关系之后，明初“南番北虏”的局面被打破，明朝不得不以西海地区为中心，进行军事住民的经略，恢复西海地区秩序，而对从归化城经西海到西藏四川广漠的边陲地理空间重新结构化，西番、西宁、西海、四川与西藏的空间关系得以清晰，形成新的地理识觉与空间表象，形成新的“西藏地域”。
从“乌思藏”到“西藏”的地名变更意味着什么呢？元明时代地名“乌思藏”是出自西藏内部“西藏三区”（bod chol-kha gsum）的观念，三区里面dbus gtsang（乌思藏）被称为“圣教”（佛教）之区（dam-pa chos kyi chol-kha），dbus（乌思，意为“中心”）地区因拥有大昭寺（vphrul-snang gtsug-lag khang）这座佛教道场而具有神圣性，这是悠久岁月形成的西藏（bod yul）中心的空间识觉。新的地名则另起炉灶，系以西海为中心建立的地理识觉，乌思（dbus）之地不再具有中心性和神圣性，“藏”字是“乌思藏”简称，是汉语演化的结果，“西”则指在西海以西。整个性质而言，是将青藏高原空间重新建构了，现代西藏的地理空间得以析出。
以西海为地理中心创造出“西藏”地名，这一点虽出乎意料，但稽诸往昔的史实，也在常理之中。在近代以前，西海地区对于中国经略西北及中亚具有一贯的重要性。就今日内陆与西藏的地面交通和后勤保障来看，西海地区仍为十分重要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