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心血：《社区中国》带你走进熟悉又陌生的生活空间
过去十年，笔者扎根城市社区、融入百姓生活、发掘社区宏旨、提炼治理要义。我发现，承载民生关怀、彰显社群责任与国家责任的社区，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凝结与汇聚。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与百姓生活紧紧相连，与城市生命环环相扣，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通过社区发现中国发展的秘密，通过社区培育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细胞，通过社区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这就是《社区中国》一书所承载的使命。细微之处见真知，细微之处见大义。《社区中国》一书的价值可能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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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生活政治为解读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窗。生活政治既带着迷人的光辉对人发出微笑，也带着苦恼的惆怅与迷惘对人提出一种警醒。从乡土中国向单位中国的变迁，此谓一变也；从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变迁，此谓又一变也。万变不离其宗，中国社区精神是孕育社区中国的母乳。社区作为剩余政治空间的终结是社区中国诞生的宣言。新型的治理结构从社区这一政治空间中孕育和生长出来。如果说党和政府蕴含着中国国家治理的终极密码，那么社区与家庭则蕴含着中国社会治理的终极密码。作为《单位中国》的姊妹篇，《社区中国》带你走进熟悉又陌生的生活空间，去体会生活政治的独特魅力。
作者简介
刘建军，1969年生，山东昌乐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与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民政局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居（村）协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基层政权与社会治理、城市政治学的研究。主要从事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基层政权与社会治理、城市政治学的研究。
目录/CONTENTS
01/导论 乡土中国、单位中国与社区中国
02/第一部分 中国社区精神
1.两维视角与两种传统
2.一分为三
3.社群性
4.血缘、地缘与“社缘”
5.关联主义
......
03/第二部分 社区：剩余政治空间的终结
11.关联性转型
12.业民社会
13.无缝政治
14.齐民政治
15.组织资本与组织能量
......
04/第三部分 社区治理形态
21.反经济学逻辑的社区治理原理
22.居民自治：映照社区的法律之光
23.民主协商与参与项目制
24.街居制与层圈结构
25.小区制、新街坊制与场景美学
......
05/结语 社区建设的五个维度
精彩书摘
试问哪一本书能够把鲜活生动的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在你的面前？恐怕非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莫属。费老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把传统中国的生活形态、交往形态、治理形态活灵活现地提炼出来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无讼” “长老统治”“礼治秩序”等均已成为后人解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经典概念。“乡土社会”“乡土文化”也成为我们解剖传统社会的经典范式。乡土性或乡土本色，其实指的不是乡村，更不是一种落后的状态，而是一种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精神世界和治理方式。它铸就了中国人生活的基本面，也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运行和延续的基本面。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国乡村持续性的改造与重组之后，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经受了史无前例的涤荡。这已经不是传统的乡土中国所能比拟的了。“乡土中国”作为一种形态，在1949年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在“单位化”的轨道上经历了一个改造、重组的大转型。在社会主义集体化的进程中，农村社会的乡土本色日渐淡薄，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反复和探索之后，到1958年逐渐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公社体制是当代中国在组织化逻辑中对乡土中国进行全盘改造的顶峰。公社本质上是一种替代传统村落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公社制度的主干——生产队，乃是公社的细胞，是公社得以存在的基础。上级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所有计划指标最终都落实到生产队。公社制度与传统村落制度的融合与冲突只有在生产队的层面上才活生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但是由于中国乡村在空间上的广大和时间上的绵延，新中国的乡村依然保留了部分的乡土性。乡土性的延续导致了正式组织与残留的乡土本色的融合与共存。尽管乡土中国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形态、治理形态、交往形态已经不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乡土性的彻底终结。只要当大规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农业被卷入到市场化的洪流之中、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比率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逐渐走向终结。时至今日，乡土中国经过人口流动、资本下乡、市场化改造、农村空心化等多重力量的涤荡和重组之后，基本已经脱离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本色，封闭、静美、稳定、有序的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即便乡土性作为一种特性会有部分的残余和遗留，但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了。乡土性共同体正在逐渐被重组后的治理共同体所取代。乡村治理、乡村发展、乡村生态、乡村振兴等多重命题交织在一起，正在孕育着一种新型的乡村社区形态。从这个角度来说，乡村治理的成功与否依然是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变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当中国乡村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形成了一种现代体制与乡土本色相互交融的生活形态、治理形态和生产形态之时，中国城市则是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洗礼与再生。不仅老舍先生在《龙须沟》中描写的肮脏、腐臭的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改变，而且整个城市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都被完全反转。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得以诞生，这就是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每个人的职业发展高度关联，甚至让每个人魂牵梦绕的“单位”。“单位中国”与经过改造后的“新乡土中国”，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面。单位社会、单位组织、单位政治、单位生活、单位身份、单位体制等多重属性交织在一起，共同渗透在新型的社会调控体系和生产体系之中。基于此，以单位作为基本单元的中国城市，激发了中外无数学者的学术激情和学术想象。众多学者试图探究依靠单位组合在一起的中国城市到底隐藏着哪些秘密？单位是一种怎样的组织类型？“单位社会”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和制度形态，又是如何确立和延续下来的？ 单位体制如何成为支撑超大型国家治理的支柱？诸如此类的问题萦绕在所有研究者的心头。
——摘自本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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