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发展
摘要：明代南京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都城规划、空间布局、城墙修筑、手工业生产、生活设施等方面，富有特色; 作为十分突出的经济、文化与人才中心，在思想、诗文、书画、戏曲、园林、收藏以至科举考试等方面，成就卓著; 作为一座政治统治中心和山水城林的宜居城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注释略
六朝旧都南京，自明代起，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发展时期，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统一王朝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人才在全国的地位更为突出，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元至正十六年( 1356) 三月，朱元璋率军攻占集庆，改名为应天府。后来以此为根据地，东略镇江、常州，南据 广德、长兴，攻克浙东诸路，西败陈友谅，东灭张士诚，北 伐中原，经十余年苦战，于洪武元年( 1368) 在南京建立起第一个全国统一政权明王朝。同年八月初一日( 1368 年9 月 13 日) ，明太祖朱元璋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南京之名正式载于史册。二年九月，又以临濠为中都。但 是开封虽为北京，临濠虽为中都，并无官署，更无职掌，仅 具象征意义，全国统治中心仅在京师南京。朱元璋统一 全国，定都于此，成祖朱棣永乐十九年( 1421) 正式迁都北京，南京由京师降为留都，作为都城前后 53 年。这样，历史上曾经作为六朝都城的南京，在明代第一次成为全国 统一王朝的都城，其地位较之任何时期更为重要。洪武二十八年( 1395) ，詹事府丞杜泽赞颂道: “京师天下之本， 万邦辐辏，重译来庭，四海之所归依，万民之所取正，非远代七朝偏据一方之可侔也。”
万象更新，朱元璋大规模营建都城。六朝旧都，范围 大致北至今北京东路，南至今户部街、常府街一线，西至 今进香河路、廊后街、破布营一线，东至今龙蟠路与黄埔 路之间一线 ，城周约二十里。南唐都城南移，基本上是将唐代金陵城工商业及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圈围修建城 墙而成，大体上东至今大中桥，南至今中华门，西至今水 西门、汉西门一线，北至今珠江路南侧，城周约二十五里，较六朝都城稍大。明初营建都城，气势恢宏，不但将 原来的六朝都城和南唐都城囊括在内，而且向东向北大规模延伸拓展，历经 20 余年，建成号称城周九十六里( 实为 33． 676 公里) 、开设十三座城门的天下第一大城。明初更增建外郭城，开设城门 16 座，长度旧称 180 里，实际约60 公里，形成宫城、皇城、都城、外郭城四座城池的完整宏大的城防体系。
作为都城，南京建筑成了世界范围内最长的城墙，耸 立着宏伟的宫殿，繁多的百官僚署，分布着功侯官宦的众多宅第，呈现出规整有序的格局。城内交错着十几条大街，而且大多极为宽广，“虽九轨可容”。为充实首都的社会经济实力，自洪武中期起，朱元璋从苏州、松江、嘉兴、 湖州等富庶之地地迁来大量富户，又在全国范围内征调工匠轮班到京师的官营厂局服役，为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驻扎了四十个卫的官军，到洪武末年，南京的人口由朱元璋攻占集庆的近 10 万，迅速增加到大约 70 万，成为当时全国人口最为繁夥的城市。
这些庞杂的人口由朝廷有计划地安排在城区的各个部位。东起大中桥，中经内桥，西迄三山门，南至聚宝门的不规则三角形地带，是最为繁盛的工商区，众多的工匠被安置在这一地带。沿秦淮河的南侧，以聚宝门为界，左为游乐区，右为风景区。沿河与风景区之间是功臣宿将丛聚区。大中桥以东，南迄正阳门，北至太平门为皇宫官僚区，宫城以北一带中安置了部分富民。自鼓楼岗起以西以北地区，较为空旷，人烟寂寥，为京卫仓储区，分布着诸多卫所和仓场，直到嘉靖时期，南京人陈沂还亲眼所见，“南有坊以居民，北有营以设行伍，卫各有仓，什九在城西北”。这样的布局结构是完全适应王朝统治需要的。宫殿和最高衙署别为一区，以显示君权神授，官贵民贱的神圣性; 将富民就近安置，既便于掣肘，又便于利用; 功臣贵戚占据了临近市廛、风景幽雅的舒适地段，表示明王朝对他们的酬赏和特殊照顾; 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将它们分布在远离城中心的地区; 五城兵马司和府县官署置立于人口集中区，显然为便于监督和利于治安; 而工商区的严格划定和坊厢制的构思，则更是为封建官府随时役使并为大批官僚的糜费需要服务的。在明初的京师南京，金碧辉煌的宫城以外，功臣宿将的宅第分外醒目，淮西勋贵充斥南京街市，构成了南京居民的重要成份，诚如黄姬水所称，明初的南京，“天街半是五侯家，处处燃灯斗月华。自是帝城春色早，千枝万树一齐花”，呈现出一派壮丽辉煌的景象。
为了加强人口管理，明代在全国城市实行坊厢制，而 南京为最早。规定都城之内称“坊”，近城之地称“厢”，正 德《江宁县志》所谓“有人丁而无田赋，止供勾摄而无征 派”，就是坊厢户不必交赋税，但必须承担各种徭役。上 元、江宁两县共编坊厢一百多，有的以所操行业名，有的 以所在地域名，有的则二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它都组 织得最适合于官府“勾摄公事”，以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 正常运转和官营手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为了便于市民生活，明初南京城内分布了铺户集中的十二廊，即花铺、鼓铺、扇铺、床铺、麻铺、表背、手帕、包 头、香蜡、生药、纸铺、估衣等廊，即南京乡绅顾起元在其《客座赘语》卷一《市井》中所称“国初建立街巷，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铺户被有效地管理起来，官府通过铺户当行制，取办物件极为方便，铺户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货物注明册籍，遇到各衙门需要物资人手，则按照册籍索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名称“当行”。南京为都城，部、院、寺、司、府、县公堂林立，所用物件不计其数，官府需要将众多的铺户牢牢控制在手，以便随时令他们应役买办。当行买办，将铺户纳入官府的消费轨道，这是传统社会“任土作贡”原则的反映， 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徭役制，只是应役的主要是城市坐商和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者。
南京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官营手工业基地，机构庞大，门类齐全，产量可观，盛况空前。官营厂局主要包括皇室和工部两个系统。前者如内官监的内织染局和司礼监的神帛堂等，为宫廷织造缎匹、祭祀所用神帛等物; 后者主要为官府服务，设有工部织染所、针工局、宝源局、鞍辔局、巾帽局、兵仗局、营缮所等机构，为朝廷织造缎匹， 打造军器，铸造钱币，刻印书籍及制造日用物品、修建官衙屋宇等。在一些局、堂、所下，还分设有房、厂、窑等，如供应机房、琉璃厂、石土厂、红土厂、砖厂、瓦厂、黄船厂、 宝船厂、拨船厂、石灰窑等。这些房、厂、窑内还有进一步的分工，整个官营手工业的分工达 188 种。如全国最大的船厂龙江船厂，就座落在南京城西北隅，厂内有细木作、 油漆作、( 舟念) 作、铁作、篷作等。这些官营手工业征调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来服役，工匠来源主要是应役性质的轮班匠和住坐匠。工匠应役时“悬带牌面”，“平明点入，未晚点出”，到人数已远不及明初的成化年间尚有14000 余人。官营手工业的发达，是建立在迫使广大工匠提供徭役劳动的基础之上的。
明初南京人口高度集中，大批王公百官、勋贵国戚的奢侈生活，庞大的军队，以及一般手工业者等城市居民都 需要依赖市场提供充足的消费品，因而南京的市集贸易 和铺户贸易相当发达，设施较为齐全合理。市集大者有 13 处，大多座落在便于城市居民出入的城门附近和热闹去处。位于人烟稠密处的大市是“物货所聚处”，三山街 市是“时果所聚”处，新桥市则“鱼菜所聚”，北门桥市则“多卖鸡鹅鱼菜等物”，内桥市则“聚卖羊只牲口”; 在交通便利的沿江沿河一带的来宾街市和龙江市为“竹木柴薪 等物所聚”处，江东市则“多聚客商船只米麦货物”，六畜 场则“买卖马牛驴骡猪羊鸡鹅等畜”，上中下塌坊是“买卖段匹布帛茶盐纸钱等物”处，草鞋夹则“屯集筏木”。这些市集除了“各有区肆”外，受到五城兵马司的严密管治， 每年向政府提供大笔税款。
明初南京城内也有相应的生活服务设施。据说是因为“海内太平，与民偕乐”，朱元璋先后令官府在江东门、三山门、聚宝门及三山街等主要通道上建造了 16 座酒楼， 这些酒楼每座六间，高基重檐，栋宇宏敞，用来接待四方客旅，或以为客旅游乐憩息之所，揭轨赋诗称“诏出金钱送酒垆，绮楼胜会集文儒”，缙绅文人看来常在酒楼聚会宴乐。 此外，大通街东还有名为“环申”的官店，客旅可以于此安居。乾道桥堍有官办娱乐场所富乐院，后来移至武定桥，专门看管因妓饮生事的将官，由礼房官吏管理。
至于京师官僚居民的房舍，自造之外，部分由官府提 供，所谓“京师辐辏，军民居室皆官所给，连廊栉比，无复 隙地”，由政府统一安排。洪武后期，政府又在龙江、仪 凤、钟阜三门一带大建民房，如果居民有力自造，官府给 予购买木材款每间宝钞 20 锭。政府提供常住房或予以补贴，当然并不意味着明初京师城市规划十分有利于人 民生活，而只能反映出人们经济生活的每个细胞都体现 了专制王权的垄断，以至于连最基本的栖身之所也烙上 了官有化的印记。住房既为官有，交纳房钞自然天经地 义。史载，铺面、塌房、门摊、房舍、披厦、厢房等民间建筑 都要征税。洪武年间，五城兵马司的房钞每年征收多至近173 万贯。将民居官有化的实质是扩充官有经济，增加封建王朝的财力。
南京地处南北交会之处，大江穿越而过，水陆联系四通八达，对大宗物资的转输极为有利。这一客观环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前来贸易，从而形成了南京发达的转运贸易和市集贸易。明人余光在其所写《两京赋》中描写当时盛况道: “万艘云趋，千廪积稂; 贡琛浮舫，既富且强。……荆江之粟如云，吴浙之秔如雾。舳舻载之，蔽江而赴; 舸舫输之，溯流而聚。鲜集潮汐，互市迷渡…… 宝藏东山之府，锦积姑苏之库。其贡献则铅铜水银，胶漆丹青，瑶琨砥砺，玛瑙水晶，琉璃赪沙，珊瑚荧荧，火齐之宝， 辟寒之珍，贝石琅玕，素玉南金，鲛人织绡，渊客珠琛，包匦青茅，尺龟献祯，流黄缥碧，隐赈充庭，羽毛齿革，升越簟藤，琥帽鹤顶，玫瑰珣璒，硨磲磊珂，琥珀空青。卞和顾之而骇，随侯敛其照乘。”这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只有作为都城的南京才会萃聚丛集，其结果必然是政府税收的增加。明初南京各税课司的年税总额达 378 万余贯，比号称全盛的万历年间的 290 万余贯，还多 80 万余贯。朱元璋为了控制这获利颇丰的转运贸易，与牙商争利，命令工部在三山、江东等门外河滨各建屋数十间，名曰“塌坊”，以便各地行商储存商品，交纳税款后听其自相贸易。
明初的京师南京，既是全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也是十分突出的文化、人才中心。自洪武直至永乐、 宣德时期，朱元璋和他的子孙，在南京制定有明一代的纲纪法规，垂范后世，直接影响清朝; 一次次召请内陆僧人和番僧举办大型法会，为朝廷上下军民人等祈福; 开设了历史上最大的国家教育机构国子监，就读者不但来自全国，甚至来自朝鲜、琉球和安南等国家; 集中全国人力物力，编修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 在南京决策并从南京龙江关出发，郑和率领举世无双的庞大 船队七次远下西洋，完成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重浚会通河，开凿清江浦，直接全线贯通大运河，奠定四个多世纪 的南北大通道格局; 历时十六七年，修筑了被人赞叹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的大报恩寺塔，成为十五 世纪南京闻名于世的地标性建筑。南京更是明朝对外交往的窗口，各国的朝贡使节不绝于途，永乐时期的郑和下 西洋期间，东南洋乃至东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使节 云集于此。
直到 16 世纪后期的万历中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中描述道: “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 而且在这方面， 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 在整个中国及邻近各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南京以其龙蟠虎踞的自然形貌、山水城林的秀丽风光和殿廷楼宇的雄伟气概，既是全国统治的心脏，也是适合普通大众生活的城市。
二
永乐十九年( 1421) 明成祖将京师迁往北京后，南京由都城降为留都，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迁都后相当一段时间，朝廷仍举棋不定，并未明确都城即在北京。迁都前一年九月，明成祖下诏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成祖驾崩后，朝廷于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1424 年10 月 8 日) 设立南京守备。洪熙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1425 年 4 月 16 日) ，仁宗将还都南京，诏令北京诸司悉称行在，恢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自此，都城之名又冠于南京。直到正统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1441 年 11 月 14 日) ，英宗才又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再称行在，北京为京师，至明亡未变，而南京之名才正式确定。
南京虽为留都，但与历史上历代陪都的性质不同，而 仍然保留了一套中央行政机构。只是这套中央行政机构，已无实际机能，任职官员多是被排除出中央官场角力 中心之人，所谓“吏部不与铨选，礼部不知贡举，户部无敛 散之实，兵部无调遣之行”，太常寺则尤为闲寂，有的官员 终日只是酣眠坐啸而已。表面上看起来，南京已无足轻 重，实际上，仍是仅次于北京的最重要城市。弘治时期，经 济大臣丘濬就曾说，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朝廷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这是因为，南 京乃宫阙陵寝之所在，形胜险要之所系，府库图籍之所储 存，全国财赋之所辐辏，它既是全国的统治中心，更是南半 个中国的统治中心，经济地位较北京更为重要。
除了作为留都，南京保留了全套的中央行政机构，还是操江御史驻扎之地，担负着长江防御的重要任务。又是南直隶应天巡抚驻扎的所在地，用于控制全国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为全国尤其是北方提供强大的物质财赋。应天巡抚衙署直到万历二年( 1574) 才迁往句容，后来更迁到苏州。永乐后期迁都后，北京只是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仍在南方，经济支撑力始终来自于南方， 而南京发挥着转输巨量物资的重要功能，诚如正德年间南京兵部尚书柴昇所言，“文皇帝营建北都以来，凡服食器用工料财物，无不取给于南”。南京每年动用马快船六七百只，向北京运送上用衣食、荐新食品、太庙祭祀用品和宫府物料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责任重大。南京的中央官员，与北京者级别相等，而肩负南京稳定确保北京全国中心的使命实际则更加重要。因此，迁都后的南京，在利玛窦看来，“仍然没有失掉它的雄壮和名声。即或是失掉了，那一事实也仅只证明它从前比现在更加了不起”。
从经济层面和社会发展角度考察，明成祖正式将都城迁到北京，不但带走了大批官僚和军队，而且迁走了以 工匠为主的 27000 多户南京居民，南京城内顿时“户口减半”。原为京城首县的上元县，由 176 图减并为 44 坊，昔日繁华的都城顷刻之间变得冷清起来，南京经济从而呈 现中衰景象。然而这种中衰的景况为时并不长，南京自 明中期起，却由此而摆脱包袱，逐渐开始了稳定发展，与 全国其它城市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趋向。
其发展特征，一是官营手工业相对衰退，民间手工业 开始抬头。明初，中央官营手工业集中在南京，动用了全 国的人力物力，迁都以后，大多数官营机构的规模大为缩 小。轮班工匠只限在江西、湖广、福建和南直隶数地征取，人数也由近 13 万人减到 6 万人左右。内官监原有食粮军民人匠 1900 名，到嘉靖七年( 1528) 清查后，只需“拣选艺精者四百名送监应用”。司礼监神帛堂是专门织造 祷告天地、祭祀列祖列宗的神帛的，食粮工匠由 1200 余名减至800 余名，少了整整三分之一。衰落得最快的是造船业。龙江船厂是明初全国几个最大的船厂之一，承造宝 船、海船、黄船、巡船和湖船等，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由 宝船厂制造的。但到嘉靖年间，用于生产宝船的厂库早 已“鞠为茂草”，以至只需“取拨匠丁赴厂看守”即可。永 乐年间以海运大规模转输漕粮，所用大量海船多由此龙 江船厂制造，后因改用河运，漕船制造转到清江船厂。龙江船厂制造的黄快船，用于备战，原来额定 998 只，定都北京后，改作进贡器物之用，后来陆续裁改，嘉靖年间只剩了 750 只。原有船只停造或者减造，造船任务已微不足道。随着造船数量的大为减少，对造船工匠的需求也相应缩小。到嘉靖年间，原来的 400 户竟减至不及 200 户。相对于官营手工业的衰落迟滞，南京民间手工业在这个时期却得到了较大发展。主要如织造业、制扇业、造酒业、印书业、铜铁器皿业、木作业、文化娱乐业、染洗颜料业等，其它如弓箭、鞍辔、香蜡、金箔等业都有相当的发展，有的还颇负盛名。所以有“人出者业专而工”之称，时人甚至有“人工日胜一日”的感慨。其中几种传统的手工业发展最为迅速。如织造业。明代南京的官营织造机构数量最多，官营丝织生产特别发达，产量也居全国丝绸缎匹产地前列。官营织造的存在，一方面对民营织造有所控制与抑勒，但另一方面也通过利用民间织造，对后者在产品和技术上施予有利影响，从而促进其发展。正德年间，南京的丝织品已有包括花纹、光、素、金线彩妆诸种的纻丝，也就是各种色彩的缎匹，都“制极精巧”; 包括花纱、绢纱、四紧纱、银条纱、绉纱、彩色妆花、土纱、包头纱等各种纱，多数“亦极精巧”; 包括花、素二种，分为府罗、刀罗、河西罗、彩色妆花等名目的各种罗; 包括云绢、素绢、生绢、熟绢、彩色妆花等各种绢。成化年间，在南京发生了两起机户违禁私织番使缎匹案，案件从侧面反映了该时南京民间机户的众多和织造产量的可观。如雕版印刷业。明初南京是全国最主要的官营印刷业中心，曾刻印过《元史》、《元秘史》、《大明律》、《大诰》以及大部头的大藏经等书籍。明中期后，代之而兴盛起来的是民间雕板业。南京缙绅杂沓，文人学士荟萃，又是国子监所在地， 书籍需求量很大，因而书肆林立，册籍充栋，是全国著名的四大藏书区之一，而且品种繁多、数量巨大的精美书籍，绝大部分是由本地刻印的。南京的刻印业，上至典章类书，下至诸子百家，无所不刻，无不能刻。南京刻印书籍的方法也是极为先进的，除普通木刻书版外，还运用了木活字和铜活字的方法。自明中期起，还开始流行红、黑两色套印的书籍，并且出现了多色套印的彩色木刻画。一幅较为复杂的花鸟或人物画，常需刻三四十版，印刷六七十次才能完成。如制扇业。明代风尚，无论贵贱，手执纸扇以为高。利玛窦在中国逗留期间，见明人不分寒暑， 手中都有扇，不以去暑，而为时髦。南京正是各式扇子的重要产地，号称“南京折扇名天下”，并且小小扇子，还有数道分工，如扇面、扇骨、成品等。各道工序都有制造名家，四方所尚。制扇骨如李昭、李赞、蒋诚辈，皆“极精工”。画扇面者如弘、正间人姚仁、王孟仁等，王画与李昭扇骨被誉为“二绝”，名重四方，后世得之以为奇珍。制扇集中的通济门一带，到清代仍沿袭不改。
另一是随着铺户当行制向铺户买办制的过渡，南京的市集贸易更趋兴盛，转运贸易更为发达，高利贷资本十分活跃。迁都后，南京虽然失去了京都的桂冠，但仍是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名列前茅的大城，城市市集贸易由于铺户当行制的变化反而更形兴旺。正德时，光江宁一县就有铺行 104 种，加上其它行业，依据经营内容，可分为: 织造品如缎子、裱绫、丝绵、布绢、零布、绒线、改机、腰机、包头( 有机户、铺户) 、手帕( 有机户、铺户) 、纻丝、纱( 并机户) 、绉纱、打线、荷包、卖纱、头巾、冠带、网巾、僧帽等; 文娱工艺品如重纸、抄纸、零纸、纸扇、扇面、扇骨、裱褙、经书、画、翠花、染纸、墨、笔、琴弦、乐器等; 金属器具及加工品，如卖铁、铁锅、倒金、打银、倾银、治玉、卖铜、打铜、铜钱、碎铜、打锡、铁锁、打刀、铜锭铰等; 迷信品如冥衣、灯草、纸马、金箔、油烛、纸金银锭等; 副食品如海味、果子、活猪、活羊、鸡鹅、干鱼、盐、鲜鱼、大荤、糖食店、茶食、豆腐、米豆等; 加工服务性店铺如酒坊、磨坊、厨子、木匠、瓦匠、裁缝、染坊等; 其他日用品如香腊、杂物、桐油、生漆、丝鞋、靴、医药、生药、膏药、熟皮、颜料、卖木、卖竹、斜木、 木桶、包索、盒担、毡、桌器、藤枕、枕头、故衣、藤椅、镟作、 天平、料砖、麻、伞等; 奢侈品如骨董、珠宝等。这些铺户绝大部分与人民生活有着紧密关系，改变了明初羽毛齿革之属，珊瑚琥珀之珍，卞和、随侯之宝等奢侈品占主导地位的状况，表明南京城市经济开始朝着适合于普通人民生活的方向发展。嘉靖时，苏州大画家仇英绘有一幅《南都繁会图》，为我们留下了其时南京城市经济繁盛热闹的景象。据学者研究，图中描绘南市街到北市街的一段，出现幌子招牌 109 种，主要有“专染纱罗”、“义兴油坊”、“湧和布庄”、“勇申布庄发兑”、“紬绒老店”、“鲜明绒线发客”、“粮食豆谷老行”、“食盐”、“广炭”、“铜锡老店”、“京式小刀”、“上细官窑……名磁”、“漆盒”、“机烛”、 “雨伞”、“梳篦老铺”、“画脂杭粉名香宫皂”、“弓箭盔缨”、 “花炮”、“网巾发客”、“帽巾”、“头发老店”、“靴鞋老店”、 “极品官带”、“立记川广杂货”、“发兑官燕”、“福广海味发……”、“西北两口皮货发售”、“东西两洋货物齐全”、“木行”、“大生号生熟漆”、“枣庄”、“香糖”、“素食果品”、“南北果品”、“应时细店名糕”、“钱庄”、“当”、“万源号通商银铺”、“内廊乐贤堂名书发兑”、“书铺”、“裱画”、“画寓”、“官启名笺”、“药材……”、“人参发兑”、“鹿茸膏”、“兼治杂症”、“茶社”、“酒”、“张楼”、“浴堂”、“京人耍戏”、“杂耍把戏”、“卜卦命馆”、“阳宅地理”、“相馆”等。这些市招，涉及到了丝绸业、铜锡器加工业、刻书印书业、粮油加工业等手工行业，粮食、糖果糕点等副食品行业，银铺、钱庄、 当铺等金融行业，鞋帽、头巾、衣带、绒线、瓷器、木炭、脂粉、药材、食盐、海味、刀剪、爆竹等日用百货杂货业，人参、药酒等滋补品，茶社、酒楼、浴堂等生活服务行业，命相、相 宅等占卦行业，杂耍等娱乐业，形象地展示出其时的南京 城市生活风貌，举凡川广杂货，西北皮毛，川湘木材，南北 果品，乃至东西两洋海外奇货，应有尽有，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其时南京对外经济联系的畅达程度。
南京由于居有“北跨中原，瓜连数省”，水陆并辏的特殊有利地形，因而“南北商贾争赴”、“舟楫骈至辐辏”，这个时期的转运贸易较明朝初年更为发达。徽州、山陕、闽粤、洞庭等地著名商人纷纷以南京为据点，视之为获利渊薮。他们东发两淮之盐，溯流而上，转行江西、湖广各口岸发卖，又上载湖广之米、芜湖之浆染布，顺流下运苏杭; 南载太湖地区丝棉织品，远走秦晋齐鲁，北运山东、河南之棉，扬帆止于苏松，换取成品。芜湖出产浆染布，徽州商人客居南京，将布转输到全国各地。南京城西临江的上新河，是有名的商品流通“大马头”，长江上游的米粮， 江西、荆湘乃至云贵的竹木在此编队，顺流东下，苏州城内填港塞湾的木排就是经由上新河转输的。嘉靖年间， 河北河间府一带行货之间大都是贩绸之人，其中不少来自南京的转运商人。
发达的转运贸易，使时间和空间大为缩小，众多的转运商人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为了更有利于贩运业的展开，他们在南京广建质店、当铺，既为自身和其他商人提供大笔资金，又为一般小本工商业者提供生产、生活贷款，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南京当铺之多实在惊人，据说“不下数千百家”，或“五百家”，最主要的为徽州和福建二地商人所开。福建铺本小，取利百分之三四十，徽州铺本大，取息在百分之二三十，邻近南京的徽州典商在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有名有姓的徽州商人如程北溪、黄季公、 黄国宾、鲍秋等人，均曾在南京开张过典当铺。
从万历到明亡的 70 年间，南京政治控制较之以前更松，经济情形则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成为南京城市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同其它江南各大中城市一样，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人口，又有了更大幅度的增长。原来九轨可容的宽广街道，因为生齿日繁，民居日密，很多地方被侵占蚕食变为路边店铺。嘉靖末年，因为城中剽劫纵横，新设了巡逻兵以加强治安，反映了南京因人户激增造成了秩序混乱的状况。城中主要河道运渎、青溪原可行舟，到这时不少地段也被民居侵占，有些地段竟至湮塞。万历后期，南京兵部尚书丁宾称，“南京十三门内外人家几十余万”。顾梦游曾“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崇祯末年，太仆寺卿何栋如称留都有数百万生灵，原来空旷异常的城西北一带，虽然仍是地大人稀， “僧寮尼舍，社会盲流奸匪恶棍往往匿迹其间”。
茶社的激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南京人口的增多。金陵原无茶坊，万历四十年( 1612) 前后开始创设，不数年而随处多有。开国公中山王徐达子孙的西园，原为风景游览胜地，到明末时，几易主人，也改为茶肆。南城聚宝门右首贾家园，气势宏伟，到明末也多被人租用。国子监一带，空闲地多，前为植梅处，明末已添设不少茶肆。 金陵栅口原来人迹罕至，万历末年竟然也有僧人开起茶店。茶坊是人口增多和工商发达的必然产物，它的大量出现，是明末工商活动活跃、信息交流频仍的一个信号， 表明这时南京城市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
明末南京不但人口激增，而且其人口结构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南京原有军士 20 万，迁都后尚有 10 余万， 但到万历年间，利玛窦说约有 4 万名，王万祚《足兵训武疏》中则称由于日损月削，总共不满三万，顾起元更称这 3 万名军卒中羸弱饥疲与老幼不胜衣甲者居其大半。军队不足明初的六分之一，表明南京作为全国军事中心的地位行将丧失殆尽。
人口结构中政治、军事成分的减少，必然是其它人口因素的增加。按照成书于天启年间的《南京都察院志》的描述，其时的南京城，是流动人口最为突出的城市。天启年间开始北方持续战乱，南京周邻地区民变蜂起，南京更是风流胜会之地，于是全国各地各色人物纷纷涌入南京。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安徽贵池人吴应箕亲历南京后在其《留都见闻录》中得出结论道: “京师为五方所聚，要皆贸易迁徙之民及在监游学之士而已，而移家者固未数数也。……江以北之巨富十来其九，而山东、河南、湖广之人几 于望衡对宇矣”。明末各地乱象纷生，南京一度时期成为 各个阶层避乱的立脚之地。
与此同时，曾经严格控制工商活动、限止市民自由流动的坊厢制和铺户制也发生了变化。永乐迁都以后，原为役重的坊厢一下子变得清闲起来。地方官出于均役的考虑，应天知府邝埜于正统二年( 1437) 合并上、江两县坊厢，由原来的 100 多个减为 79 个，按乡村里甲制重新编排。坊有十甲，甲有十户，按季出钱，以均里甲之不足。结果是城市乡村之民一体纳银当差，坊厢之民负担虽重， 但人户充实，尚能应付。后因官吏贪黩，额外科索，“正额常什三而外由常什七”，因而人户流亡，柜银减少，官吏惟恐不敷雇役应用，改令坊民自收自用，但同时设立“总坊”、“当头”、“死差”、“力差”诸名目，使居民民暗中赔贴，承应各式杂差。坊民负担日重一日，坊厢不断减少。地方官只好继续改革。先是照当时乡村实行的里甲均徭法扒平里甲，改柜银为丁银，定为三等九则，只令排年里甲十人催征丁银，以供官府雇役支销，坊夫无须佥头，不必轮甲。又在万历三年( 1575) ，应天知府酌其因革之宜，定征坊夫丁银每年 540 两，此外锱铢不得私行科派，困扰了南京城市居民二百余年的坊厢制终于事实上结束。 铺行之役，最初令各行自以物输于官而官给直，明初取之有节，未曾为民大害。迁都之后，逐渐变铺户当行制为买办制，未尝不是一大进步。但整个封建官僚机构贪欲的无限膨胀，朝廷控制不力，官吏乘机勒索铺户，或白白供奉，或半价而偿，“人始以市物于官为厉，而其党递相扳告，当行纷纷矣”，铺户或逃或败，官府所需百物反有亏欠之虞。于是官府一再采用审行的办法，对铺户加以控制，“籍其人于官以备呼唤”。这就将所有铺户的负担集中在少数现籍铺户头上，又要被吏胥取一诈十，铺户因而苦不堪言。万历初年，南京吏部左侍郎海瑞针对“以五城之人，当一京千百官出入用度之扰”的不合理现状，议革铺户。后又经户部“革除铺户不用”。万历四十三年 ( 1615) 应天知府在乡试时，布置科场时发价让皂隶平买， 不役一人而尽革铺户，据说宿弊一清，贸易者始得不受抑勒之苦。深为城市商户之累的铺户制度，在实行了二百多年后也实际上消失了。
坊厢制和铺户制在万历时期的革除并不是偶然的。第一，它是伴随着明中后期社会赋役制度的一系列变化 而发生的。其时，乡村在赋税方面是轰轰烈烈的改行一 条鞭法; 在徭役方面是均徭均役法的已经实行，在杂差负担与南京相同的都城北京，当时也发生了有关徭役负担的改革。南京本身一系列与徭役有关的杂差、杂役制都 发生了变革，如火甲、快船、马船和大马、重纸法等，所以与徭役最为利害攸关的坊厢制和铺户制或前或后地必然 要发生变化。这表明，无论统治者和地方官府的主观努力意志如何，经济发展的进程总是要趋向一致的。三
南京自中央到府县行政机构林立，官员杂沓，又利用威势勒索苛剥平民，使得南京居民的差役负担一向十分沉重，但留都优越的客观条件，信息交流极为便捷和文化底蕴深厚的人文环境，非常适合培育文化果实。远离权力争斗中心而在南京任职的官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雅有学养，公事相对简少，沉潜思考、诗文创作、 书画艺事的才能就发挥得较为充分，为官者、客寓者与南京当地人一起，共同造就了明代南京文化的辉煌成就。
在哲学思想方面，明廷将官方哲学确定为程朱理学， 作为统治臣民和牢笼士人的基本思想，是在南京定下的。提出“心”、“事”、“理”三者合一，“天地古今，宇宙内只同此一个心”，主张“随处体认天理”的湛若水，出仕后一直在南京任高官，并建书院，注力于讲学。在明代思想界影响最大的王阳明，是在南京任职期间，提出著名的“致良知”学说。主张格物在致知，以“气学”著声于思想界的罗钦顺，前后在南京任高官整整 20 年。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并提出“百姓日用之道”即是“圣人之道”的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曾多次游学南京。主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提出“穿衣吃饭便是人伦物理”等启蒙思想的李贽，曾在南京为官，多次活动于南京。可见，南京为明代主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宽广的舞台和肥沃的土壤。值得注意的是，南京还是各种对立思想交锋的场所。 耿定向和李贽，前者讲正学，后者持异端，互相诘难辩论， 各展其长。南京以包容和开阔的格局，对前来布道和传播文明科学知识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更是持欢迎态度和支持精神。利玛窦在其它地方常遭阻格，而南京士大夫为其传教大开方便之门。工部主事刘斗墟将新盖的官邸以半价出售，供其礼拜传教。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为其联络相关事宜，并陪同前往北京。地方最高官员应天巡抚赵可怀从驻地句容来到南京，并将利玛窦接到句容， 挽留款待了十天，与利玛窦讨论数学问题，并为利玛窦在自己的香堂中修建了一个祭坛，以安放利玛窦带去的十字架，毕恭毕敬地做礼拜，临分别时，还送给利玛窦一大笔钱作路费。李贽三次与利玛窦相见，切磋讨论。后来官至大学士的徐光启赴南京结识了利玛窦，从其学习天文、历算及枪炮等西方科技知识，并加入天主教，与利玛窦在南京合作翻译了《几何原理》等书。号称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曾在南京为官多年，加入天主教，在南京编译了《同文算指前编》。曾任南直隶督学的杨廷筠， 也受洗加入了天主教，出资修建圣堂，宣扬西学。利玛窦等人的传教事业在中国打开局面，南京地方人士与官员是出了大力的。在东西贯通的时代背景下，明末南京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场所。
南京先为都城，后为留都，一批批硕学鸿儒和各色特异人才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耕耘，更是成绩卓著，大放异彩。明后期南京乡绅顾起元说，“金陵士大夫多留意墨池者。明代南京，早期为台阁体文学，后来在诗文、书法、绘画、篆刻、戏曲和小说创作等方面，地位非同一般。明初有高启、宋濂、刘基、方孝孺等文学巨匠，较长时间生活在南京，对南京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中期，顾璘、陈沂、王韦“金陵三俊”，三俊与顾璘之弟顾 ( 王栗) 的“金陵四杰”，以及盛时泰等人，诗文酬唱，形成相当壮观的文人群体，其诗文活动也在南都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明史》评道: “南都自洪、永初，风雅未畅。徐霖、陈铎、金琮、谢璿辈谈艺正德时，稍稍振起。自璘主词坛，士大夫希风附尘，厥道大彰。许榖，陈凤，璿子少南， 金大车、大舆，金銮，盛时泰，陈芹之属，并从之游。榖等皆里人，銮侨居客也。仪真蒋山卿、江都赵鹤亦与璘遥相应和。沿及末造，风流未歇云。”金陵三俊及其追随者的诗文活动，使南都文风大变，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 大为增加。他们对南都事物的吟唱，不但形塑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对后代的城市想象亦有化育、衍生、润饰 之功。人称“明代万历前后，在南京本地文人中，兴起了一股精选胜景重新品题的风气”。直到明末，无人品而有才情的阮大铖，其所作山水田园诗，“新逸可诵”，被后 人推许为“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
同诗文一样，明初南京书法流行台阁体，朱孔阳、詹孟举书法风靡一时，直到迁都后的最初几十年，金陵书法在台阁体的笼罩下并无风格趣味的新变。明中期，金陵书法走出台阁体书风阴影，逐渐复苏与活跃，涌现出诸多杰出书家，如金琮、徐霖、顾璘、陈沂等人，金陵书家的书法实践与探索总体呈良好态势，书风取向由韵到意，韵意交织，书法的审美趣味日益生动丰富，金陵书法进入了繁盛与高潮期。嘉靖中后期到万历时期，金陵书法呈现新的样态，自成意趣，较突出者有朱曰藩与盛时泰。万历时期，祝世禄的书风风靡于金陵，有着广泛的市场影响力。传教士利玛窦也知道其为“一个著名的中国书法家”。祝世禄主张“工不如拙，整不如散”的审美观念，其书法少却金琮、徐霖等人笔法的精致，用笔拙重、粗放与简单，韵致、意蕴上也不再像金琮、徐霖、顾璘、陈沂等人的含蓄婉约，而更多以势取胜，以态悦人。
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许多著名宫廷画家随而迁都北京。其后直到明末，南京画家或在南京活跃的画家，有蒋子成、谢晋、金润、史忠、吴伟、蒋蒿、徐霖、陈沂、陈芹、 胡汝嘉、盛时泰、何淳之、蒋乾、马首贞、朱之蕃、薛素、吴彬、魏之璜、曾鲸、胡守仁、盛丹、高阳、姚允在、胡宗信、宋钰、李著、张翀、邹典、杨文骢、陈丹衷、施霖等，代不断人。
篆刻艺术久已衰落，而到明代中期出现了新的突破， 其中南京和流寓南京的文人篆刻家起了关键作用。自明初直至明末，活跃在南京的篆刻家代不乏人，其中如南京人马琬、徐霖、姚履旋、李登、甘旸，苏州人滕用亨，福建人陈登，仪真人景旸，南京礼部尚书山西人乔宇，苏州人文彭，婺源人汪徽等，尤其是明中期的南京当地人徐霖，人称“篆圣”，是明代金陵的代表性书家，篆书为其所擅书体。南京寓公华亭人何良俊论述篆书流派时，称宪宗朝， 李东阳和乔宇的小篆，以及后来徐霖的宗玉箸篆字，“皆入妙品”，王世贞则认为，明代通晓书法者，前后有滕用亨、程南云、金湜、李东阳、乔宇、景旸等人，不过都不如南京人徐霖，只有徐霖可与元末周伯琦相匹配。万历时鉴赏大家詹景凤更充分肯定徐霖篆书“为国朝第一，无一笔愧前秀”。
明代南京是极为兴盛的文化中心，在戏曲表演，培养名角、声腔流变、曲谱创作等方面，均有重要地位。明初南京戏曲的发展是与朱元璋的扶持和提倡分不开的。洪 武初年，朝廷在都城设立教坊司，以掌宫廷大乐，管理乐 户及其演出之机构。直到明中期，南京士人小集多用散 乐，而唱大套北曲，中期流行弋阳腔和海盐腔，后来昆曲 流行后，又变而流行之。其间嬗变过程及其持续兴盛，实 与南京麇集了公侯士绅乡宦富室及其雅好此道大有关系。明末清初人余怀称: “宫侯戚畹，甲第连云; 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瑏瑢到明中期，南京的戏曲创作进入了兴盛时期，产生了一批驰名全国富有影响的戏曲家。散曲家陈铎，有 “乐王”之称，既工南调，也擅北调，集散曲诸格于一身，成 为明代散曲文学的典型缩影，从而被称为“在散曲文学史 是一个坐标性的作家”。徐霖被称为“曲坛祭酒”，所作《绣襦记》，原是海盐腔的演出剧目，后来改编成昆腔。正德、嘉年间南京著名的教坊曲师顿仁，“尽传北方遗音，独步东南”，是南京戏曲表演由北曲转换到南曲时期的关键人物。其他如“金陵三俊”、陈所闻、何良俊、顾起元等人， 赋诗度曲，在曲目创作和戏曲表演方面，均有推介之力。直至明末，阮大铖的戏剧，“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其剧作结构严谨，关目巧妙，又具有曲折的故事性和浓厚的戏剧性。特别是《燕子笺》传奇，在南京的戏剧舞台上，是极为有名的上佳之作，每有宴会，必演是剧。阮大铖的戏剧，对当时南京的文化环境、政治气候和历史变故等均有影响，阮大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中后期起，江南兴起收藏之风，南京鉴藏家极为忙碌。书画鉴藏家，主要有金润、王徽、黄琳、徐霖、严宾、 许隚、顾源、姚淛、朱衣、盛时泰、胡汝嘉、何淳之、罗凤、谢少南、司马泰、姚汝循等。这些鉴藏家，大多属于文人士子，皆善诗文书画，精于鉴赏，或鉴或藏，多不以射利为目的，而为文人雅士之乐，堪称真赏鉴而非好事者之流。他们与吴门和浙西鉴藏家一起，互通有无，品题酬应，对于充分开发书画作品的观赏、学习效法价值，均有促进作用。
明代南京是佛教胜地，寺院集中，名刹众多，刊印的 佛教典籍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大报恩寺刊刻并收藏的 大藏经即《南藏》，后世在全国范围流布民间的经文，即此 南藏。根据万历时人葛寅亮的统计，每年各地前往印整 藏者约二十藏，印其中的《大般若》、《宝积》、《华严》、《涅林、雕刻等方面，成就辉煌，丰富和提升了南京文化的含 量。
四
明代南京，初为京师，后为留都，迁都后，两都并立， 官署同设，北京是政治中心，南京是经济中心，两京互为倚重，南京始终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中心。南京既是开国都城，又是留都，还是开国皇帝朱元章陵寝所在，因而始终是明朝命祚希望所在。当正统十四年( 1449) “土木之变”发生，英宗北狩，侍讲徐( 王呈) 即力主南迁都城回南京。万历、天启时，后金兴起、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后，大批士宦南迁，麇集南京。明末，朝臣中不少人作划江之守。李自成攻破北京，明廷残余在南京拥立起福王政权，以图光复。清顺治十六年( 1659) ，明臣郑成功仍试图攻占南京，成就反清复明大业。直到清朝底定，明朝遗老顾炎武等人仍视钟山为明祚的象征，时时顶礼而膜拜之。清朝统一全国后，南京降为省会，但统辖两江地区， 相当于现在的江、皖、赣、沪 3 省 1 市。在清廷为统一南方各地的过程中，南京是大本营。三藩之乱爆发，清廷又将南京作为后勤支撑地。朱元璋推翻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的统治，在南京建立明朝，后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翻满族入主的清朝统治，民国肇建，定都南京，就是十分自然的事。综上可见，明代南京是明初宫阙陵寝之所在，形胜险要之所系，府库图籍之所储存，全国财赋之所辐辏，它既是全国的统治中心，更是南半个中国的统治中心，经济地位某种程度而言甚至较北京更为重要。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与文化，南京在历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京的历史，在辉煌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闪耀着璀燦夺目的光辉。
明代南京对后世也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不说朱元璋在南京厘定的一代大明制度，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即或直接与南京有关者，也复不少。进入清代，直到清后期， 凡属明代南直隶地域范围的人，均自视为“南京”人，日本江户时代( 1603 － 1867 ) ，前往日本长崎通商贸易的江皖“唐人”，通常自称来自“南京”或苏州。近代中西通商兴起以前，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江南进口的棉布，称为“南京布”。直到现在，在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原来来自明代南直隶地区或南京城的后人，仍有不少自称是“南京人”。明朝南京，承载和寄托了极为沉重的历史责任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