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重光：也说倡优居处的称谓

《读书》一九八四年十一期有黄震云《妓院的称谓》一文，认为唐宋间已经有妓院的名称，主要依据之一是唐·皇甫枚《三水小牍》关于鱼玄机的一段记载：

“机为邻院所邀，将行，诫(女僮)翘曰：'无出，若有客，但云在某处。机为女伴所留，迨暮方归院。……”(重点号是黄文所加)

黄文称鱼玄机为娼妓，进而得出结论说“可见有称妓女住处为院的”。这种说法是很轻率、很不妥当的。

按鱼玄机是咸宜观的女道士，虽然其行为放荡，在男女关系上极不检点，但在身份上并非以卖淫为业的妓女，而是地位崇高的炼师。(《唐六典》卷四：“其(道士)德高思清者，谓之炼师。”)即在《三水小牍》的上述记载中，女僮绿翘也是称鱼玄机为炼师。黄文毫无根据的径称其为娼妓，是很不严肃的。

黄文在引文中于“客”、“院”之下加了着重号，意思说客为嫖客，院为妓院。其实这里客泛指来客，院为道院。当时佛寺和道观中常有一些建筑物以院为名。佛寺中如禅院、观音院、金刚院、净土院等，皆为众所熟知。显然，鱼玄机所住之“院”，是咸宜观中的一部分房舍，其“邻院”则为邻近的道观或邻观中的部分院落，都与妓院毫不相干。

黄文的另一根据是五代宋初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的一段记载：

“唐裴相公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师圭峰密禅师，得达摩顿门……常被毳衲，于歌妓院持钵乞食。”

宋·钱易《南部新书》转载此事，将“歌妓院”改为“妓院”，不足为据。孙光宪记载中的“歌妓院”倒确是歌妓的住处，问题是这里的歌妓究何所指？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不厌其烦地考察有关记载。唐·崔令钦《教坊记》：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日前头人，常在上(按指皇帝)前也。……楼下戏出队，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云韶(院)谓之宫人，盖贱隶也。……内人带鱼，宫人则否。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筝等者谓总弹家。”

文中提到的宜春院内人、云韶院宫人和内妓，皆可总名之为妓女，但都不是民间以卖淫为业的娼优，而是专门供奉皇帝娱乐的能歌善舞有伎艺的教坊乐户。这些乐户，按其特长，能歌者可称为歌妓，善舞者可称为舞妓。由于她们的居处常以院名，则善歌乐户之所居即可称为歌妓院。

此外贵族富豪之家又有家伎，也可称为妓女。北魏高阳王雍家有“僮仆六千，妓女五百”(《洛阳伽蓝记》卷三“高阳王寺”)，唐代武三思“有妓人素娥，乃世之殊色”(《甘泽谣》)，而某崔氏孀妇家甚贫，尚“有妓女四人”(《太平广记》卷三七二)。这种妓女也不是以卖淫为业的娼优，而是主人的仆妾。她们之被称为妓女，只是由于美貌而有伎艺，主要供主人声色作乐之需，不同于一般婢妾之供粗使役作。由此引申，民间流浪卖艺之女，和佛教中以歌舞供养佛、菩萨的女乐亦称为“妓”。

上述各种类型的妓女，都不是后世所理解的以卖淫为业的娼妓，但和娼妓也有相通之处，即都是以声色事人的被侮辱被压迫的妇女。她们迫不得已，在私生活上都不能如礼法所提倡的那样贞洁、守一。即使是供奉皇室的教坊乐户，也常有偷伴客宿的事情。因此之故，对于专事出卖色身的娼优，有时亦呼为妓女。不过直到唐代，对于这一类妓女，一般称为娼女、娼妇、娼妪等，以和前述宫廷妓女、家妓、供养神佛的妓乐等相区别。

对于娼妓的居处，一般称为娼楼或青楼。《太平广记》卷一六《杜子春》：“歌舞于倡楼”；同书卷二七三《杜牧》：“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其追赋感旧诗曰：“赢得青楼薄名”，就是很典型的例证。倡楼集中的地方则称为倡肆。《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崔涯》：“唐崔涯，吴楚狂士也。与张祜齐名，每题诗于娼肆。”或称为花柳曲。同书卷二六二《长僧》：“今大师之门，甚于花柳曲”；又前引《北里志》：“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诸妓所居之聚也”，说的都是倡妓聚居，倡楼集中之所。

总的说来，截至唐代为止，妓女还是对诸色身份低下的伎艺女性的泛称，并不用以专指卖淫为业的女人。其时这类女人的专称一般带有倡(或作娼)字，其居处则以“楼”、“肆”、“曲”为常见。明确以“院”作为娼妓居处之称的，传世文献中尚未见到实例。黄文认为“搞清楚妓院产生称谓时间(按：此句似应改作妓院称谓产生时间)，对研究倡优史、音乐史和社会发展史多少还是有点作用的”，这个意见很对。可是他并没有搞清楚，仍是“盲然推测臆定”，反而把问题搞乱了。因此，特予辨正，以供研究倡优史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