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武:孔子论“崇德”“仁”“智”与“举直错诸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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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具有非常深刻丰富的人生哲学思想,对崇德、修慝、辨惑以及“仁”与“智”进行了深入思考,不但解答了弟子们的疑惑,而且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特别是孔子提出了“举直错诸枉”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正确选拔和任用人才,淘汰昏庸腐朽的不良干部,都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原文】

12.21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译文】

樊迟陪着孔子在舞雩台下散步,问:“请问怎样提高品德修养?怎样改正自己的邪念?怎样辨别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努力付出劳动,然后才有所收获,不就是提高品德了吗?批判自己的坏处,不去批判别人的坏处,不就消除别人对你的怨恨了吗?由于一时的气愤,就忘记了自身安危,以至于牵连自己的亲人,这不就是迷惑吗?”

【评析】

这一章是孔子回答樊迟的问话。孔子认为,要提高道德修养水平,首先在于先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要过多地考虑物质利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要过多地去指责别人;还要注意克服感情冲动的毛病,不要以自身的安危作为代价,这就可以辨别迷惑。

孔子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启发。在人才发展的过程中,一个人应该如何认识和把握耕耘与收获的关系?你是奢望不劳而获,还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先耕后获?你是责人严、对己宽,还是责己严、对人宽?你是动辄脾气暴躁,小不忍则乱大谋,甚至连累家人的安危?还是遇事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善于化解各种复杂纷纭的矛盾?

【原文】

12.22 攀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译文】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了解人。”樊迟还不明白。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樊迟退出来,见到子夏说:“刚才我见到老师,问他什么是智,他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呀!舜有天下,在众人中逃选人才,把皋陶选拔出来,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人才,把伊尹选拔出来,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

【评析】

举直错诸枉:错,同“措”,放置。诸,这是“之于”二字的合音。枉,不正直,邪恶。意为选拔直者,罢黜枉者。乡:同“向”,过去。皋陶:传说中舜时掌握刑法的大臣。汤:商朝的第一个君主,名履。伊尹:汤的宰相,曾辅助汤灭夏兴商。

孔子回答樊迟问的两个问题,一是仁,二是智。关于仁,孔子对樊迟的解释似乎与别处不同,说是“爱人”,实际上孔子在各处对仁的解释都有内在的联系。他所说的爱人,包含有古代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仁作为他全部学说的对象和中心,具有以人为本的内涵。关于智,孔子认为是要了解人,选拔贤才,罢黜邪才。“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制度建设,仍然具有启发意义。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干部选拔和任用真正做到了能者上、庸者下了吗?在历史和现实中,一些贤能之才不但没有被选拔反而受到压抑,而一些奸佞之人却平步青云,这说明真正做到智并不容易。我们的干部队伍改革既迫在眉睫,又任重道远。

【原文】

12.23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

【译文】

子贡问怎样对待朋友。孔子说:“忠诚地劝告他,恰当地引导他,如果不听也就罢了,不要自取其辱。”

【评析】

在人伦关系中,“朋友”一伦是最松驰的一种。朋友之间讲求一个“信”字,这是维系双方关系的纽带。但对待朋友的错误,要坦诚布公地劝导他,推心置腹地讲明利害关系,但他坚持不听,也就作罢。如果别人不听,你一再劝告,就会自取其辱。在现实中,许多父母、老师对孩子或者学生苦口婆心,千叮咛万嘱咐,殷切嘱托和希望,也许对一些有出息的孩子和学生会发挥一些作用,但对于一些敢于平庸和安于现状缺乏拼搏精神的人来说,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原文】

12.24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译文】

曾子说:“君子以文章学问来结交朋友,依靠朋友帮助自己培养仁德。”

【评析】

儒家非常重视朋友关系。曾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张以文章学问作为结交朋友的手段,以互相帮助培养仁德作为结交朋友的目的。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朋友之间相处不是互相利用,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给予朋友以积极的帮助。当然,如果能够敞开心扉,彼此畅谈人生,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何不快哉!

责任编辑:孙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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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薛永武《中西文论与美学研究》一书凝聚了作者二十多年的心血与智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以视域融合与思域融通的方法,对中国文论、西方文论和美学进行了融通性的研究。第一部分包括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原因,比较全面系统研究了先秦音乐理论对《乐记》的影响、《庄子》《乐论》《吕氏春秋》与《乐记》的比较、《乐记》天人相谐的和合精神、《乐记》对乐的生命本体论阐释。第二部分研究了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郎吉弩斯、狄德罗、康德和黑格尔的文艺思想。第三部分研究审美价值与主体性等重要的美学理论,对人才美学、审美与人才开发、审美经济和海洋美学等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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