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版书中的避讳
延绵中国两千余年的避讳习俗为中国所特有，它从周代开始，至宋代时已相当完善。研究宋版书中的避讳可使我们掌握避讳的基本知识，对校勘古籍也有重要意义。
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俗，陈垣在其《史讳举例·序》中对避讳解释为：“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程千帆，徐有富在《校雠广义·版本篇》中为其定义为：“在古代文献载体中，为避免直接提到君、父或其他尊者之名而将文字用某些方法加以改变或回避，以表示尊敬，称为避讳。”学术界一般认为，避讳之例起始于周代，经秦汉的发展、隋唐的兴盛之后，到宋代时无论是避讳之法的严密程度还是避讳之例的严格谨慎都已相当完善。
(一)宋版书的避讳方式
古书避讳有诸多方式，如缺笔、拆写、留空等。缺笔从唐代始盛行，乾封元年赠太师孔宣公碑中，“生民以来”的“民”写作“人”，“愚智齐泯”的“泯”写作“汦”，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陈垣认为“此为唐碑避讳缺笔始见，以后缺笔之字渐多。”宋版书中最常见的避讳方式即是缺笔，帝讳如“殷、弘、敬、匡、恒、桓、贞、构、慎、惇、敦”等字都有缺笔避讳的许多例子，并且大多数是缺末笔。宋版书中的避讳方式除缺笔外，个别也有以改字避讳的，遇到当今皇帝御名，有时镌刻小字“今上御名”以回避。
但这只是一般而言，宋版书中也存在一些避讳方式特殊的例子。例如南宋绍熙间闽刻本《周礼》，凡于应讳之字，有的不缺笔而在应讳之字的四周加印墨色空围，有的缺笔仍加墨围，这在宋版书中是相当罕见的。此外，宋刻本《礼记》中也有类似的避讳方式，究其原因，可能是为了显示这些版本避讳的严谨，从而提高这些版本的价值。
(二)宋版书严于避讳
宋版书中的避讳非常严格，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中有曰：“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宋史·礼志》中有记载“绍熙元年四月，诏今后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如名字见有犯者，并合改易。”宋版书避讳不仅要避名讳，还要避与其嫌名有关的字，与他们名字同音的字，也随之都要避讳。如仁宗赵祯时，除避“祯”字外，还要避“贞、侦、桢、徵、症、懲旌”等字。不仅要避历朝皇帝的名讳，而且还要避赵氏的远祖讳，如宋太祖赵匡胤始祖名玄朗，因避“玄、弦、妶、畜、悢、朗浪”等字；曾祖名珽，则“珽、庭、廷”字皆讳；祖父名敬，故避“敬、擎、儆、镜、獍”等字；父弘殷，避“弘、紭、溵”等字。
宋版书中的避讳非常严格，一般来说，官刻本，尤其是中央各部院署，国子监等刻书讳法较严，私宅家刻、坊间刻本讳法就不那么严格，甚至同一个字也会有时避有时不避。例如宋刻本《汉上周易集传》“艰贞吉象”“艰贞乃吉，不然则凶”这两句中“贞”字均缺末笔，避北宋仁宗赵祯的讳，但卷四“君贞目守则吉”中的“贞”又不缺笔。再如卷三“物薄而用，重过慎也。过慎者，慎之至也。”“慎”字缺末笔，“无咎者其惟过于慎乎”中的“慎”字又不缺笔。此书讳字随意性较大，讳法不甚严谨，是坊刻或私家所刻导致。
(三)避讳的作用
对于避讳的作用，陈垣曾指出“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彦。”古文书中的避讳容易使人误读，如修版再刻错的话，就更令人费解了。但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避讳来进行文献研究，如宋版书中的避讳对鉴定宋版书的年代、探索宋版书的补版情况等都有重大意义。
利用避讳鉴定宋版书，即是要研究某书避讳至何字而止，从而推断其出版时代，但这只能做到大体鉴定古书的版刻时限，并不精确。例如南宋初刻本《春秋传》中，凡遇玄、弦、殷、弘、匡、胤、恒、祯、贞、惩、徵、让、桓、慎等字，皆缺末笔，以示避讳；而遇惇、敦等字则不缺末笔，不行避讳。玄、弦、殷、弘等字避的是赵宋祖及远祖嫌名讳；匡、胤、恒、祯、贞、惩、徵、让、桓、等字避的是北宋已故诸皇帝的嫌名讳；慎字缺笔表明南宋第二皇帝赵眘的嫌名已行回避；而惇、敦等字不缺笔，说明南宋第三皇帝赵惇的嫌名不行回避。这种避讳现象表明，此书之刻早不会早到高宗，晚不会晚到光宗，实则必在孝宗赵眘之世，即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十六年(1189)这二十七年之间，但是我们无法根据避讳再进一步推断出此版本的确凿年代。
对于宋版书中避讳不严谨的情况，例如某字时避时不避的现象，校勘其版本时，应考虑两种情况：一种即是该版本为私宅或坊刻本，上文已涉及这种情况；另一种则是补版递修所造成的，原版补版刻非同时，原版不避的字，补版时可能正行回避；反之，原版避讳的字，到补版时可能时过境迁，或讳例已松，或已无须回避。所以一书中同一字时避时不避，可能是修补本或递修本的固有现象，例如宋刻宋元明递修公文纸印本《尔雅疏》即是这种情况。
此外，利用避讳鉴定宋版书还应注意影刻本和影印本的情况，因为这些版本对原书讳字是一仍其旧，我们不能简单地从避讳来妄下结论，而应从其他方面加以验证，从而得出更为精确的结论。（梁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