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与王建安、王必成、张爱萍三位将军之间的恩怨情仇

王建安上将和许世友认识的非常早，他们加入红军后，所在的第一支队伍都是红11军。两人后来在红四军成了搭档，许世友是红四军的军长，王建安为政委。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两人一起进入抗大学习。之后的事情就非常有名了：当时抗大在批判张国焘的时候，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导致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遭到了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许世友认为对张的批判过于激烈了，他为张辩护说：如果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那么中央红军不也撤离中央苏区了吗？这叫不叫逃跑？他的这一系列言论招致了大家的批评，最后，许世友因劳累和气愤吐了血，住院期间他串联了一些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打算回大巴山打游击。王建安本来与许世友约定好了要走，但是临近要走时，他却突然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便将此事上报给了抗大保卫处，许世友等人包括王建安都被处理。

后来在中央的干预下，他们无罪出狱官复原职，但许世友却始终无法原谅王建安的“告密”行为，两人自此之后几乎断绝了来往。直到1948年打济南的时候，这两位虎将才再次合作，当时许世友出任攻城总指挥，王建安任山东东线兵团副司令。战后谭震林说：“这两人一个廉颇一个蔺相如，他们在济南府演了一出‘将相和’。”但是很显然，他们的关系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了。许世友将军出生于湖北麻城许家洼，此地为如今河南新县许洼；小他6岁的王必成将军出生于湖北麻城乘马岗，他们两家相隔也不过几里而已。黄麻起义期间，许世友是赤卫队的队长，手下100多名队员中，就有王必成。在整个红军期间，许世友的级别都比王必成高，王必成最高官至红30军89师副师长，许世友却是红四军的军长。不过到了抗战时期，王必成被调到了新四军，不久后去到了粟裕的麾下，渐渐成长为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的一员虎将。许世友在华野当9纵司令时，王必成为6纵司令，两人已经平起平坐。不过许世友资历老，性格傲，甚至敢摔粟裕的电话，而王必成则对粟裕尊敬有加，心服口服。1967年，受到冲击的许世友去了大别山休养，在这前后，他耳闻了一些关于王必成的传言，并开始对王必成产生了不满。许世友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3点：第一，当时造反派四处冲击，许世友下令调部队进驻军区司令部，如果造反派敢冲就开枪。王必成在请示了王新亭（总参副参谋长）等人后决定不调部队也不开枪。第二，许世友曾将军区一些干部下放，这些人回来后想让王必成承认将他们下放是错误的，王必成说这是军区的决定，他个人无权收回。这些干部又拿来司令部的pingfan五条，希望王必成签字，王必成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五条，他修改之后同意下发。第三，某次会议中，有人主张向中央点名批评许世友，说他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王必成并没有同意，但许世友误以为这其中有王必成的参与，是要“夺他的权”。

1984年1月10日，在华东的一次会议上，许世友不点名地指出，有三位老同志至今没有交待清楚自己和造反派的问题。大家立刻就猜到了这三个人指的是谁。根据记录，就在两年前，两位将军还曾相互看望，追忆当年在麻城的岁月。这次许世友却突然发难，翻出了十几年前的旧账，这让王必成很是疑惑，第二次会议时，他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和解释说：“你在北京开会，我每次总去看你。我没反过你，也没在背后说过你的一句不是，这都是可查的，你可以了解嘛！……我们老同志要多栽花，少栽刺……”两人在会后握了手，达成了和解。许世友与张爱萍之前并无太多交集，因为两人长期都不在一个系统里，到了50年代初期，许世友出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一职，张爱萍出任华东军区参谋长，这两人才碰到一起。在讨论应该先打大陈岛还是一江山岛这个问题上，双方的意见发生了冲突，张爱萍的参谋主张先打一江山岛，许世友对他们骂了脏话，说：你们吃了几碗干饭，给老子上课……事情报上去后，上面决定先打一江山岛。

之后双方又因为攻岛日期发生了意见纠纷，许世友认为攻岛日期太前，且兵力不足，张爱萍在做汇报后，上面同意了他的战斗计划。在一江山岛战役胜利后，南京军区（许世友为军区司令员）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张爱萍自以为是，狂妄自大，不好合作等等。很多人把两人的恩怨说成“秀才遇到兵”，包括张爱萍将军之子也曾在《两代军人的对话》中说过一些话，具体情况不太好讲，大家可自行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