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画记】李方膺:种竹关门学画工,挥毫依旧爱狂风(上)

李方膺是“扬州八怪”之一,但他并未在扬州长期居住,从其生平资料记载来看,他只是路过扬州两次,管劲丞在《李方膺叙传》中称:“李方膺虽名列'场州八怪’,脱略纵恣,但不像其他成员,他从没有把扬州作为卖画的基地。”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将其列为八怪之一呢?管劲丞认为:“其实李方膺之得列入'八怪’之列,首先是人品、画格和其他七人相当。……方膺和李鱓、郑燮一样,的确是广义的扬州人。”

认为李方膺属于广义的扬州人,是因为他出生于南通,而南通有一度属于扬州管辖,因此卞孝宣在《“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中称:“方膺之所以被列入'扬州八怪’画派中,一是由于其绘画具有鲜明的创新个性;二是因为康熙十一年,扬州府'并通州’。”

李方膺虽然没有长居扬州,但他与“八怪”中的主要人物有着密切交往,与金农、李鱓在诗词绘画方面有唱和,比如乾隆六年,李鱓在所作《喜上眉梢图》中所写的题记,就竭力夸赞李方膺所画梅花之佳:

滕阳解组,寓居历下四百余日矣,红日当空,清风忽至,秋风爽垲,作《喜上梅梢图》以自贺。禁庭侍直,不画喜鹊,性爱写梅,心恶时流庸俗,眼高手生,又不能及古人。近见家晴江梅花,纯乎天趣,元章、补之一辈高品,老夫当退避三舍矣。乾隆六年七月,历山顶寓斋记。

李方膺《古松图》1754年 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李方膺与金农的交往,日本出版的《支那南画大成》第三卷中收录有李方膺所作《梅花长卷》,该手卷后有袁枚、金农等人的跋语,其中金跋为:

人生天地乃借境,即事抒怀本无定。

李侯折柬招借园,同人俱是梅花仙。

天不与人以假借,不借之借真奇缘。

拖泥带水来恶客,转恐主人翻减色。

风雨声中杂管弦,清华才调孤高格。

淋漓泼墨写横斜,老干新枝共几丫。

吁嗟乎!天不雨,客不阻,宴会欢呼何所取?

铁骨冰魂寄此心,人与梅花共千古。

杭郡金农题此志谢,时年六十有九。

此画作于乾隆二十年初夏,当时李方膺居住在南京的借园,他发出请柬招多位朋友前来举行笔会,然天公不作美,那天下起了雨,使得金农未能前来,后来金农看到了这个手卷,然后写下了此跋。对于当时的情形,李方膺在该画的跋语中介绍道:

借园初夏,万绿迷离,池水盈岸,鸟语高低。约沈凡民、袁子才、金寿门共赏之。适大雨滂沱,诸客不至。无聊之际,命李文元吹箫,梅花楼侍者鲁竹村、何蒙泉度曲,郝香山伸纸研墨,画梅花长卷数十株,兴之所至,一气呵成。客来一乐也,客不来又一乐也。可见天地间原有乐境,视人寻与不寻耳。

李方膺《双松图》安徽省博物院藏

初夏时节,李方膺居住的借园里花红柳绿,于是他约袁枚、金农等前来雅聚,没想到大雨滂沱,他请的好几位客人都无法前来,这让李方膺颇觉无聊。好在借园内已经有了几位朋友,他请一位吹箫,另两位唱曲,还请另一人备好笔墨纸砚。面对潇潇夏雨,李方膺画兴大发,一口气画了几十枝梅花,可见梅花的确是他最擅长也最喜欢的题材,他还在此画的跋语中发了一顿感慨,说朋友来和不来,都能够找到快乐,只在于人们愿不愿意找而已。

后来袁枚也看到了李方膺的这幅《梅花长卷》,为此他补诗一首,同样夸赞了李方膺画梅之佳:

李侯画梅梅不奇,不敢来求袁子诗。

袁子题诗诗不好,先被梅花要笑倒。

李侯此画真奇哉,请客不来梅花来。

吹箫唱曲鼓舞之,乐莫乐兮画梅时。

开头一株疑老龙,剪云作甲翔东风。

二株花,纷槎枒,水仙玉女披袈娑。

三株四株如朋友,我学弹琴君饮酒。

到头涌出昆仑山,无人敢当梅花香。

此诗此画终如何?请君再问沈补萝。

不来客袁子才题。

李方膺与郑板桥也有较多交往,崔莉萍在其论文《李方膺研究》中,摘录了南京博物院藏郑板桥所绘《欲栽买盆图》上李方膺所写跋语:“买个盆儿带回去,栽它南北两高峰。板桥送友人归越句,余录以赠之。”而《古今名人楹联汇编》中收录有郑板桥为李方膺所书行书五言联一副:“束云归砚匣,裁梦入花心。晴江年学老长兄属,板桥郑燮。”故宫博物院藏李方膺所绘《墨竹图》中有郑板桥题记:“此二竿可以为箫,可以为笛,必须凿出孔窍。然世间之物,与其有孔窍,不若没孔窍之为妙也。晴江道人画数片叶以遮之,亦曰免其穿凿。”

李方膺《梅花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由以上这些可见,李方膺虽然是广义的扬州人,但他并未在扬州长期居住,也未在年扬州拓展他的绘画市场,他的绘画市场主要是在南京,只不过,身在南京的他与扬州的几位重要画家都有着密切交往,而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后世归为“八怪”之一。贺万里、殷晓珍在《扬州八怪的交往圈与李方膺的被存在》一文中,对此总结为:

李方膺能够被公认为“扬州八怪”主要成员,与闵贞的“扬州八怪”身份总是被怀疑不同,不仅缘于他与“扬州八怪”中心成员如李鱓、郑燮、金农等人的持续的直接交往,更缘于虽然李方膺虽不在扬州却和“扬州八怪”成员交流不断,并且时不时地会被“扬州八怪”主要成员们提及。也就是说,在李方膺不在场的情况下,其他与李方膺相交甚好的“扬州八怪”成员,却总是会通过诗文、信札、题画、评艺、唱和等方式提到李方膺。可以这样说,因为“扬州八怪”交往圈中对他的认同,李方膺人不在扬州,但他的名字一直活跃于这个圈子,这就是李方膺的“被存在”。

关于李方膺在绘画上的师承,尚未见到直接的文献记载。清人《崇川咫闻录》中记载了李堂创建五山画社时的情形,能够从中间接了解一些情况:

借水园,李草亭筑,联五山画社。草亭性耽泉石,好笔墨之侣。下榻此园中三年者,陈菊村也。时凌镜庵、吴西庐、马药山恒与来往。又招张研夫、保褧庵、王买山、李顽石入社。未几菊村、买山逝,诸人多远游,社几废,适镜庵、西庐、药山、研夫、褧庵、顽石至园,续旧社。益以陈揖石、蒋开士,每月一集。自戊寅举社后十四年,药山、开士又逝,镜庵、西庐俱八十,余独健,研夫、褧庵、七十,揖石六十,顽石五十,草亭亦四十有八。十四年来积画社笔墨为人窃去,存者仅十二小页,每页草亭题墨数行,汇一册,时出玩之,并为之记。

由此可见,当年的五山画社十分热闹,当地很多文人都曾入社参加活动。该画社创建于康熙三十七年,每月举行一次雅集,持续了十四年之久,直到后来该社成员有的病逝、有的年岁大了意兴阑珊,而尤其可惜的是,该画社历年所藏的画作大多被人偷去。

李方膺《松石图轴》苏州市博物馆藏

这段话中并未提及李方膺,然而借水园的主人李堂是李方膺父亲李玉鋐的好友,两人有着密切的交往。根据时间推算,五山画社创办时,李方膺已经有了三岁上下的年纪,该社延续了十四年,可以想见在李方膺成长的整个少年时间,是经常目睹这些雅集,看见长辈们挥毫作画的,很有可能他就是通过五山画社,而激发了绘画方面的潜质。

对李方膺的绘画造成直接影响的,应当是他的二哥李彩升,王藻在《崇川各家诗钞汇存》中谈到李彩升时,称其“善画,尤精于兰竹。”而李方膺在绘画方面最擅长的题材除了梅花之外就是竹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应当是受到二哥李彩升的影响。比如李方膺在乾隆十六年画了一幅《潇湘风竹图》,他在该画上题诗一首:

画史从来不画风,我于难处夺天工。

请看尺幅潇湘竹,满耳丁东万玉空。

对于这幅画作,崔莉萍在论文中评价说:“对于竹子的表现,宋以来历代都是有的,而且表现风竹,也有画家为之,但是像方膺这样,表现疾风尽雨或狂风中的竹子,画史上似乎很少见。”两年后,李方膺又作了一幅《风竹图》,此画的题诗为:

波涛宦海几飘蓬,种竹关门学画工。

自笑一身浑是胆,挥毫依旧爱狂风。

可见李方膺爱画竹,并且尤其爱画疾风中的劲竹。南京博物院藏有李方膺画的《凤尾紫燕图册》,图中有他所写的题记,阐述了他的画竹心得:

画竹之法须画个,画个之法须画破,单披凤尾,双飞紫燕,穿插只经营,位置求生新,二皆难矣。余读《离骚》之余,实无常师,稍得生气便止,非娱时人之眼目也。

这段话可以视为李方膺的画竹理论,他认为画好竹子,既要讲求细节,又要讲求谋篇布局,同时要在笔墨上有所创新。

李方膺《游鱼图》 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李方膺的家庭出身,清人杨廷撰编纂的《五山耆旧今集》中有李玉鋐的行状,行状中提及:“太高祖华廪贡生,累官户部郎中;高祖贡拔贡生,累官江西建昌府知府;曾祖敕、祖延祥、父达生皆名诸生。”李方膺的祖上虽然没有较高的功名,但所任官职都不低,可见也是世宦之家。然而到了李玉鋐辈,家境衰落了下来,李玉鋐在所作之诗中谈到了他少年的清苦:

少时辛苦几多年,老至方图饱食眠。

十亩尽收荞麦子,春来做饭也堪怜。

十家厨灶九无烟,雨雪萧萧岁暮天。

儿妇供来粗粝饭,疗饥有术尽陶然。

可能是为了重振家风,李玉鋐刻苦读书,终于在康熙四十四年中举,第二年联捷成为进士。自此之后,南通李氏门庭再兴,李玉鋐的四个儿子虽然未能考中进士,但三子李方龙中了举人,二子李彩升官至云南府同知,四子李方膺则做到了山东莒州知州。

李方膺能够得官,竟然是因为雍正皇帝的照顾。袁枚所撰《李晴江墓志铭》中写道:

晴江讳方膺,字虬仲,父玉鋐,官福建按察使,受知世宗。雍正七年入觐,上悯其老,问有子偕来否?对曰:第四子方膺同来。问何职,且胜官否?对曰:生员也,性憨不宜官。上笑曰: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即召见。交河南总督田文镜以知县用。

李方膺《潇湘风竹图轴》南京博物馆藏

当年李玉鋐做福建按察使时颇受雍正皇帝倚重。雍正七年,李玉鋐入京觐见皇帝,皇帝看他年岁已大,问他是否带儿子一同来京。李玉鋐说他的第四个儿子李方膺同来,皇帝又问李方膺现任何职、是否做官等问题。李玉鋐颇为率真,回答说四子李方膺仅是个生员,并且性格憨直不适合做官。皇帝闻言笑了起来,打了个比方说,没有女子先学怎么养孩子然后再去嫁人的,于是特意召见李方膺,把他交给了河南总督田文镜,最后安排他担任了知县。

李方膺以这种方式进入了仕途,为此李玉鋐特意作了《引见勤政殿恭纪二首》来纪念此事,其第二首为:

帝眷垂边吏,天恩及后人。

分符邹鲁地,入政圣贤津。

努力勤民瘼,焚香答紫宸。(四子方膺举贤良方正,以沿海知县用。)

李玉鋐在该诗的小注中还明确写道:“四子方膺举贤良方正,以沿海知县用。”李方膺在被任命为知县之前,跟随父亲在福建任职,就曾经被当地以贤良方正保举过,也许是这个荣誉头衔,才让皇帝找到任命他为知县的理由,而其被任命时已经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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