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略论《论语》的传承与训解

陈来(1952—),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儒家哲学。

摘要:《论语》主要记载了孔子的言行,还有一小部分记载了孔子弟子的言行。在战国孟子时代,《论语》大概已经辑定。西汉以来,《鲁论》《齐论》以后,《张侯论》成为最为流行而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论语》文本。汉代《论语》的单注本,《鲁论》有郑氏注,《古论》有孔氏注、马融注,《张侯论》有包氏注、周氏注,等等。曹魏时期何晏主持编纂的《论语集解》保存了大量的汉魏古注,同时开始以《易传》注《论语》。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扩大了集解的文本,同时大量玄学思想加入到了《论语》的注疏文本里。北宋邢禺的《论语注疏》注重儒家本来的义理旨趣,为程朱义理派的解释开了先河。朱子的《论语集注》用道学体系的义理系统贯穿其对《论语》的解释,既广泛吸取汉唐古注,又彰显出义理派的优长。历代重要思想家对《论语》的注解,塑造了孔子和《论语》的生命,缔造了中华文化的文化生活,塑造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构成了浩浩荡荡孔子文化的景观,中华文化的生命之流也是这样传承和发展的。《论语》长久不断地渗透进几千年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人民大众中,成为中华美德教育的根本堡垒。

一、《论语》的书名

对《论语》一书的内容,汉儒有一些解释。《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论语》之“论”被解释为“辑而论纂”,“语”是孔子和他弟子讲的那些话。[ 关于《论语》的相关介绍,可参看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的导言、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的前言、孙钦善《论语说略》(收入《经史说略之十三经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在战国时代,应该说在孟子和《礼记》的时代,《论语》这本书应该已经辑定了。

崔述的《洙泗考信录》对《论语》里面的篇章提出了一些质疑。他认为,我们今天看到《论语》并不是孔门传下的《论语》的原本,也不是汉代鲁国传下的《鲁论语》的旧本,今本的《论语》二十篇中的前十篇是最纯粹的,没有什么篡乱、续补的地方,而《论语》后十篇与前十篇大不相同,尤其是最后五篇,应该是后人续入的,不是孔门的原本。如果我们从材料的真伪的角度来看,后来续入的材料也可以是真材料,不能用辨伪这个概念模糊了内容的真实性。崔述的这种观点对国外特别是对美国学者有一定的影响,个别的美国学者不仅把它看成定论,甚至把它推向极端,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对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美]李淳玲《论索隐派伪书<论语辨>及学问分际的问题》,载《人文论丛》2006年卷。]。

二、《论语》的传本

《汉书·艺文志》说 “汉兴,有齐、鲁之说”,认为汉初《论语》主要有两个传本,一个是《齐论语》,一个是《鲁论语》。《汉书·艺文志》著录《鲁论语》二十篇。据北宋邢昺《论语注疏》记载,《鲁论》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的篇名、篇次是相同的。因为它是鲁国人所传所学,所以汉代就称为《鲁论》。《齐论语》比《鲁论语》多了《问王》和《知道》两篇。何晏《论语集解》序文里说“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 《论述注疏》序,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就是说它不仅多了两篇,而且前二十篇里面的字句往往比《鲁论语》要多。

第三个是《古论语》。《古论语》把《尧曰》分成上下两章,不仅在分章上多了一篇,而且次序与《鲁论语》、《齐论语》也有所不同,同时,异文也是存在的。孔安国曾对《古论语》做过注解,其注解被何晏的《论语集解》采纳了。

第四个是《张侯论》,何晏《论语集解》里说“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 “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论述注疏》序,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张侯论》把《齐论语》中《问王》、《知道》两篇去掉,把《鲁论语》二十篇作为定本。所以如果我们从西汉下来看,《鲁论》、《齐论》以后,《张侯论》成为最为流行而且对后世影响也最大的《论语》文本。

三、《论语》的单注本

西汉孔安国对《古论语》已经做了训解,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论语》注解本。此外,《鲁论》、《齐论》也都有注本出现,特别是《鲁论》郑玄的注本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我们今天现行的《论语》的来源,主要就是这个郑本。在隋唐间,当时的《论语》最流行的就是两个本子,一个是何晏的《论语集解》本,一个是《论语郑注》本。

由于《论语郑注》在当时非常流行,所以我们晚近的一些出土文书、文献里,也发现了郑注本的残卷,主要是敦煌文书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都发现了《论语》郑注本的残卷,这两者加起来差不多有半部《论语》之多,其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的异文。近代的一些学问大家也是非常关注出土文献里面的一些《论语》文本。如果讲郑注的特点,那就是重训诂、音韵,这与郑玄其他经典的注释特点也是一致的。

四、《论语》的集解本

汉代《论语》的单注已经不少了,到了三国曹魏时期就出现了集解本《论语》——何晏主持编纂的《论语集解》。汉代注解的特点是以训诂字义为主。从魏开始,注本就从仅仅训诂字义开始向义理的解释发展。何晏的序可以说非常清楚地叙述了《论语》的流传,包括了传本到个人义解,再到集诸家解三个阶段[《论述注疏》序,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页。]。《论语集解》集汉魏《论语》注之大成,所以它在注解、体例、义理的解说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创立了经学注释的集解体,保存了大量的汉魏古注。何晏把他们的解释融为一体,不拘师法的界限,不拘今古文的差别,博采章句、训诂、义说种种方法,突破了单注的形式,有综合性的优点;第二,改易各家,自下己义。何晏以自己的立场来集解《论语》的注释,而不是完全地照录旧注;第三,汉人的解释是以训诂字义为主,《论语集解》则是以《易传》注《论语》。

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他的解释具有一种多样性的特色:第一,西汉《论语》学教授的重点对象是王侯;第二,《论语义疏》进一步扩大了集解的范围。何晏集会八家之说,皇侃是从江熙所集的十三家《论语》注里面又取材不少;第三,《论语义疏》还吸取了其他“通儒”的解释,集解的范围就远多于何晏的集解。《论语义疏》有许多关于老庄玄学的应用。何晏的《集解》里只是有《易传》《论语》相比照的解释,《论语义疏》中则有大量的对老庄玄学的应用。

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同样影响深远。此书在宋明的时候称为《论语正义》,清代中期以后改称为《论语注疏》,题名是“何晏注、邢昺疏”。《四库提要》里面讲邢《疏》的特点是“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 《论语注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论语正义二十卷》,第1页。],向义理方面做了发展,为后来宋人发展义理的注释奠定了基础,为程朱义理派的解释开了先河。

接下来就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北宋是儒学复兴的时代,这种儒学的复兴,它也必然会在《论语》的解释体系上表现出来。真宗时代的《论语注疏》,就是要去除以往像皇侃《义疏》里那些道家、玄学的思想要素,使对《论语》思想义理的解释归本儒学大义。这首先开始于二程,然后二程的门人后学做了很多的努力,最后朱熹把这个系统的努力集了大成。朱子关于《论语》有好几部作品,像《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论孟集义》、《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论语集注》。朱子的《论语集注》是道学体系以理为中心的义理体系来贯穿对《论语》的解释,比《论语注疏》更好地完成了这个时代所要求的儒学对于《论语》的再诠释,也就使《论语》的诠释在理论上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论语集注》的叙述特点是:先训读,次解释大意,次引程子、程门之说,最后以“愚谓”、“愚按”补足之。

《论语集注》批判地吸取了汉唐经学有益的地方,但是朱熹用力的地方还在于精微的义理解释上。朱子兼顾训诂,但是还是以义理解经为主,而他的义理解释,如果我们看道学的解经史,他在思想上既继承了二程,又和二程在解释方法上有所区别。朱熹是即经求理,不是离经说理。实际上,我们看朱子解经的很多地方,也是发挥了经文里面没有说明的义理。但是,朱子的确没有忽视训诂、音读和名物的解释,他注重经文自身的脉络,所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能够经得起汉学的批评,同时又彰显出义理派的优长。

如果从文献和文献解释的角度看,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从汉代到清代,《论语》历来最重要的注释,恐怕是一部围绕何晏《集解》为核心的《论语》注疏史,表现出力图理解古注求文本原意的解释意向。比如何晏的《集解》汇集了两汉三国诸家之说,保留了《论语》古本的原貌。而皇侃的《论语义疏》同样是与《集解》一样有名,它是对何晏《集解》的进一步地疏解,是以何晏的《集解》为注释对象。邢昺的《论语注疏》也是对何晏《集解》所作的疏证,只是减除了那些道家玄学的思想痕迹。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还是对何晏《集解》的注释和疏证。但是,刘宝楠的《正义》更体现了清代汉学的学风,吸取了乾嘉学派的成果,特别注重文字训诂、史诗考订,在典章、名物、制度、考证方面吸取了清儒的很多成果。近人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可以说也是刘宝楠工作的延伸。所以从文献和文献解释的角度来看,在《论语》学史里面最受关注的注释、著作,主要是围绕何晏《集解》为核心,这是一种文本的“语文学的诠释学”最明显的表现。

文本的诠释可以分为几种形态,比如一种就是语文学的诠释学,它是对于文本主要进行语文学的一种诠释;另一种就是义理学的诠释学,它是对于文本主要进行义理方面的一种诠释。文本的语文学的诠释学,它主要是研究文本的原始意义,以此作为一个根本任务。这种类型的诠释学,它就认为由于时间的距离和语言的变化差别,过去文本的意义对于我们就变得陌生,所以我们需要把陌生的文本、语言换成了我们现在所能了解的的语言,从而把这种陌生的的意义转变为熟悉的意义。这种语文学的诠释学,应该说是《论语》的文本诠释的一个主要的模式,它的宗旨是要重构作品的意义和作者原初所想的这种意义。这种情况与欧洲文本诠释史类似。在中国古代,训诂学所对应的就是文字,其取向就是语文的意识。与此对照的就是文本的义理学的诠释,义理学的诠释对应的不是文字,而是意义和精神,所以它的取向不是语文的历史,而是哲学的思想。

20世纪以来,《论语》的注解主要的还是语文学的这种模式,思想性的义理诠释极少。这也许说明对于《论语》这部伦理实践性很强的经典,今天社会文化所需要的主要的还是文本的语文学的解释,让读者自己来借助语文学的注释,去理解、思考和实践,并不是在注释中做哲学思想的发挥。除了这两类诠释学以外,还有第三类,我们把它叫做文本的应用型的诠释学,它是旨在把经典文献里面已知的意义,应用于我们要解决的具体现实的问题上。这类诠释学,在今天应该加以重视

五、《论语》和孔子的权威性

历史上除了我们前面讲了几种重要的集解作品非常受关注外,还有很多著名学者的单注本。唐君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他的主张:孔子不是先秦诸子之一,孔子地位的形成非由帝王之提倡,而是由各时代不同学术文化的特出人物之尊崇。当然还有很多历史上一些不是学者的人物,包括政治家对孔子的推崇。我们上面提到的人物,是在政治人物以外,专就学者对《论语》的注释来作为例子,让大家看到从汉代以来,历代的主要思想家和学者都注解过《论语》。当然他们是依据各自的思想立场来注解《论语》,但是一致的是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前赴后继地、不断地把对《论语》的理解注释,汇聚为一个历史文化的长流,也可以说是洪流,这股长流和洪流就造成了中华民族、民族文化对孔子的认可和推崇。借助着这股历史洪流,《论语》长久不断地渗透进几千年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人民大众中,成为中华美德教育的根本堡垒。

《论语》和孔子的地位,应该说在先秦已经被各家所称述。秦末陈涉称王,好儒术,立孔子后人孔甲为博士,这体现出《论语》和孔子地位的提高。汉高祖过泰山,以太牢祭孔子,太牢是大祀,这与祭天地日月相同,是最高的祀等,这表示孔子地位的提高。汉文帝的时候立传记博士,其中《论语》也置了博士,跟秦末陈涉称王的时候立博士是同类的,表示出当时《论语》受到很高的重视。汉武帝的时候不再设传记博士,但是《论语》、《孝经》是学习“五经”的前提,这是社会的一种共识。西汉的扬雄就曾说过:“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汉书·扬雄传》),《论语》的地位很明显是非常高的。

《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也是人生向善的指南,是教人做人、做事的指南,是君子人格和君子德行的集中的体现,是中华美德最集中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养成美德的根本精神。《论语》中由孔子所提炼概括的美德德行,君子的典范,在中华文化中有丰富的表现。《论语》中所表达的君子人格和君子德行,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具有丰富魅力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文化基因的基础的一部分。后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明《论语》的作用包含了普遍性的原理,对治国理政也有重要的价值。总之,《论语》奠定了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础,确立了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观,赋予了中华文化以道德的精神和力量,它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不可替代的。

孔子思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在《孔子·即凡而圣》中,认为“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礼”概念对于西方人来讲很陌生。若讲仁,“仁者爱人”,在西方的宗教文化里面也有相应的说法,无论是圣爱还是博爱,这很容易理解,他们就不予重视。很多的美国学者很关注这个礼字,除了现实的需求,跟这种文化的陌生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从《论语》本身的了解来讲,把《论语》的核心思想解释为“礼”而不是“仁”,这与我们中国绝大多数的学者的共识是相违背的。仁和礼的关系,一般都认为以仁统礼,以仁贯礼。所以仁对于礼来讲,不仅有优先性,它还是统贯于礼之中的一个根本。在孔子思想里面,仁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最高的德行、最高的原则,同时仁又是德行的全体,其地位是其他任何一德目都不能够与之相比的。同时,在宋明时代也很强调仁,它不仅是最高的德行、最高的道德、最高的原则规范,同时还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这些应该说都是礼所不能包含、表达的。二十世纪以来,我们更关注仁作为伦理的金律,所具有的普世的意义,所以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学习《论语》的时候,还是需要认清并加以坚持的。

该文刊载于《东岳论丛》2021年第10期,全文及注释请查看本刊纸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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