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易说
[摘 要] 明代著名哲学家、“心学”思想体系之集大成者王阳明，虽没有以专著的形式对《周易》这部奇特玄妙的经典进行过全面、系统的阐解，但他也曾就《周易》经传及相关《易》理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本文对王阳明各类著述中的《易》说进行梳理与归纳，并对其《易》说与“心学”思想体系的关系展开辨析。（梳理、归纳王阳明各类著述中的《易》说，从其系狱谪居中研读《周易》，到由“易之阴阳消息”感悟“明吾心”，再到由“知至至之”印证“致良知”，以及从“致静守谦”阐述修养功夫，从“乾坤易简”推论心学简易法门，都体现出王阳明《易》说与“心学”思想体系的紧密关联。
[关键词] 王阳明 易说 心学
明代著名哲学家、“心学”思想体系之集大成者王阳明，其学术思想的渊源，主要由探究考辨宋儒理、心之说而“悟道”，颇承续南宋陆九渊心学之思考理路；其所依傍的经典，则以《大学》、《孟子》为主，又多涉及《中庸》、《论语》，而于《诗》、《书》、《礼》、《易》、《春秋》诸经，则间或援引、解说以为心学思想之参证。王阳明称：“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1](卷二，2—65) 对《周易》这部奇特玄妙的经典，王阳明在各类著述中，曾以随机指点的方式，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或融其《易》化入心学思想体系，或借助《易》理阐发心学之精微。本文集中地对王阳明《易》说进行论析。
一、易之忧患：系狱谪居中的研读
王阳明于正德元年丙寅（公元1506年）因上疏忤逆柄权宦官刘瑾而被廷杖并下锦衣狱，随后贬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于正德三年戊辰（公元1508年）春至谪所。这是王阳明一生中所遭遇之最大困厄境地，却也是他学说思想发展过程中“悟道”之契机。据《王文成公全书》的诗文，可知王阳明在系狱及谪居时，曾集中时间认真地研读了《周易》。《易》为忧患之书，《易》之忧患，正与身受的系狱及谪居的际遇相合，这大约是王阳明孜孜汲汲于《易》的现实原因吧。
嘉靖七年戊子（公元1528年），王阳明作《送别省吾林都宪序》，回忆了当年狱中读《易》的情景：“正德初，某以武选郎抵逆瑾，逮锦衣狱，而省吾亦以大理评触时讳在系，相与讲《易》于桎梏之间者弥月，盖昼夜不怠，忘其身之为拘囚也。”[1]（卷二十二，9—48） 而王阳明的《狱中诗十四首》（正德丙寅年下锦衣狱作）中有《读易》诗云：
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包蒙戒为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为节，虩虩未违道。遯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俛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1]（卷十九，8—45）
此诗中，王阳明除了赞叹《周易》之“微奥”与“至教”外，还论及《蒙》、《蹇》、《震》、《遯》、《蛊》等卦的相关义理。“包蒙戒为寇”，是就《蒙》卦的上九爻辞（“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及九二爻辞（“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而论；“童牿事宜早”用《大畜》卦六四“童牛之牿，元吉”之典；“蹇蹇匪为节”，“蹇蹇”句取义于《蹇》卦六二爻“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虩虩未违道”乃玩味《震》卦爻辞中“虩虩”所含的恐惧震惊、不违正道之意；至于“遯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则借《遯》卦九四爻辞（“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与《蛊》卦上九爻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来抒发其退隐修身之志向，与“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等句相呼应。
谪居贵州龙场驿时，王阳明所遭遇的生活困境，可从其当时所作的诗文（如《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却巫》等）中窥知。此时，他再次潜心于研读《周易》，其作于正德三年戊辰之《玩易窝记》曰：“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指，孑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瞭兮其若彻，菹淤出焉，精华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阨也。于是阳明子抚几而叹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1]（卷二十三，9—58、59）在此，王阳明生动地描述了研读《周易》的心理感受，接着，他抒论道：
夫《易》，三才之道备焉，古之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观象玩辞，三才之体立矣；观变玩占，三才之用行矣。体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动而化。神故知周万物而无方，化故范围天地而无迹。无方则象辞基焉；无迹则变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斋戒以神明其德也，盖昔者夫子尝韦编三绝焉。呜呼！假我数十年以学《易》，其亦可以无大过已夫！[1]（同上）
于“玩易窝”读《易》之时，王阳明正处在“龙场悟道”前后变化的阶段，其《五经臆说》也正是撰于时。《五经臆说》四十六卷，王阳明自述道：“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因而以娱情养性焉耳。”[1]（卷二十二，9—41）后来，“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1]（《五经臆说十三条》钱德洪按语，卷二十六，10—43）。王阳明殁后，门人钱德洪录得残留之稿，而论《易》者，有涉及《咸》、《恒》、《遯》、《晋》卦等数条。其中，论《遯》卦，抓住“阴渐长而阳退”之“卦时”，由“但利小贞而不可大贞”阐说君子处“遯”应与时消息，尽力匡扶，以行其道，求得身虽退而道亨之义理；论《晋》卦，则分析了“初阴居下，当进之始。上与四应，有晋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进，不暇与初为援，故又有见摧之象。当此之时，苟能以正自守，则可以获吉”，“盖初虽晋如，而终不失其吉者，以能独行其正也”[1]（卷二十六，10—44至46） ，这都是以《易》理论人事。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论《咸》卦《彖传》中“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语曰：
又，其论《恒》卦辞“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之语曰：
再，其论《晋》卦《大象传》“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之语曰：
此三条，已然呈现出王阳明将天地自然之道与圣人至诚之心，以及人心固有之明德联系起来思考、阐述的倾向了，换言之，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即心是道”、“心外无理”的“本体”观，在此时的《易》说中已现端倪。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与他身处忧患而研读《周易》也不无关系。
二、所以尊易：明吾心之阴阳消息
王阳明对儒家经典的认识与解说，显然是被组织在心学思想体系中的，其《易》说自然也不例外，也是基于心学思想体系中对“心”“道”同一之本体论的把握。
王阳明在与门人徐爱讨论后世“拟经之作”时说：
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1]（卷一，2—7）
王阳明门人钱德洪在《阳明先生文录序》中，曾提到“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而“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欲未涉，圣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陈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各以意会，不逆于心，群物以游，熙如也，是谓之意教。”[1]（卷首，序目8）此说乃承续王阳明之见解。王阳明认为，伏羲画卦，本于对“道体”的感悟，而《连山》、《归藏》等，则或多或少偏离正道，“纷纷籍籍”，致使“《易》道大乱”，至文王周公，《易》道才再次被正确地阐述，而后来孔子赞《易》，无非是将各种扰乱人心的虚文异说加以裁抑，以阐明纯一之道而已。
嘉靖四年乙酉（公元1525年）春，王阳明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他站在心学思想立场上评说儒家经典之价值意义。首先，他提出：“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生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这是将“经”、“道”、“命”、“性”、“心”等一视之，认为他们都是具有普遍、永恒的存在。由此，王阳明推论道：“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即谓儒家经典所反映的“常道”、“天理”等等，也就是存在于人人心中的“灵明”、“良知”。至于圣人何以要撰述经典，王阳明用比喻的手法说明曰：“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1]（卷七，4—47、48）六经，只不过是登记财富的“记籍”，真正的财富在于不假外求的“吾心”之中。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其价值意义，根本上说，也就在于与“吾心”的关联。他说：
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也；君子……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1]（同上）
《周易》这部经典，延续古代卜筮之形式，含藏象数与义理之蕴，既言天道又明人事，而王阳明基于心学思想体系所得出的关于《周易》的价值说，则以“吾心”为枢纽，归结为“《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可谓独具特色。且看王阳明论“阴阳动静”之理曰：
又，其论“仁”的“生生不息之理”曰：
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之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其渐，所以必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1]（卷一，2—25）
显然，王阳明所重视的阴阳动静、生生不息之理，最终都落实到“知道者默而识之”上，落实到“人之本心有仁根”上，也就是落实到“吾心”上。他曾直截了当地说：“夫盈虚消息，皆命也；纤巨内外，皆性也；隐微寂感，皆心也。存心尽性，顺夫命而已矣。”[1]（卷二十五，10—4）甚至，王阳明对“卜筮”的解说，也以“神明吾心而已”为要义：其门人问《易》，曰：“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王阳明答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伪耳。”[1]（卷三，3—12）可见，在王阳明的《易》说中，“《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也”及“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是他的一个根本性的认识，这显示了王阳明在建构心学思想体系过程中的创造性思考，也是对《易》学思想的另一向度的丰富。
三、知至至之：知行合一与致良知
王阳明门人钱德洪曾总结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为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1]（卷首，序目13）王阳明“为教三变”过程中，借《易》说以明教的内容也时有所见。
弘治十七年甲子（公元1505年）秋，王阳明主考山东乡试，所出的《易》类试题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语出于《乾文言》，乃赞《乾》卦九五爻者，王阳明颇注重其中“人”与“天”相契合的哲思奥蕴，如，在《传习录》中，门人记载的王阳明语录，有“先生曰：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者[1]（卷三，3—20），这显然是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之蕴涵与“良知”说进行融合。
在倡导“知行合一”及“致良知”的立教学说中，王阳明将《易传》中“知至至之”（《乾文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坤文言》），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系辞下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等语，进行了新的阐释。
在解说“居敬穷理乃是一事”时，王阳明说：
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穷理。就穷理专一处说，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密处说，便谓之穷理；却不是居敬了别有个心穷理，穷理时别有个心居敬；名虽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即是无事时义，义即是有事时敬，两句合说一件。[1]（卷一，第2—31页）
在解说“下学上达乃是一事”时，王阳明说：
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知者见之便谓之知，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智岂可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1]（卷一，2—17）
在解说“博学畜德乃是一事”时，王阳明说：
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1]（卷二，2—47、48）
关于“格物致知”与“穷理尽性”，王阳明说：
夫穷理尽性，圣人之成训见于《系辞》者也（笔者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语见《说卦传》而非《系辞传》），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后世之弊邪？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1]（卷二，2—44、45）
以上所引，都是王阳明通过对《周易》辞句的颇具独特性的分析解说，来作为其“知行合一”学说的经典依据。
对《乾文言》的“知至至之”一语，王阳明曾反复加以解说，以明其“致良知”之说。在《与陆元静》中，王阳明说：
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之也，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知耳。《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1]（卷五，3—86）
在《大学问》中，王阳明说：
致者，至也。如云丧至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1]（卷二十六，10—39）
在《书诸阳卷》中，王阳明又阐述道：“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知其如何为温清之节，则必实致其温清之功，而后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为奉养之宜，则必实致其奉养之力，而后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为如何温清奉养，而遂谓之致知，则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门不易之教，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1]（卷八，4—68）由此可见，“知至至之”一语，实为王阳明“致良知”说的最重要的经典依据之一。
四、致静守谦：寻修养工夫之门径
在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系中，明“本体”与修“工夫”是紧密联系着的两大要素。对此，王阳明除了博引《学》《庸》《语》《孟》为证外，亦曾引《易》辞为说，但他引《易》为说的侧重点多在于“致静”与“守谦”。
《周易·系辞下传》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对此，王阳明所做的剖析解说颇多。门人周道通以伊川与上蔡师生间关于“天下何思何虑”的讨论，问王阳明，王阳明答道：
上蔡之问，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1]（卷二，2—54）
类似的言论，又见于《答陆原静书》、《答欧阳崇一》等篇中，如：“理，无动者也。常知常存常主于理，即不覩不闻，无思为为之谓也。不覩不闻，无思无为，非槁木死灰之谓也。覩闻思为一于理，而未尝有所覩闻思为，即是动而未尝动也，所谓动亦定，静亦定，体用一原者也。”[1]（卷二，2—58）“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以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1]（卷二，2—66、67）可见，王阳明对“天下何思何虑”的体悟与解说，是以“天理昭明灵觉”的“良知”，“感而遂通”地联接、融通于天理。与“良知发用之思”相背离的是“安排思索”的“自私用智”，这只会“纷纭劳扰”而且遮蔽了“良知发用之思”。如何排除这一困扰呢？王阳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不无神秘色彩的“诚以明”：“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1]（卷二，2—68、69）这种向内求诸本心之明体的倡导及实践，必然带来心学思想体系中明显的“致静”的倾向，而王阳明对《易》辞所作的解说，也必然是在“致静”上的定向发挥。
门人董克刚，欲以策论上奏朝廷以博取功名，王阳明颇不以为然，认为其策论并无新意，此举系出于“好高务外之念”，乃劝阻说：“《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刚斯举，乃所谓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忧则违之。若克刚斯举，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遁世无闷、忧则违之之谓矣。”“克刚自此但宜收敛精神，日以忠信进德为务，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见是而无闷可也。”[1]（卷二十一，9—23、24）王阳明曾告诫门生说：“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1]（卷三，3—11）“君子思不出其位”，乃《艮》卦《大象传》语，自宋代以来，儒者讲性理、心性之学者，多喜援引为经典依据；“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忧则违之”等，乃《乾文言》中论初九爻之语，义主于君子潜心修德，不因外务而移心。王阳明对此类《易》辞的重视，显然是与他所倡导及实践的修养工夫密切相关。
“致静”之外，王阳明又重视“守谦”，其《书陈世杰卷》曰：
尧允恭克让，舜温恭允塞，禹不自满假，文王微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见，孔子温良恭俭让，盖自古圣贤，未有不笃于谦恭者。向见世杰以足恭为可耻，故遂入简抗自是，简抗自是，则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长。足恭也者，有所为而为之者也，无所为而为之者谓之谦。谦，德之柄。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仲尼赞《易》之《谦》曰：“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故地不谦，不足以载万物；天不谦，不足以覆万物；人不谦虚，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颜子以能问于不能，有而若无，盖得大谦道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则德修。毋谓己为己知，而辄以诲人；毋谓人为不知，而辄以忽人，终日但见己过，默而识之，学而不厌，则于道也，其庶矣乎！[1]（卷二十四，9—78）
“致静”与“守谦”，在内敛反省、卑退自修上有着关联、相似之处。“谦，德之柄也。”此乃《系辞下传》中“三陈九卦”之一语，历来为儒者所重视，心学思想的创立者陆九渊，在阐论“三陈九卦”时，也特别强调《履》、《谦》、《复》三卦，陆九渊曾说：“谦则精神浑收聚于内，不谦则精神浑流散于外。惟能辩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间举措动作之由，而敛藏其精神，使之在内而不在外，则此心斯可得而复矣。”[2]王阳明引《易传》“谦，德之柄”之语，又引《谦》卦《彖传》，勉励其门生，其用意盖与陆九渊相近，观其“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及“但见己过，默而识之，学而不厌”等语可知也。
在众多的《易》辞、《易》理中，王阳明特别重视并反复强调的是“致静”与“守谦”，视之为修养工夫的门径，这是王阳明对《周易》的选择的运用。
五、乾坤易简：心学体系简易法门
王阳明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1]（卷一，2—26）这是他对心学的由衷的感叹。王阳明屡屡言及“圣人之学，简易广大”，如：“凡工夫只是要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1]（卷六，4—20）又如：“理一而已，人欲则有万其殊，是故一则约，万则烦矣。虽然，理亦万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虽万殊，而皆具于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诸吾心而已，求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简易，所以为约也。”[2]（卷七，4—53）其门人也赞叹道：“窃窥先生之道，愈简易，愈广大，愈切实，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1]（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卷首，序目7）
心学思想体系由南宋陆九渊创立，至王阳明而发扬光大，集其大成，其学说特色之一，即为外在求理的“支离破碎”，而倡导求诸吾心的简易法门。笔者在《论陆九渊易说》一文中[3]，曾分析了《周易》的“乾坤易简”说对陆九渊“易简功夫”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王阳明的学说中同样是明显存在的。
王阳明在早年（“龙场悟道”之前）的《易》说中，还曾对《周易》的卦爻之象、辞进行探究分析（见《五经臆说十三条》，《全书》卷二十六），而到后来，他的《易》说，则呈现出提纲挈领的“简易”，如《传习录上》所记载的王阳明语录：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1]（卷一，2—11）
《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1]（卷一，2—16）
筮固是《易》，龟亦是《易》。[1]（卷一，2—18）
这体现了王阳明力求以简驭繁的立说倾向。为了反驳当时某些学者繁琐论证的学风，王阳明曾作《论元年春王正月》一文曰：
圣人之作，明白简实，而学者每求之于艰深隐奥，是以为论愈详而其意愈晦。《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盖仲尼作经始笔也，以予观之，亦何有于可疑而世儒之为说者，或以为周虽建子而不改月，或以为周改月而不改时，其最为有据而为世所宗者，则以夫子尝欲行夏之时，此以夏时冠周月，盖见诸行事之实也。纷纷之论，至不可胜举，遂使圣人明易简实之训，反为千古不决之矣！嗟夫！圣人亦人耳，岂独其言有远于人情乎哉！而儒者以为是圣人之言，而必求之于不可窥测之地，则已过矣！……今舍夫子明白无疑之直笔，而必欲傍引曲据，证之于穿凿可疑之地而后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则冬可以为春乎？曰：何为而不可？阳生于子，而极于已午；阴生于午，而极于亥子，阳生而春始，尽于寅，而犹夏之春也；阴生而秋始，尽于甲，犹夏之秋也。自一阳之《复》以极六阳之《乾》，而为春夏；自一阴之《姤》以极于六阴之《坤》，而为秋冬。此文王所演而周公所系，武王周公其论之审矣。若夫仲尼夏时之论，则以其关于人事者，比之建子为尤切，而非谓其为不可也。[1]（卷二十四，9—73、74）
在此，王阳明以《易》理中“十二辟卦”之说，证明了纠缠于《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微言”与“曲笔”的无谓。
王阳明对《系辞传》中关于“乾坤易简”的论说颇为赞赏，曾多次引用或化用其辞句，以说明心学体系的简易法门，他说：
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1]（卷二，2—51）
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卷二，2—68）
“至易至简，易知易从”，乃化用《系辞上传》中“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之语；“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乃化用《系辞下传》中“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以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之语。由此即可见《周易》“乾坤易简”说对王阳明的影响。
当然，王阳明在强调心学之学说与实践之“简易”时，也同时强调着它的“精微”。《传习录下》记载：
（先生）又曰：此道至简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诸掌乎？且人于掌何日不见，及至问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讲便明，谁不知得？若欲的见良知，却谁能见得？问曰：此知恐是无方体的，最难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1]（卷三，3—34）
在王阳明看来，心学“致良知”之道，人人可以反求诸心，无疑是简易法门；但在“致良知”的过程中，人欲外物的扰乱，又往往使得“良知”受蔽，本体难明，要臻至“良知莹彻”的精微，则需要持续不断的修养工夫。
对于《周易》这一古老而奇特的经典，王阳明从早期因忧患而研读，到后来借以阐明心学思想体系，涉及了明“本体”与修“工夫”的诸多方面，其《易》说均体现出了颇为独特的风采。分析王阳明的《易》说，有助于全面地理解、认识王阳明其人及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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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明·王阳明撰.王文成公全书[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
[2]宋· 陆九渊撰. 陆九渊集[M].北京: 中华书局,1980. 491
[3]黄黎星.论陆九渊易说[J].中国哲学史.2004.4.63-69.
（本文写于2004年秋，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所用文献资料《王文成公全书》，借阅自哲学学院资料室）
Study of Wang Yang-ming’s Interpretation of Yi
Huang li_xing
(Literature Schoo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Fuzhou ,350007)
Abstract：Wang yangming was the famous philosopher in Ming dynasty,the founders of the theory system of “Xin xue”(Studies on Xin).He did not interpret the classic zhouyi comprehensively,but he had many wonderful views about the text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ouyi and the idea of yi.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ching learning in Wang yangming’s “Xin xue”(Studies on Xin).
Key words：Wang yangming；I-ching learning；“Xin xue”(Studies on 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