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央音|凌远：祖国、母校和钢琴，是我的最爱
2013年凌远教授接受笔者采访。
凌远简介：著名钢琴演奏家、教育家。1951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附中钢琴学科主任，培养出了李青、谭小棠、赵聆、陈曼春、王羽佳、权洪波等一批优秀钢琴人才，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北京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凌远教授
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从小喜欢音乐，9岁开始学琴。最初主要是为了培养兴趣爱好，直到跟随当地一位比较有名的匈牙利钢琴家学习以后，技术才得到规范，琴艺也有了飞速进步。高中毕业时（1951年），在马来西亚的叔父想把我送到英国学习，而一心向往新中国的父亲，则把我送回了祖国。
青少年时期的凌远。
从爱国华侨到“央音”学子
那艘从印尼回国的船上有近300名华侨，我们在海上漂泊了9天，才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对于新中国，大家都充满了无限热爱与憧憬之情，有人还在船上发起抗美援朝募捐活动，我也把母亲给我的钻石戒指和手镯，都捐给了国家。
那时我也就十八、九岁，一个女孩只身一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不免有些害怕和紧张，是父亲临行前对我的教育和嘱咐，让我有了勇气和信心。文史专业出身、在一所中学当校长的父亲，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怀有一颗拳拳赤子之心。他对我说，你要热爱新中国，相信中国共产党，信任学校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中央音乐学院那时才刚刚成立不久，各方面的条件还很简陋。但接待我的人都特别好，对我非常热情和亲切，一下子打消了我的许多顾虑。我当时对这里的招考规则一无所知，学校为此还特别安排了几位高年级同学，给我进行考前辅导。我记得，是吴祖强（著名作曲家、我校原校长）辅导的我视唱练耳。
我虽然在考试曲目的程度上并不占优，但弹琴的乐感很好，而且视奏能力也很强，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正式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刚入学时，我在生活上很不适应，不习惯北方的气候，也吃不惯小米和高粱米饭，还不会用筷子。但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下，我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融入到了音乐学院的崭新生活中。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体检时发现有肺结核，但因为我的专业成绩突出，学校让我先治病，然后再回来上学。没想到8个月后，我竟然能够跟同班同学一起上课，这更让我感受到了这个新集体的温暖。
很幸运赶上了一批好老师和好的学习氛围
音乐学院初创时，有一批非常好的老师。我的主科老师是从法国回来的洪士銈老师，他的教学非常严格，让我受益良多。教我们视唱练耳的，是后来成为著名作曲家的杜鸣心老师。他钢琴弹得很棒，经常是一边弹奏一边带着我们视唱。音乐欣赏课老师是许勇三，他是留美的音乐硕士。课上，他带着我们欣赏西洋歌剧，一边放音乐，一边自己先被感动哭了。他对音乐的这种全情投入和热爱，也深深感染了我们。还有，我们合唱课的指挥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的黄飞立，语文老师是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学家和书法家的蓝玉崧。此外，那时学生们的校园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我们有诗歌、舞蹈、绘画、戏剧等好几个社团，每个周末都有舞会，新年还有化妆舞会。这些不仅培养了我们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也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团结和友爱。大家相互信任，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与钢琴系同学们快乐地在一起。（右2为凌远，左1为赵屏国）
到了三年级以后，苏联专家来了。他们虽然不是什么特别著名的演奏家，但都很懂教学，不仅手把手地教学生（包括弹奏的技巧、方法、音色，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基本功训练的一套系统等），还帮助我们制订教学方案、教学大纲，对学校的正规化、系统化建设和飞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虽然不是专家班的正式学生，但也旁听了不少他们的课，看着他们是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把刘诗昆、殷承宗等人训练成为国际比赛获奖者的。苏联专家的教学很讲究方法，而且示范水平很高。他们要求学生弹琴要有规格，要在充分理解了音乐的基础上弹奏，要有想象力，这些都对我们很有启发和帮助。
凌远在毕业音乐会上演奏。
改革开放迎来钢琴教育事业新的春天
对我的音乐生涯影响最大的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专家的到来，另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大批欧、美专家的来访，以及著名英籍华裔钢琴家傅聪的回国执教。傅聪会讲中文，而且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能够把西方音乐与东方美学结合起来，对我们中国人理解、演奏西方音乐，有特别大的帮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著名钢琴家傅聪多次来我校访问、教学、演出。图为其与学校领导和钢琴系教师合影 。
同时，我也从易开基（时为钢琴系主任）、朱工一、周广仁教授和其他同事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改革开放以后，音乐教育也迎来了新的春天，能够重新回到教学岗位，老师们都非常珍惜。但是，由于很久没有练琴和教学，大家的业务都生疏了。易开基主任就带着大、中、小学所有钢琴主科老师一起备课，一起恢复，一起进修。他把车尔尼“299”练习曲平均分配给每位老师，从第一条开始，让老师们逐个上来逐条进行演奏，而且要边弹奏边讲解。他自己也和我们一样“弹”。同时，他还对我们的“课”进行点评，非常认真，让我们都很受感动。通过自己练琴、集体备课、听专家课，大家的教学技能很快都得到了恢复和提高。
20世纪80年代初，易开基教授为研究生上课
自建校起，学校就很重视集体教学的力量，这个传统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初期。老师们之间都以诚相待，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学术氛围非常好，人际关系也很简单。除了集体备课，还集体上课，特别是对那些要参加比赛的学生，教研组都会进行集体“问诊”。
20世纪60年代，凌远（右1）与郑丽琴（左1）、陈比纲（右2）老师集体为学生谢达群上课。
通过各种学习、交流和教学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建立了一套将科学的技术训练与提高音乐表现力有机结合的训练方法。1984年我被任命为附中钢琴学科主任。那时正是学校“恢复”后的一个快速上升时期，我带领大家一起制（修）订教学大纲，编写钢琴教材，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另外，我还参与创办了“星海杯”全国少儿钢琴比赛（1985年），参与主编了中央音乐学院海内外考级教材，录制了大量的钢琴教学VCD。那时常常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我是看着你的录像带学钢琴的”。
在教学中我主张因材施教、严慈相济
弹钢琴的五个手指有强有弱，每个学生的性格和自身条件也各有不同，这就要求老师要因材施教，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各种困难和瓶颈。我在附中教书已经有60多年了，从最早的学生李青（国家一级演员，原辽宁省音协副主席），到现在风头正劲的国际著名青年钢琴家王羽佳，每个学生我都为他们制定了非常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比如王羽佳，她聪明好学，做起事情特别专注。但是她的身材比较瘦弱，手指也较为柔软纤细。因此，我主要是通过七和弦的练习，使她的手指更有力量，支撑得更好。因为羽佳小的时候体型娇小，手指灵巧，弹琴的样子也很甜美，因此我主要是把她往典雅、灵动、秀丽、真挚、抒情性和浪漫风格的方向培养，而不太敢给她很强硬、很辉煌、很男性的作品。当然，她现在演奏的曲目已经相当广泛了。
凌远教授与学生王羽佳。右下，2013年7月5日笔者采访王羽佳时，王羽佳写给母校的寄语。
我最初学琴是出于兴趣爱好，学起来比较轻松、自由，虽然乐感很好，对声音的感觉也很灵敏，但技术上有一定的缺陷，手指的功夫不够，而且弹起琴来也不够严谨，常常是带着感觉弹错音。自己学琴上的经验教训，让我在教学中特别重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和一丝不苟、认真细致的练琴习惯的养成。这也是很多人都认为我很“厉害”的一个原因，其实我是不想给学生们留下遗憾，因为“附中”正是表演专业学生打基础的重要阶段。我认为，作为教师，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要觊觎你自己得到什么，而是真心地帮助学生学会走路、爬山。当他在山上唱歌的时候，你会很开心。
上，2010年代初，陈浩果、金锐、林艺嘉、季友兰等同学为凌远教授庆祝生日。
下左，1956年凌远教授为学生麦美生上课。
下右，凌远教授为女儿赵聆上课。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也是最善于表达情感的艺术，要把音乐弹得好听动人，动心动情，关键在于“弹”，在于发音。我认为，好的声音应该是有“根”的，立体、透明而明亮。而做人也是如此，心里要有“根”，要敞亮，这样人才能够立得稳，站得住，不被各种诱惑所左右。现在，我的女儿赵聆也从德国回学校教书了，我也是这样教育她的。我们母女俩经常一起切磋琴艺和教学经验，钢琴和学生是我们这个“钢琴之家”（凌远老师的爱人是培养了国际著名钢琴家郎朗的原附中钢琴学科赵屏国教授）的永恒主题。
上，凌远与赵屏国教授（2012年在凌远教授80华诞暨从教56周年庆典音乐会上）。
下，凌远教授的“钢琴之家”（2012年在凌远教授80华诞暨从教56周年庆典音乐会上）。
作为一个华侨，一个钢琴教师，我深爱我的祖国、母校和钢琴，祖国、母校、钢琴事业的兴旺发达，就是我的最大幸福；学生个个向上，代有人才，就是我的最大满足。
（本文部分图片由凌远教授之女钢琴系赵聆教授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供稿：档案馆（校史馆）
采访、文字整理：宋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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