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砚忻 张建林 | 俄罗斯图瓦波尔巴任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摘要：波尔巴任遗址位于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东南部，2007～2008年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遗址为中原式小城，保存良好。根据调查与发掘资料，本文认为该城的建造年代为8世纪后半叶，最终毁于大火及地震。该城性质为回纥可汗的夏季汗庭，仿照唐代两京宫城设计修建，故可称行宫。唐朝派遣的工匠很可能参与了该城的修建。
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地处西伯利亚南部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东、南与蒙古国相邻，东北与俄布里亚特共和国、伊尔库茨克州交界，西、北分别接壤阿尔泰共和国、哈卡斯共和国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波尔巴任遗址（Пор-Бажын）位于图瓦东南、先吉连高原（нагорье Сенгилен）的地堑坳陷之中（图一），被捷列霍利淡水湖（Тере-Холь）环绕（图二），海拔1300米，湖周围有开阔的草原、针叶林密布的山峦，西、南面是霍鲁姆努格泰加山脉（хребет Хорумнуг-Тайга）、先吉连山脉，东距最近的定居点昆古尔图格村约9公里。“波尔巴任”，图瓦语意为“土屋”（Глиняный дом），当地萨满传说这里是通向神秘世界香巴拉的北方入口。
一、发现简史
С.У.列梅佐夫1701年绘制完成的《西伯利亚地图集》曾提及叶尼塞河上游一座“古老的石城，两垣完整，两垣倒塌，孰城未知”，未知石城题记旁画有三座城址。一般认为，列氏的文字是已知最早关于波尔巴任的著录，但“土屋”波尔巴任绝非石构、周边也未发现其他城址，故而此种比定很值得怀疑。根据图瓦人文与应用社会经济研究所（ТИГПИ）考古学家Д.К.图卢什2011年之研究，三座城址应在今叶尼塞河支流、图瓦西部的赫姆奇克河（Хемчик）流域。1891年，Д.А.克列缅茨造访了捷列霍利湖，他描绘了波尔巴任——当时称“黄台吉宫”（дворец Хунъ-тайджи）的概貌，同时注意到遗址与今蒙古哈拉巴勒嘎斯（Хара-Балгас）小城形态上的相似性。Л.П.波塔波夫1953年出版的《阿尔泰人历史纲要》将遗址归为回纥城。1952年，С.И.瓦因施坦因前往波尔巴任调查并绘制地形图，1957年实施发掘，初步推测该遗址是一座11～12世纪的契丹佛教寺院。后工作因故中断，1963年才得以恢复，翌年瓦氏发表题为《古代波尔巴任》的论文，介绍发掘成果，判定古城属于回纥汗国时期遗址。2004年，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ИИМК РАН）М.Е.基卢诺夫斯卡娅（М.Е.Килуновская）、В.А.谢苗诺夫（В.А.Семёнов）再次前往遗址调查，次年正式将遗址命名为“回纥波尔巴任要塞”（Древнеуйгур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Порбажин）。随后，“回纥波尔巴任要塞”被编入俄联邦文化遗产名录。
20世纪以来，波尔巴任冻土消解产生的土壤侵蚀现象一度引起相关专家密切注视，威胁着岛屿沿岸城垣的安全。如果湖水上升，破坏进程则会加剧，挽救文化遗产的行动呼之欲出。2007年1月，在时任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С.К.绍伊古（С.К.Шойгу）积极推动下，“波尔巴任要塞文化基金会”（Культурного фонда Крепость Пор-Бажын）成立。受基金会资助，2007～2008年，十八家俄国学术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展开对遗址的全面勘察、测绘和大面积揭露，发掘面积约2万平方米。除百余位研究人员外，仅2007年就有500多名大学生参与发掘，其投入之高、规模之大，堪称俄罗斯国家考古史上前所未有。
2008年8月，张建林接到波尔巴任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之一、俄罗斯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Музей Востока）考古学家Т.К.姆克尔特切夫（Т.К.Мкртычев）邀请，赴图瓦参加遗址的学术研讨会，其论文《波尔巴任遗址的年代与性质》2012年9月以俄文形式刊布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АлтГУ）召开的“中世纪欧亚草原民族历史与文化——第二届中世纪欧亚草原考古学国际会议”。考虑该短文国内不易获见，且近年有一批新成果亟待吸收，遂大幅增补旧稿，撰成新篇，以飨学界同仁。还需申明，鉴于俄方迟迟没能出版波尔巴任2007～2008年的考古报告，所以本文研究主要依靠张建林2008年实地踏查所获资料、基金会年鉴及已公开发表的专题著述展开。
二、考古发现
发掘前夕，联合考古队利用机载激光雷达对波尔巴任所在岛屿进行扫描，建立了数字高程模型（图三）。通过模型可知，遗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方向98°，东西215、南北162米。东城墙正中设置城门，城门两侧、西城墙正中、西南城角能够辨识出明显外伸的阙台、马面、角台。城内布局以东西向轴线贯之，18个小型院落沿北、西、南城墙三面环绕分布，东面隔墙（院墙）稍显倾斜，正中开门，形成内外两进庭院。内庭院西南角、西北角和南北两侧对称分布着8个小型院落，中部为一组大型建筑。
如图四所示，整个岛屿划分成六大发掘地（РаскопⅠ～Ⅵ）、37个区块，标红部分是2007、2008年的实际发掘区域。为方便阅读，兹按城墙、小型院落、中心建筑三大板块概述如下。
城墙夯土版筑，西、北面保存状态最好，南面塌陷严重。为详细研究其结构，联合考古队相继在北城墙中部、东城墙北部、西城墙马面开挖探沟并重点解剖了北城墙近东端地点，清理了东城墙北段登城马道、阙台、西南城角、城门。墙体残高8.4、底宽12米，东垣扩出的马道宽5米。西南角台斜向外伸，角台外出土一批木材。建城时不下挖基槽，直接在地表开始夯筑，两边洼陷为城墙沉降所致，形成淤泥层，淤泥层上叠压墙体侵蚀、坍塌堆积。侵蚀堆积中含有3层草皮层（图五）。城墙夯土纯净，夯层清晰，厚12～14厘米，每间隔数层斜铺长3～6米，直径10～12厘米的纴木，单层纴木排列不甚规整。角台夯土可见钉入木钉的现象，木钉长16～28厘米。木料取材自附近的落叶松。解剖地点出土纴木的砍伐时间，由瑞典隆德大学（Lunds universitet）加速器质谱测定，数据在770～790年间，OxCal程序4.0版本处理后得出，770年的可能性最大。另外，联合考古队在北城墙外（北）侧清理出几个地面经过处理的遗迹，厚3～4厘米，面积3×4平方米，遗物为零星羊骨。其中一处地面残存一截木柱，东城墙外（东）侧也发现了类似遗迹。发掘者推断它们是筑城或维修城垣时搭建的临时建筑，工期结束即遭拆除。遗址城门为三门道，细节不详，出土筒、板瓦残块，墩台南、北侧各伸出一座与东城墙相连的阙台。笔者所见门道排叉柱全部直立，多已焚烧炭化，排叉柱与墙体之间加横木护壁，城门倒塌堆积中发现大量平行于门道的梁架。
高程模型显示，城中26座小型院落间有门连通。除第6区小院情况不明外，每座院落中心都有一方形房屋基础。单体房屋面积，外圈普遍大于内庭院。内庭院东部6座小院因隔墙倾斜的缘故，南北稍有错位。瓦因施坦因清理过第11、19区小院，联合考古队选择在第5、6、21、28区小院布方发掘（图六），同时剖析了新发掘四座小院的院墙以及第10区小院南墙、内庭院南段隔墙的破坏过程。墙体均系夯筑，残高1.5～1.8、底宽2米，承担研究的莫斯科电子技术学院（МИЭТ）物理学家Г.Л.阿勒菲莫夫（Г.Л.Алфимов）等人运用数学模型估算，墙壁原应垂直或接近垂直，复原高度2～3米。第5区小院16×16.3、房屋5.4×8.3平方米，单室，门东向。第6区小院与之类同，院内未发现建筑。第28区小院20×25.4、房屋8×9平方米，内外双室，门南向。第21区小院与第28区类同，屋门东向。房屋夯土墙残高0.6～0.9、底宽0.5～0.6米，木柱为夹壁柱，尚有木门槛保存完好。院墙、屋墙夯土较纯净，夯层厚度和城墙近似。
内庭院中心建筑的主体是前后两座大殿，以短廊相连（图七）。前殿规模最大，两侧各建有一座东西向朵殿。前殿、朵殿以单面廊连通，廊下为斜坡慢道。后殿南、北侧配置附属房屋。瓦因施坦因早年的工作业已明确了中心建筑主体、北侧附属房屋的基本构造特征。联合考古队继续在这里清理并新发掘了朵殿、南侧附属房屋。前殿面阔、进深皆5间20米；后殿面阔、进深皆3间12米。台基由原地隆起的小土丘整修而成，外围铺砖散水（图八，1）。台基高出散水1米，包砌1～2层砖，正（东）面砖砌两个4米宽的踏道（图八，2）。朵殿面阔9间36米，进深3间9.7米。附属房屋7.8×9平方米。殿堂悉用10～12厘米厚的木骨泥墙分割室内空间。以前殿为例，南、北、西三面分割成10个小间，中间是大厅，殿前有檐廊。殿堂内柱、檐柱之下垫正方形柱础石。白灰墙面的墙脚绘红彩。发掘出土大量焚烧碳化的木质构件（图八，3），可辨的有木柱（只残存最下段）、地栿、斗、拱，还发现了壁画残块。出土砖瓦构件有条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兽面瓦，未见鸱尾。前殿正对的内庭院门址，经发掘，为一间两厦之门屋（门舍）。
波尔巴任遗址出土遗物以各类建筑材料为大宗，剩余是少量器用小件（图九，1~4）。条砖长30、宽14、厚6厘米，部分压印手印纹。方砖边长30、厚6厘米。板瓦，Ⅰ型标本凸面有数道横向划痕，侧面有箍扎痕，长41、窄端18、宽端23、厚1.5～3厘米；Ⅱ型标本凸面下部饰3个借助工具刃部压出的三角形，宽端侧面为4道凹弦纹以及3个剔压出的三角形，宽端27、厚3厘米（图一〇）。筒瓦长18、直径13、厚2～2.5、瓦舌长1厘米。
遗址所在的捷列霍利坳陷地处贝加尔裂谷西南缘。贝加尔裂谷是俄罗斯地震活动最为强烈的区域，自1901年建立地震台迄今，仪器记录的中小地震盈千累万，仅1970年就达3491次之多。工作过程中，俄考古学家发现不少与强震相关的遗迹现象，如城墙坍塌堆积、地裂缝、院墙屋墙的纵向裂缝。
发掘期间，联合考古队还组织地球物理、地貌、水文、土壤等领域专家展开对捷列霍利湖区的综合调查，取得了以下几点收获：
1.捷列霍利湖属多年冻土融化形成的热喀斯特湖，以地下水补给为主，面积33平方公里，平均深度0.5、最大深度1.9米，集水区面积290平方公里，覆盖坳陷两侧及邻近山地。坳陷冻土厚达170米。
2.经过持续的电探测，研究者重建出湖泊的古地理样貌，认为湖泊早在波尔巴任城建成之前就已存在，规模很小，截止19世纪，遗址周边大部仍为陆地。过去100年里，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湖面急剧扩大。由于大量蓄水，冻土融化深度也随之加大，整个20世纪，尤其1970年代以来，湖泊水位一直呈下降状态。
3.营建之初，捷列霍利湖局限于现代湖泊的西南部，波尔巴任城则坐落在一座伸入湖中的大半岛西端岬角上，南连湖岸。那时，现代湖泊的东北部可能还有一片水域，通过一条狭窄的水道连结西南水域。
4.遗址外围水下环绕深约1米的地带，是否与取土建城有关，暂无定说。
波尔巴任城砖瓦、白灰的用量很大，应为就近开窑烧造。遗憾的是，捷列霍利湖水一再变化，淹没了遗址周边大片土地，窑址尚未找到。
三、年代特征
考古发掘展现的波尔巴任遗址内涵单一，文化堆积单薄，城防设施、城内建筑、出土遗物的共时性强，特别是瓦当、兽面瓦、影作木结构，最具时代特征，可以与中原地区的唐代同类文物相比较。
瓦当大多发现于中心建筑群组一带，做工粗拙，直径13～14、厚2厘米，均为莲花纹，边轮较宽，背面存留有为对接粘合筒瓦而剔削的凹槽、刻划的细线。可分作二型（图一一，1、2）：
Ⅰ型 两道同心圆凸棱将当面分割成三层。当心是8颗乳钉构成的莲蓬；第二层环绕8片圆形莲瓣，莲瓣以三角形间隔；第三层为28颗乳钉组成的联珠纹。张建林2008年考察时目睹1件Ⅰ型瓦当背面疑似刻划“西”字（图一二），因其不在瓦当与筒瓦衔接处，遂排除是为对接粘合筒瓦而刻划的细线。
Ⅱ型 发现位置大半在前殿北单面廊的西侧，当面被三道同心圆凸棱分割成三层。当心是5颗乳钉构成的莲蓬；第二层环绕4片橄榄形莲瓣，莲瓣以两边内弧的三角形间隔；第三层为29颗细小乳钉组成的联珠纹。
唐代建筑盛行莲花纹瓦当，长安城、洛阳城、诸皇帝陵陵园遗址都出土有大量标本，又因帝陵建筑年代相对明确、后世扰动少，故本文主要以帝陵建筑瓦当作为对比资料。唐代帝陵莲花纹瓦当7世纪时为双瓣、单瓣两类，莲瓣饱满，边轮较窄，制作精细，表面黑亮，如建成于649年的太宗昭陵、建造于7世纪下半期～706年的高宗、武则天乾陵瓦当即属此类（图一一，3、4）。8世纪中叶以后，莲花多单瓣，边轮日益变宽，制作较粗糙。波尔巴任Ⅰ型瓦当和建成于763年的玄宗泰陵瓦当（图一一，5）十分相像，不甚饱满的小莲瓣、较宽的边轮是其关键特征，唐两京建筑基址出土同时期莲花纹瓦当亦有这样的特征。Ⅱ型瓦当对照华清宫二期8世纪的同类标本（图一一，6），细节方面，同心圆凸棱多出一道，橄榄形莲瓣仅4片，莲蓬为多个小乳钉而非单乳突；整体而言，当面构图、纹饰大同小异，如出一辙。
兽面瓦做工粗拙，兽面各部位为手工捏制，晾至半干后，以黏土粘合于底平无纹的板状瓦面上，顺序依次是双耳、兽嘴、双角、鼻子、双目、獠牙等，最后刻划线条表现毛发、纹理。按兽形象的差异可分作二型（图一三，1～3）：
Ⅰ型 长24～25、宽20厘米，立双角上有凸脊，两角间为一舌形物，或竖起或前伸，竖耳，突目，宽鼻，张口吐舌，獠牙外露。其中1件兽舌从鼻下伸出。
Ⅱ型 标本不完整，尺寸不详，残存红彩，与前一型的区别在于此件兽面眼睑宽厚，口两侧外扩上扬。
兽面瓦是装饰在屋顶垂脊端头的构件，唐代陵墓、宫殿建筑兽面瓦7世纪时为模制浅浮雕，平面呈梯形，有的四边饰联珠纹（图一三，5）；8世纪中叶以降逐渐演变成长方形砖面，高浮雕兽面，模制捏塑结合，如建成于763年的肃宗建陵、华清宫出土物（图一三，6、4）；9世纪工艺持续简化，出现闭口兽面，如建成于824年的穆宗光陵出土物（图一三，7）。通观波尔巴任兽面瓦之制作工艺、怪兽形象，显示的正是8世纪后半叶的时代特征。
不容忽视，波尔巴任出土兽面瓦相较中原对比材料，纹饰造型变化颇大，不及瓦当与对比材料的相似程度高。近年，澳大利亚学者王国豪《关于回纥汗国建筑屋面的思考：回纥瓦件初步研究》一文在关注中原瓦作技术对北方草原影响的同时，特意强调了回纥瓦当、兽面瓦与唐代同类瓦件的细部差别，指出漠北各回纥遗址瓦件体现出的一致性不同于前代突厥汗国的风格，已然形成了独立类型。对于波尔巴任中心大殿未发现鸱尾的问题，他提示哈拉巴勒嘎斯大型建筑也存在同样情形。事实上，蒙古国境内几乎从未出土突厥、回纥时期的鸱尾实物，对此，有国内学者猜测屋面或许为不起正脊的卷棚顶。笔者认为不能成立，一则，没有鸱尾不代表屋顶不起正脊；再则，卷棚顶得不到唐代图像、实物资料的佐证。
遗址前殿发现的壁画残块，原位于屋檐之下的壁面上，为“影作木结构”图案，是仿照人字栱绘制的（图一四）。宿白总结，人字栱结构的演变是由斜直转向弯曲，隋至初唐盛行翘脚，开元天宝流行高身舒脚形，天宝后不久废除。波尔巴任的人字栱壁画延续了盛唐式样，曲臂、舒脚横长，上方小斗呈褐色，绘制时间应距离8世纪中叶不远。
综上，波尔巴任遗址出土瓦当、兽面瓦、人字栱壁画的年代基本限定在8世纪后半叶，相当于唐代中期。通过本节比较分析并参考城墙纴木的测年数据，笔者大体赞同瓦因施坦因以来苏俄考古学家的判定：古城建造时代为回纥汗国时期。
补充一点，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МГУ）地理学家А.В.帕宁基于靠近坍塌堆积及地裂缝开口的草皮层草茎样本（6例）、坍塌堆积层下的鸟骨和植物残体样本（各1例）总计8例样本的测年数据，认定9、12、19世纪曾发生3次强震事件。分别归属9、12、19世纪的大片坍塌夯土堆积表明，震后城墙未得到清理补筑，暗示波尔巴任城已遭废弃，也就是说遗址年代下限不会晚过9世纪的强震。
四、性质探讨
关于波尔巴任遗址的性质，俄罗斯考古学家曾作出四种推测：军事要塞、汗庭、寺院、陵墓。笔者倾向汗庭说，遗址极有可能是回纥可汗的夏季行宫，理由如下：
1.波尔巴任未发现任何摩尼教或佛教的壁画、塑像、文书，建筑结构也毫无可作为宗教供奉、朝拜或集会场所的功能特征，所以寺院说难以成立。
2.陵墓说与实际发掘状况截然不符，亦无法立足。
3.波尔巴任平面呈长方形，门址、大型建筑沿中轴线布列，两侧对置诸院落，整体布局明显效法唐代两京宫城。唐长安太极宫，依照北宋吕大防《长安图》残石复原，平面呈长方形，轴对称布局，中轴线上建有两组大殿，前为太极殿，后为两仪殿，两侧分布掖庭宫、东宫、中书省、门下省。大明宫平面呈梯形，中轴线上自南向北矗立着含元、宣政、紫宸三组大殿，含元殿前两侧为东西朝堂，宣政殿两侧为中书省、门下省。东都洛阳宫城布局也与长安城太极宫、大明宫相仿。尽管波尔巴任遵循了草原传统，居所尚东，但全城规划应是模仿唐代两京宫城，用“军事要塞”概括遗址性质肯定是不恰当的。
4.在回纥汗国的城址中，波尔巴任与回纥牙帐哈拉巴勒嘎斯遗址东北小城——通常被视作宫城有众多形制上的共性（图一五）。小城主体平面呈长方形，方向116°，东西425、南北340米，长宽为波尔巴任遗址的两倍。城垣夯筑，构筑角台、马面，东垣设城门。全城讲求中轴对称，中心庭院由数个大小不等的院落围绕，中部是两座以短廊相连的大殿，前殿将庭院一分为二，后殿以西是一座平面呈圆形的巨大夯土塔台。城东南角起高台。西垣外接高厚稍逊的城垣，形似瓮城，却无门道。南、北垣外可见十多个小型塔式夯土建筑。城东面扩出东西425米的子城，城垣低矮，城门东开，中轴线上是一条宽阔的大道（广场），南北分置院落。小城主体内部殿宇、院落排布井然，体系严密，轴线建筑、大区域划分应是它一以贯之的基本格局。逻辑上，波尔巴任中轴对称、诸附属院落环绕内庭院、两座殿堂以短廊相连构成城址中心的形制特征当源于汗国牙帐小城，二者关联紧密。
5.波尔巴任地处回纥牙帐哈拉巴勒嘎斯西北约520公里的地堑坳陷，东北为从湖中流出的萨勒达姆河（Салдам），河水汇入小叶尼塞河（Малый Енисей/Ка-Хем）支流巴雷克特格河（Балыктыг）。遗址周围山脊连绵起伏、针叶林葱郁（图瓦语称之为泰加/Тайга），蒙古人口中的“大汗之路
”从今蒙古国境内延伸过来。捷列霍利坳陷水源充沛，牧草繁茂，夏季日气温15～20℃，凉爽宜居，是游牧民理想的夏季牧场。再者，此地冬季寒冷漫长，全年积雪期达200天，1月份平均气温-29℃，但遗址没有发现取暖设施，可知它是临时性驻地，冬季不会有人居住。
以上集中探讨了波尔巴任遗址的功能属性——可汗夏季行宫，而游牧族群向来不擅宫室营治，行宫建造者很可能包含来自中原的工匠。李德裕撰《幽州纪圣功碑铭并序》云：
回鹘者，本北狄之裔也，……肃宗之戡内难也，叶护以射雕之士，亲护戎旌，亦由羌髳率师以翼周，北貊枭骑以助汉，既殄大憝，乃畴厥庸，特拜叶护司空，岁赐缯二万匹。厥后饰宗女以配之，立宫室以居之。
说明唐朝确曾派遣工匠为回纥建造宫室。
下面笔者将简单介绍与遗址性质相关的史料比定研究。由于汉文史籍罕有图瓦回纥城的记载，比定研究主要基于漠北如尼文碑铭。
如尼文碑铭尝多次言及磨延啜（Bayančor，747～759年在位）、移地健牟羽（Erkin bögü，759～780年在位）两代君主在回纥汗国西北设立夏季汗庭（örgin王座，意译为汗庭）的事迹：
1.《磨延啜碑》第19、20行（东面第7、8行）
ančïp bars yïlqa čik tapa yorïdïm ekinti ay tört yigirmikä kämdä
这以后，在虎年（750年）我出兵攻打čik人。二月十四日，我们作战于käm河（河畔）。
toqïdïm ol ay...ičikdi...tez bašïnta qasar qurïdïn örgin anta ititdim čït anta toqïtdïm yay anta yayladïm yaqa anta yaqaladïm bälgümin bitigimin anta yaratïtdïm
同月……内属了。我在tez河源的qasar西面设立汗庭。我在那里修建围墻，在那里度过夏天，在那里确定边界，在那里命人镌刻我的印记和文字。
2.《磨延啜第二碑》第1、4、5行（西面第1、4、5行）
täŋridä bolmïš el etmïš bilgä qaγan el bilgä qatun qaγan ataγ qatun ataγ atanïp ötükän kedin učïnta tez bašïnta örgin [anta ititdim čït?] anta yaratï(t)dïm bars yïlqa yïlan yïlqa eki yïl
（我——磨延啜）登里逻没蜜施颉翳德密施毗伽可汗及（我的妻子）伊利毗伽可敦接受可汗和可敦的称号。我在于都斤山西麓、tez河源设立汗庭，（在那里修建围墻？）在那里度过虎年（750年）、蛇年（753年）两个年头的夏天。
qarγa burγu ol yer ekin subïmïn qonar köčöürbän
我在qarγa河与burγu河之间居住、游牧着。
Yaylaγïm ötükän quzï kedin učï tez bašï öŋdüni qonar köčör bän...
我的夏牧场沿于都斤山北麓以西至tez河源以东。我在此居住、游牧……
3.《牟羽可汗碑》第19行（南面第2行）
..tezig qasar qoruγ qontï čït örgin yaratdï yaylad(ï)
（他——移地健牟羽）驻跸于tez河（源）的qasar qoruγ，（在那里）修建围墻，设立汗庭，度过夏天。
tez河即捷斯河（Тес），发源于ötükänjyš/蒙古杭爱山脉西北，流经图瓦西南部，向西注入乌布苏淖尔湖（Убсу-Нур）。käm河为小叶尼塞—上叶尼塞河（Верхний Енисей/Улуг-Хем），唐代称剑河、剑水。qarγa河为波尔巴任遗址西面约19公里的卡尔格河（Каргы），向北注入小叶尼塞河。burγu河名今已不存。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叶尼塞河上游是《唐会要》等汉文文献记载的都播（波）部居地。
瓦因施坦因依据《磨延啜碑》，认为波尔巴任遗址就是磨延啜750年征伐西北方在tez河源修建的汗庭。俄罗斯突厥学家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С.Г.Кляшторный）进一步考证，认为以上碑铭所说的夏季汗庭都指向波尔巴任，位于qasar qoruγ。qoruγ意为保护地，qasar为回纥内九姓之葛萨部，葛萨人很可能占据过捷斯河北地，由此得名。另有一些俄罗斯研究者相信波尔巴任城乃是磨延啜专为唐乾元元年（758年）出降漠北的宁国公主营造，然而这种假设全无确切史料支持，纯属臆测而已。
联合考古队不同意磨延啜建城的说法，他们着眼纴木的测年数据，断言移地健牟羽才是真正的始建人。照此论之，《磨延啜碑》《磨延啜第二碑》提到的夏季汗庭便与波尔巴任遗址无关。针对联合考古队的新观点，我们不轻易怀疑俄方测年结果的科学有效性，如若碑铭记载的tez河源磨延啜夏季汗庭确与波尔巴任无关，则它又该对应何地何城，犹需学者们细细斟酌。
五、波尔巴任遗址与沙戈纳尔3号遗址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1975年内部发行版第五册唐乾元二年（759年）回纥疆域图，在今图瓦乌卢格赫姆旗（Улуг-Хемский кожуун）沙戈纳尔市标有“回纥行宫”。《图集》1982年正式版第五册元和十五年（820年）回鹘疆域图袭录不改。所谓“回纥行宫”应指市西约4.6公里的沙戈纳尔3号遗址（Шагонар3）。遗址建于恰特河（Чааты）—托尔加雷格河（Торгалыг）冲积扇东北部，海拔545米，南面是唐努乌拉山脉（хребет Танну-Ола），东距波尔巴任约330公里。Л.Р.克兹拉索夫1957、1959、1960年对沙戈纳尔3号遗址进行过小范围揭露，其在1979年出版的专书《古代图瓦：从旧石器时代至9世纪》中集中公布了有关成果。
从图瓦首府克孜勒市西南约14公里的博姆山（гора Боом）向西，沿上叶尼塞、赫姆奇克河一线至图瓦最西边的拜泰加旗（Бай-Тайгинский кожуун），分布着20余座土遗址和2座石砌遗址（图一），其间沿有顺河流南岸而建的土石矮墙。沙戈纳尔3号即处在这条遗址带的东部，平面近正方形（图一六），方向97°，两重城垣，四角有角台。内外两城北垣偏西、东垣正中部均开豁口，应是城门。城垣由地表直接开始夯筑，夯层厚8～11厘米，铺纴木，角台、墙体残高3.5、2米。外城东西126、南北120米，面积不足波尔巴任一半。挖护城壕，西、北垣各设两个马面，东、南垣各设一个马面；城东门已经发掘证实，为单门道过梁式，门道宽5米，两侧排叉柱尚存。内城东西45、南北47米，城中发现木构房屋基础，整体形制不详，出土板瓦残块。沙戈纳尔3号北约260、南约980米分别是沙戈纳尔2号、沙戈纳尔4号遗址。两城未正式发掘，调查获悉平面近正方形，四角有角台，城垣夯筑，城中没有发现建筑遗迹的线索。2号方向102°，东西156、南北147米，挖护城壕，东垣辟一门，城垣角台、墙体残高2.5、2米。4号方向98°，东西85、南北86米，开门同3号外城，城垣残高2米。克兹拉索夫参照欧洲城堡复原了沙戈纳尔2、3号城（图一七）。不过，从夯土城垣、过梁式城门、覆瓦木构房屋基础来看，城址显然为中原样式，因而，克氏复原的方案并不准确。
沙戈纳尔3号遗址形制内涵特殊，关于其性质，克兹拉索夫1959年发表《图瓦中世纪城市》一文，公布了1956～1958年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与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共同调查、试掘上叶尼塞、赫姆奇克河流域城址取得的收获。论文转述《磨延啜碑》750年的记载，认为沙戈纳尔3号殆是磨延啜夏季汗庭之一，后成为都督治所；沙戈纳尔2号、4号从属3号，可供军队、民众驻扎。而彼时，瓦因施坦因的波尔巴任考古正值停滞状态。综上可知，苏联考古学界对磨延啜750年所建夏季汗庭的比定，先后产生出两种观点：克兹拉索夫的沙戈纳尔3号遗址说（1959年）、瓦因施坦因的波尔巴任遗址说（1963年）。
共同调查发掘的另一项收获是认定上叶尼塞河支流埃列格斯特河（Элегест）沿线等地的六座城址为蒙元时期遗存（图一），当中相临的栋捷列克（Дон-Терек）、莫戈伊（Могой）、梅热格伊（Межегей）、埃列格斯特城可能是元代益兰州治所在。
克兹拉索夫1969年出版的专书《图瓦中世纪史》重申了先前主张，又强调那些傍河分布的城址、矮墙属于回纥抵御黠戛斯南下建起的军事防线。回纥军事防线之说一经提出，便为历史研究者广泛征引，几近常识。不过，由于不少城址素未开展发掘工作，所以笔者始终对他的看法心怀疑惑，无法完全认同。据报道，2011年俄罗斯—蒙古“古代中亚游牧民族城市电子地图建设项目”考察队调查图瓦城址时，曾在边防城之一、今乌卢格赫姆旗东部的巴雷克遗址（Барык）采集到匈奴时期的陶片，说明它们中一些遗址的年代恐怕更早或存在更早的渊源。实际上，近年来的调查、发掘确实把多座城址的年代上限追溯到匈奴时期。
话题返回《图集》，显而易见，内部发行版759年图标注沙戈纳尔“回纥行宫”的依据来自克兹拉索夫的考古发现和性质判断，可备一说，至于正式版820年图“回鹘行宫”，倘改标在波尔巴任遗址则更为妥当，原因如下：
前文研究揭示，波尔巴任遗址是除哈拉巴勒嘎斯外，回纥汗国模仿唐代两京宫室建立宫城的又一范本。回纥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夯土城垣高大坚固，布局严整，中轴对称、核心殿堂、诸附属院落环绕庭院是其标志性特征。宫城空间，一如中原都城，具备一定模数关系。以波尔巴任为例，城垣（215/162米）、内庭院（135/103米）长宽比同为1.3∶1，外圈小型院落，如第28区小院（25.4/20米），长宽比亦接近是值。与之相对，沙戈纳尔3号内外城平面近正方形，城垣低矮，占地狭小，内城虽建有木构房屋，却因偏处一隅且缺少附属院落而不体现中轴对称布局，既然全城没有轴线、诸院落区块，模数控制设计也就无从谈起。从中可确信，沙戈纳尔3号的等级必要低于波尔巴任。何况按克兹拉索夫的解释，沙戈纳尔3号只是在磨延啜时期充当汗庭，上叶尼塞、赫姆奇克河流域防线修筑完备后，转降为当地的军政中心。进而，在820年称波尔巴任为“回鹘行宫”显然较沙戈纳尔3号更加稳妥，即便波尔巴任当时已蒙受地震破坏，不再使用，有鉴于它的重要性，《图集》仍应予以呈现。
六、结语
波尔巴任2007～2008年度联合调查发掘项目是南西伯利亚考古史，乃至俄罗斯联邦历史上最为盛大的一次考古活动。遗址保存状况良好，文化堆积单薄，遗存共时性较强，高耸的夯土城墙、大型宫殿建筑彰显了其非比一般的规格和属性。不过，受地缘、语言等因素制约，多数中国学者对于遗址的发掘、研究情况知之甚少。此外，波尔巴任不通公路，交通条件很差，2008年项目结束后，考古队还毁坏了此前搭建的登岛栈道，导致前往极为不便。以下汇总本文研究：
1.波尔巴任的建造时代为8世纪后半叶，属回纥汗国时期城址，最终毁于大火及地震。
2.城址性质当是回纥可汗的夏季汗庭，仿照唐代两京宫城设计修建，故可称行宫，反映了中古中国宫殿制度对漠北游牧政权的影响。唐朝派遣的工匠很可能参与了建设，但工程质量不及两京，如尼文碑铭比定、纴木测年数据分别将行宫始建人指向磨延啜与移地健牟羽。
3.从平面布局分析，波尔巴任等级远非被认为是磨延啜夏季汗庭之一的沙戈纳尔3号所能比拟。考虑前者在回纥汗国城址中的重要地位，笔者建议修订《图集》“元和十五年回鹘疆域图”时应予以标注。
结合历史，玄宗时期唐朝用兵吐蕃、两蕃，无力经营漠北，回纥乘第二突厥汗国衰落之机快速崛起，安史乱中，助唐平叛收复两京，实力日趋强盛，常凌驾于中原之上，史载“登里可汗（移地健牟羽）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宫城是皇帝理政起居之所，其大型的建筑设施、规范的空间规划作为视觉性符号宣示着皇帝权威的至高和政权统治的合法，游牧族群本习居毡帐，而回纥可汗不惜调动大量资源效法汉地营造宫城，此前所未闻，暗含了对中原政治理念的认同。
（作者：史砚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建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3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