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历史的碎片
柳浑：“头可断，而舌不可禁也。”（《旧唐书》卷125）
脑袋是用来思考的，舌头是用来说话的。一个人，应该想其所当想，言其所当言，怎么想就怎么说。此之谓心口如一。当然，脑袋不受人左右，舌头不随人曲直，很容易招来断头割舌的横祸。这时候，似乎是头既可断，舌也可禁，头之不存，舌将焉附？但是，一个头颅落地，不可能全天下的头颅都落地；割掉一根舌头，不可能割尽全天下的舌头。一个脑袋停止了思考，一根舌头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还会有别的脑袋和舌头继续思考、继续说话。思想不灭绝，呐喊不偃息，人类的正义与良知才得以世代传承，而不至于丧失殆尽。
也有不会思想的脑袋，也有不会说话的舌头，或者脑袋是这么想，舌头又是那样动的。这种脑袋与舌头，我更乐意称之为“废物”，长在人身上，未免有些可惜。
杨万里：“言有事于无事之时，不害其为忠；言无事于有事之时，其为奸也大矣。”（《宋史》卷433）
这话本意是说臣子如何向皇上尽忠。如果把“忠”字改作警钟的“钟”，倒也不失为一条金玉良言：天下太平的时候，说有事情发生，起码可以起到警醒的作用；而事情明明已经发生了，却千方百计隐瞒真相，粉饰太平，后果则不堪设想。道理总是很简单，可是事实又总是很复杂。“言有事于无事”，往往被视为“扰乱秩序”而论罪；“言无事于有事”，常常被当作“维护稳定”而嘉许。前后两者的遭遇，竟如天渊之别。所谓容人之量，很大程度是指容“言”之量。子产不毁乡校，用意就是广开言路。民众对执政者品头论足，执政者应当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气量。此之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动辄以“扰乱秩序”、“蛊惑人心”为名而治言者之罪，以为民间没有议论就是太平盛世，我觉得这样做，和掩耳盗铃并无分别。
徐之才：“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诸人咸息。”（《北齐书》卷33）
霍韬：“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明史》卷197）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读，非常有味道。第一句的表面意思是：大家一起去打猎，谁抓到兔子，兔子就归谁，别人犯不着再动歪脑筋了。第二句也不妨这么理解：兔子是全天下的兔子，人人皆可染指，凭什么只能归你，不能归我。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其实用这两句话就写完了。视天下为私产，矛盾很明显就归结为“兔子”的归属问题：一个猎人把它抢到手，一不留神弄不好，第二个猎人又把它抢走了。煌煌巨著二十五史，说简单些就是一部“猎人史”或者“打猎史”。苏绰说：“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周书》卷23）听起来真是令人感动：你们老百姓没有自治的能力，所以皇上义不容辞，把天下重担挑起来了，还不赶紧叩谢圣恩！其实在专制体制之下，老百姓什么时候有过自治的机会啊？他们的利益，形同“兔子”，成为各种政治集团在历史舞台展开权力角逐的猎物，不是被这个集团所“代表”，就是被那个集团所“代表”。因为我是“代表”你们的，反对我，就是反对你们自己，所以除了感谢我，你们无须多说什么了。果然，“诸人咸息”矣！
单襄公：“高位实疾颠，厚味实腊毒。”（《汉书》卷27）
这句话粗略的意思是说：官位越高，跌得越重；味道越鲜美，毒性越强烈。中国的传统历来是“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的理想出路就是做官。这本来是一件很有前途的差事，而且做官做得非常有出息的，代不乏人。但是，也有做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把局面搅成“天下乌鸦一般黑”，致使许多正直的人视官场为染缸，避之惟恐不及。当官的出了问题，往往也不从自身找原因，反倒归咎于官位。比如，某某高官东窗事发之后，就是这么“忏悔”的：“从前我这个位置让人羡慕得不得了，今天看来，都是这个好位置把我给坑了。”这很像我们乡下开玩笑时说的一句俗语：自己肠胃有毛病，出恭不顺畅，倒怪茅房不好。位高权重，其实不是坏事情，卑鄙的人由此而变得更加无耻，正直的人却可以借此而为民众谋取更多福利。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机制，使正直的人比卑鄙的人更容易在官场立足。如果好人都不做官，官场就真是坏人的天下了。
许衡：“人君唯无爱憎也，有爱憎，则假其爱以济私，藉其恨以复怨。”（《元史》卷158）
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为什么不能有爱憎？因为有爱憎，就会由于私己的偏好而左右政务公正。例子太多，俯拾即是。但是皇帝真的没有爱憎吗？肯定有。是人就会有爱憎，有七情六欲。许衡这句话，大概还包含这样一层意思：皇帝即使有爱憎，也不能表露出来。其理论基础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个人的爱憎，竟然会影响到无数人的行为，这就是典型的人治，而且恰好说明，人治是十足虚伪的政治。社会的正常气象，不是依靠规则来维持，而是由官员脸色的阴晴决定打雷下雨还是风和日丽。人的喜怒哀乐，鲜明个性，严重被禁锢，被压抑，被扼杀。官员的形象，一贯正确，大公无私，超出常人，永远是正义的化身，万民景仰，而一旦形迹败露，东窗事发，民众又会有加倍上当的感觉。只有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才能有效消减人治政治的虚伪性。不管位多高，权多重，都有表露个人爱憎的自由，而一切事情都处在法治规则的掌控之下，个人的爱憎不至于左右社会公正，也无须担忧“上行下效”的消极影响。
沈庆之：“治国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魏书》卷97）
这句话很耐人琢磨。当然，琢磨出来的意思未必是沈庆之的原意，而是我的“臆测”。“耕当问奴，织当问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多向专家或者熟悉情况的人征询意见。这点容易理解。政府要制订和农业有关的政策，如果置农民的呼声于不顾，这项政策多半会走样。但是专家的意见也并非无论什么情况下都绝对值得信赖。如果专家处在政治的威逼或者金钱的利诱之下，提出了违心的“意见”，那么这种“意见”就会恰恰因为披着“专业”、“权威”的外衣而变得更加败坏。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这句话略作修正，使之更具民主精神：“耕当问奴，不妨也问婢；织当问婢，不妨也问奴。”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此外，“治国”与“治家”，两者虽然有相通之处，但是终究不能混为一谈。国为公，家为私，“治国如治家”，常常导致公私不分，据公为私，或者假公济私。中国历代统治者还有一句喜欢挂在嘴边的话，叫做“为民父母”，实则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害人不浅。以治家之心治国，所以庙堂之上多有“家长”；以父母之心治民，所以普天之下多有“子民”。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