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宦专权何以频频得手？
中国古代汉、唐、明三代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宦官专权现象，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没有这种现象，这是为什么？其实细究就会发现，不止是宦官，在这几代中，后宫和外戚干政的现象也极为普遍。最早的例子当属汉高祖皇帝时候的吕雉，其手段极为毒辣残忍，又有后汉的窦太后、王莽以外戚身份篡位，桓帝灵帝宠幸宦官。唐则有“二圣临朝”“武后改周”、“甘露之变”，明又有“移宫案”、魏忠贤。观此三代，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发展、鼎盛的年代。要解释这一类现象，还得从封建专制政治的核心——皇帝说起。
中国古代皇帝
总的来说，宦官和外戚专权现象其实与统一或分裂无直接关联。统一和分裂的表象之下是中央集权和皇权的强弱问题。稳固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君主权利一般都会维持统一的局面，这两者但凡有一者削弱了，分裂也就随之而来。唐代的安史之乱就是这样，以长安的力量已经不能完全钳制住范阳和河朔三镇，于是最终酿成五代十国分裂的结局。皇帝产生以前，先秦大体沿袭的是周礼体制下的分封制，直到其完全被郡县制取代，皇帝和官僚政治才应运而生，所以我们得出结论:皇权专制的基础是郡县制和官僚制。皇帝独大，这种集中的权利便容易被窃取，这就跟“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理是相通的。而谁最容易偷取“这篮子鸡蛋”，自然是最接近“篮子”的人。于是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中央帝国刚成立不久，就有了赵高“指鹿为马”的典故。而在这之前，是从没有听说过宦官能如此专权的。
先秦分封制
春秋战国，“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这是分封体制下的贵族政治，战国四公子三个都是贵族出身，手下门客数千人。尽管他们幕僚众多，财力和名望也十分雄厚，但是他们专不了权。因为体制决定了他们只是国家政治中的一个小小分支，他们的上下两个层面，也有无数分支。春秋和战国是分裂的时代，所以你能看到晋国的士大夫把晋分割了，鲁国国君对“三桓”无能为力。权利不会向上集中，只会向下裂变。直到商鞅在秦国“废除世卿世禄，推行军功授爵”，这才掀起了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由下而上的竞争。结果可以看到，贵族政治在血缘裂变和传递中逐渐变弱，而官僚体制却能组织起国家内部的精英。“专”体现的是集中和单一，这就是为什么春秋战国以及后世的许多分裂时期，宦官和外戚专不了权，因为根本无权可专，权利都被大大小小的贵族也好、军阀也好一一分割，他们势均力敌，互相牵制，这体现的是分散和多样，没有人能够把他们凝聚起来，自然没有可以用来“专”的权了。
郡县制 权力向上集中
内与外。有人说宦官与外戚专权同相权、文官集团、军阀、藩镇一样都是对皇权的分割，是皇权的对立因素。其实不然。从形式和内核上来说，宦官与外戚所专的权都来源于皇帝。无论是皇帝自愿给予还是被迫转让，皇帝、宦官、外戚是一体的。宦官原本只是服务于皇室贵族集团的群体，因为皇帝授予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所以才有阉党横行的缝隙。外戚同样如此，他们是皇帝后宫的亲属，接近皇帝，“枕边风”的力量有时候可比朝臣们的忠言管用。《水浒》中宋江一干人等便是借京城第一名妓李师师的路给宋徽宗传达招安的意愿。清人鉴于前朝灭亡的教训，明令“禁止宦官和后宫干政”，所以终清一世都没有宦官专权的事发生，而至于西太后慈禧，若不是咸丰帝临终给予她“同道堂”的印章，授予她和慈安共同节制八大臣的权利，她无论如何是发动不了“辛酉政变”的。
垂帘听政
宰相专权与宦官、外戚专权不同。宰相所代表的是官僚系统，宦官和外戚则是贵族集团内部。历史上专权的宦官和外戚都是打着皇帝的旗号和名义，这是假借天子权威而行专权之实，无论是给皇帝进谗言以换取宠幸，还是扶植年幼无能的新君，在形式上都要把皇帝的名号拿出来。宰相和文官则不同，他们专权是对皇权进行打压、削弱。进言、上书不行，他们就弹劾、死谏，他们背后的靠山是谁？是孔孟之道、是列祖列宗与江山社稷，从未听说哪个文臣借皇帝权威来规劝皇帝的。到了明代稍有变化，严嵩和张居正也是厉害的角色，那他们算是哪个队伍的人呢？其实他们不单独站在哪个队伍中，一方面他们处理朝政，秉持的是孔孟之道，必须为天下人和满朝文武说话办事。另一方面，他们要为皇帝票拟，揣摩圣意，最大程度争取皇帝对他们工作的认可，而且最后还要跟司礼监的掌印太监接洽。这一套流程下来，很难说得清他们究竟属于哪种势力，他们既以清流自居而鄙视阉人，但他们又时常受到朝野臣工的批评。张居正死后，大学士的地位渐渐被掌印太监所压倒，这也就到了明朝的尾声了。
宦官专权
说了朝野，来说说军阀和藩镇。宰相是官僚系统的头头，军阀和藩镇则代表军队的力量。他们是处于外部的制约皇权的力量，东汉末年的曹操、袁绍、刘表、郭汜、李傕都是地方军阀，唐代的安禄山、田季安、朱全忠等则是藩镇，实际上已经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的王国，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幕僚、朝臣、税收。对于君主来说，失去了军队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军人跋扈以唐末五代最为典型，宋人吸取了这个教训，重文轻武。有人说10到13世纪也是中国的大分裂时期，为何还是出现了贾似道专权的局面。要知道的是，此时期的分裂不同于以往，辽、金、西夏都是独立的民族国家实体，所以不能算是与军阀、藩镇等同的汉民族武装分裂力量。有人又举清代年羹尧专权的例子，说是清人可没有分裂，也没有皇权削弱。先不说分裂与削弱，年羹尧到底专没专权还是个问题。年羹尧以跋扈著称，因为他有平西北的功劳，加之雍正对他吹捧，所以难免产生优越感。朝野中的势利小人便望风攀附，以至于有“朋党”和“年选”的说法。但是年羹尧的结局告诉了我们什么，他的权利来源于哪就得回到哪去，当他自信到无视雍正时，他的死期也就到了。年羹尧很像明代的严嵩，只不过他是军人出身，他既没有割据称王的实力和条件，也没有赢得文官们的好感，所以他专不了权，只能说有点势力和政治资源。若没有早些年当四川总督的行政经历，铺设人脉和资源，又赶上了西北危机。他会像岳钟琪一样戎马一生而不会落得如此凄凉的结局。
唐代藩镇形势
再说权利的源流关系。封建郡县官僚体制下，核心是皇帝，这无可厚非。但并非所有权利都来源于皇帝。西汉董仲舒在糅合前代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君权神授”。这个“神”指的真的是某种不知名的宗教力量吗？答案是否定的。历史证明了，董仲舒所指的“神”其实是皇帝以下的官僚和平民，别忘了，他是儒家的弟子。孟轲“民为贵，社稷次之，群为轻”的说法一直被历代清流们传承下去，虽然在这基础上加了很多条条框框，但是主体思想还是没变的。所谓的“神”只不过是抽象化的“民心力量”，他既可以是伍子胥对吴王的报仇雪恨，也可以是宇文化及兵变缢死隋炀帝，也可以是诸如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这些草根式的人物发动的农民战争。李世民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尊重魏征，而后有“贞观之治”。皇帝的权利绝非神授还有个好的例证，就是宋太祖在陈桥被披上黄袍。什么是“神”？“神”就是军队所代表的武功和德行代表的名望，归根结底，就是人心。
皇权专制
近代新文化运动时期，“史界革命”曾指“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流毒”，实在是太绝对，妄然抹杀一个国家民族的过去是不理性的也是有害的。细读中国历史，你便会看到中国古代政治构建演变种种巧妙细微之处，然后才能设身处地站在古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发表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