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的开始:读笛卡尔《谈谈方法》

“有我”的开始

——读笛卡尔《谈谈方法》

笛卡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是转折性的，这个转折在哲学史上被称作“主体性的觉醒”。从笛卡尔这里，人们开始从上帝视角式的外在观察世界（或者无人身的观察方式），转向了用主体性，以人作为前提，通过清理这个“我”前提，来将零碎的知识重新加以整合，置于坚固而统一的基础之上。《谈谈方法》就是评价和论证知识的根本性基础在哪里，又如何达到那个根本性的位置，从而建构起更为真实可靠的知识基础。我们要达到的这个澄清知识基础建立知识系统的目的，所采用的具体方法的样子为何，它又是如何运作的。

《谈谈方法》这个书名的译法里包含着中西文化对待语言的不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概念是脱胎自对语言的研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西方语言中的系词上那个关于being的传统也都来自语言，“谈谈方法”在原文里是很严肃的思考和讨论，可到了中译本，“谈谈”多少有了点随意性， “谈谈理想”“谈谈人生”，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或许我们什么也没谈，只是胡乱的叨叨来打发时光，也没想就此对人生和理想有什么结果。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甚至到了“不立文字”的极端程度，“得意忘言”的才是高明的。

中西的差异，让彼此走到了不同的路上。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无疑是深刻的，他发现感觉都是自己的，但是语言是公共的。你牙疼是你自己疼。你要表达给别人你牙疼这件事情，你就得遵守语言的规则。如果你不去遵守这样的公共规则，牙疼你摸肚子，大家肯定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是西方哲学在“语言转向”中最大的贡献。

笛卡尔的研究路径是这样的：他认为陈旧的知识体系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仅仅是一大堆零散的包含着谬误的知识碎片的简单堆积。而他要通过他的怀疑的方法，来重新审视这些材料，将它们重新放置在新的，被清理过的稳定而统一的知识地基之上。他把这个地基选在了自我上，因为只有那个正在怀疑着的我，是不能被怀疑的。“我思故我在”，一个独立的，甚至是孤立的自我，它存在，进而上帝存在，进而万物存在。这里面掺杂进了安瑟伦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理论困难，依然还能怀疑。这种怀疑，是直到康德的先验哲学对主体的重新定义从而调和主客体之间关系后，才真正获得解决的。

笛卡尔把方法论放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他说“人在成人前都当过儿童”，而从儿童到成人，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理性的方法去重新审视周遭的要去面对的一切。你可能在通过理性的审视后仍然相信你曾经坚持的观点，但这样的重新理解，已经与之前的未经审视的观点完全不同。当人开始有意识的去利用理性去重新审视现有的知识，这就是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成为精神上的成人的必经之路。

“我思故我在”之所以成为如此重要的名言，开天辟地，最重要的就是笛卡尔在这里将主体带入到思想运作之中，并且，这个主体具有了光照一切客体的根本性地位。外面的世界是否可以确定，前提是我思。一个纯粹的我思，是这一切之所以如此这般的根据。从此以后，哲学进去到了主体的时代，主体的主动认识成了这一切的基础，于是哲学进去了认识论的时代。从此，“没有经过认识论反省的本体论是无效的”，这是笛卡尔之为现代哲学开端的最重要贡献。

笛卡尔的哲学对现代生活的意义，从实际情况看，喜忧参半。忧的是人们仍然在笛卡尔的技术模式的思路下生活，哪怕这遭到了海德格尔的强烈批评，依然没有改变。人们觉得海德格尔的想法过于天真，或许软弱，或许诗意，因而缺乏操作的可能性。笛卡尔才是硬道理。

喜的是人们终于也看到了笛卡尔哲学技术模式之外的那部分思想意涵。开始重新审视这位现代哲学的开山祖师。开始去思考德性的问题，去思考理性的根基。

至于笛卡尔的思想是不是过时了，看看普特南久负盛名的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中有多少笛卡尔的影子，就知道了。笛卡尔不需要被重新提及才会因此逃过过时的危机。真正的思想，不需要你去拯救，你救你自己，就好了。你自救的时候，记得带上这些思想，它们会在某个时刻，救一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