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姓制”不光印度有，在这个邻国竟然也延续了500年|奴婢|士大夫|士族
严格的等级制度，大量奴婢的非人化生存，奠定了李氏朝鲜的立国之基。
文／班布尔汗
韩国在2017年上映了一部历史大片《南汉山城》，讲述了1636年清朝出兵朝鲜，逼迫朝鲜奉清为宗主的事件，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丙子胡乱”。
影片中，朝鲜君臣被清军围在弹丸之地的南汉山城，守无可据，援兵又畏敌如虎不敢来救。在自居“小中华”的骄傲和亡国危机的纠结中，朝鲜君臣经过痛苦挣扎，被迫弃明降清。影片克制、阴郁，几乎无感情色彩地展现出那段历史，算得上历史片中的佳作。
影片中有个情节很有意思：为了暂缓攻城，朝鲜国王命领相（相当于宰相）拿着酒和牛到清军大营劳军。进入军营后，看到了清军从明朝那里缴获的红衣大炮。为领相带路的清军朝鲜翻译得意地说：“你们国王居住的小山城，只要几发红衣大炮就灰飞烟灭了。”领相说道：“你也是朝鲜人，怎么能这么说话？”翻译答道：“我的父母都是奴隶，我生下来就是奴隶。在朝鲜，奴隶还算是人吗？别再说我是朝鲜人！”
在人们的印象中，李氏朝鲜王朝是不折不扣的“小中华”，制度、文化完全就是缩小版的明朝，而要说对儒学——程朱理学的尊崇，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实在让人难以和“奴隶制”联系起来，难道是电影为了增加戏剧冲突而虚构的吗？《南汉山城》很写实，朝鲜王朝确实有着以森严等级为基础的奴隶制。
儒学虽然讲究等级礼仪，也就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等，但毕竟兴起时已经“礼崩乐坏”，孔夫子便“有教无类”。对于等级，儒家一面强调包括辈分、年龄、性别、宗法等关系的差异，另一面也强调等级要以才能、学问、道德、智力为区分。这两种等级差异，虽然是必然而且合理的，但也并非固定不变的，是可以上下流通的，即所谓“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因此，若以儒学治国，一面要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予以打压，一面也要强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及“富不过三代”的合理性。如印度古代出现的种姓制度，严格区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不可接触”的贱民，泾渭分明，绝无流动，古代中国的儒者们是难以理解的。而朝鲜虽然以儒学治国，却因其自身历史原因和制度设计，形成了类似印度的种姓制，且又能与集权王权相得益彰，算是当时世界一朵奇葩。
“两班”乃完全的世袭门阀
以朝鲜王朝自己的说法，朝鲜的等级只有两分，即所谓“我国人物，非良则贱，只有二途耳”，也就是只有良人和贱人两个等级。实际上，朝鲜王朝的等级是有着两班、中人、良人、贱人也就是奴婢，共四个等级的。
这种等级划分，从李氏朝鲜王朝之前的王氏高丽王朝便开始发端。
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是朝鲜半岛最后两个王朝，因为都奉行“事大”也就是亲附中原王朝的政策，因此都很长命。李氏朝鲜享祚五百一十八年，横跨中国明清两代，王氏高丽稍短，也享祚四百七十四年之久，经历了中国五代、北宋、辽、金、元、明六个时代。
高丽王朝建立于公元918年，935年统一朝鲜半岛。建国之初，高丽便“素慕华风”，认为“华夏之制，不可不遵”，在推行科举的基础上，建立了“三省、六尚书、九寺、六卫，略仿唐制”的官僚集团，也就是所谓“两班”。
“两班”就是指文武官员。国君上朝时，君王坐北向南，以君王为中心，文官排列在东边，武官排列在西边，即“东西两班”或“文武两班”。
高丽之前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王朝，是以血缘等级的“骨品制度”为基础的贵族社会。骨品制分圣骨、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等。圣骨和真骨为王族，其余骨品分别为贵族、平民等，骨品之间等级划分严格。而高丽王朝效仿唐制，重文教开科举，一定程度打破了曾经的血缘政治。
但是，由于高丽科举以文科为贵，武科为贱，重要的官职都由科举出身的文臣所垄断。这些人又不断依仗自己的地位，依靠自己的门生、学派、私学等关系扩大势力范围；而武臣只能升至三品，在学术上天生弱于文臣的他们，无法升迁到更高职。这使得文武之间势同水火，最终导致了“武臣之乱”。武将发动政变，大杀文臣，控制国王而形成近一个世纪的武将“都房政权”。
待到元朝兴起，高丽成为其藩属并代代迎娶元朝公主为王后，又出现了因亲元而权势赫赫的“权门士族”。文臣、武臣、权门互相的争斗几乎贯穿了高丽王朝的历史，两班便未能以一个整体垄断国家权力，而这种高层争斗，也使得等级制度未能严格，无论谁掌握政权，都要吸纳各种人才为己所用，也就不可能严格等级制度了。
高层争斗在元朝崩溃后有了结果。武将李成桂联合文臣集团消灭了权门士族，最终篡夺了王氏高丽，建立了李氏朝鲜，开始了新型等级制度的建设。
朝鲜王朝建立后，李成桂特别吸取了高丽科举的经验教训，在注重文科的同时，提高武科的地位，所谓“文武两科，不可偏废”，使得文武两科科举地位相当。两班终于不再以文武之分而争斗，形成了统一的利益共同体。
朝鲜王朝的两班，虽以科举入仕，但从高丽时期便已经形成一个个门第家族。门第反映家门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势力，被称为“地体”。拥有“地体”的两班，是从高丽时期就通过科举占据着两班职位的上层阶层。从一开始，他们便已经固化，并不允许其他阶层染指，等级制度自是维系两班特权的应有之义。
等级的最高一级是两班。在高丽时期，两班是指文武班，到了朝鲜时期指士大夫。士大夫的法定概念，是五品以下官僚“士”与四品以上官僚“大夫”的统称，具有读书人“士”与入仕后从政人“大夫”的双重特征，是指有品阶的官僚。只有两班子弟才能参加科举文武科的考试。
中国的士大夫，是作为皇帝和万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在理论上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可填充的文化共相。朝鲜的士大夫则是完全的世袭门阀，形成数百年固定和世袭的集团。与血统贵族制不同的是，这种世袭是建立在儒家教养上，世代都能坚持苦修学问、修己治人。也就是说，“所谓尊尊者,入仕为君子者。其位尊贵，操业为小人者，其位卑贱”，如果“君子之子孙，世守其道，续文秉礼”，那么就可以“虽不入仕，犹为贵族”。
中人、良人和贱人
两班之下是中人，也就是技术官和身份低于两班正式子弟者。如医官、译官、律官、算员、观象监员、写字员、画员还有庶孽。所谓庶孽，就是两班的妾所生的孩子，良家出身的妾所生的叫“庶”，贱家所生的叫“孽”。
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南汉山城》剧照。
高丽时代，技术官和庶孽也属于两班中人，但在朝鲜时代被“降格”，不再算作两班。他们参加科考也只能参加杂科考试，杂科主要包括译科、医科、阴阳科和律科。通过杂科考试的，便可成为技术官，与文武科考试出身的文武两班有着严格的上下之分，一代技术官，世代技术官。
中人之下是良人。良人也被称为常民、百姓、平民、庶人、常人等，是自由农民和工商业者。这些人在法律上也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甚至服饰、居室、日常行为举止等，与无官职的两班也可相等。但这一阶层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机会真的依靠科举完成阶层跨越的。
他们不但要向国家缴纳赋税，还要负担徭役和军役。徭役就是官衙动员承担各种土木工程的杂役，在法定上，这种徭役规定一年一般为6天，但他们实际上按不同需要随时可能被征召。军役则是常民的义务兵役，其兵种为正兵与水军。服役形态一是当正军，也就是士兵，二是以“奉足”也就是辅助兵的身份担当正军的辅助。此外，良人还担负着贡物地方土特产品的纳贡义务。这些负担极为沉重，要想家中的一个男丁脱离生产后交学费去书院学习并参加科举，对良人家庭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良人之下便是贱人了。贱人绝大多数都是奴婢，男子为奴，女子为婢。奴婢按身份地位可分为公奴婢和私奴婢，公奴婢亦称“公贱”，隶属于王室或国家机关；私奴婢亦称“私贱”，归属于私人。私奴婢比公奴婢更卑贱，其主人被称为“上典”。
奴婢如同土地、家屋，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买卖、赠予和相续。上典对其奴婢可随意实施刑罚，在官衙许可下也可处死。除了谋反罪，奴婢不许告发上典的任何罪行，否则会被以紊乱纲常之名判处绞刑。奴婢所生之子，无论其父亲身份如何，一律按“随母法”，也就是跟随母亲的身份，因此只能世代为奴。
贱人除了奴婢，还有才人、白丁、巫堂、娼妓等。才人、白丁原属“异民族”特殊集团，主要从事柳器制造（用柳枝编织各种器具）、屠宰家畜等特殊职种，地位比奴婢还要低贱，但法律身份还算自由。
按照朝鲜初期法律，奴婢的价格是5升布150匹。后来改为15岁以上40岁以下的壮劳力奴婢，价格5升布400匹；14岁以下或40岁以上的，5升布100匹。而当时一匹马的价格是5升布400到500匹，即使是最值钱的奴婢，也不如马值钱，难怪《南汉山城》中朝鲜翻译会说：“在朝鲜，奴隶还算是人吗？”
在京两班携手，在地两班控制政权
一般来说，有着等级制度的国家，难以实现王权集权。李氏朝鲜虽然等级制度森严，却能让集权王权达到顶峰。虽然王权的行使者不一定是国王，但中央政府牢牢掌握着国家权力，从未权柄下移。
作为社会统治阶层的两班，分为在京两班(京班)和在地两班(乡班)。在京两班大多是两班中的名门，他们在首都汉城及其周边地区世代定居，形成名门望族，培育出很多中科举者，担任高官的人也很多，他们掌控着中央权力。一般来说，两班居住在汉城的北村和南村，其中居住北村的大多是特势权门两班，南村居住的大多是政治上失势的两班。
同时，在两班中占压倒多数的在地两班，则掌握着地方政权。京班和乡班的结合，使得整个朝鲜都是两班的天下，并无真正意义上能够对抗中央的地方势力。
在地两班，是由在历次政治斗争中被排挤出中央的两班及其子孙组成的。例如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戊午(1498年)、甲子(1504年)、己卯(1519年)、乙巳(1545年)所发生的“四大士祸”，就让很多在京两班离开京城汉城而回到家乡，成为在地两班。他们在源头上都有曾经上京做官的经历，都与京城有着诸多联系,这使他们很容易排挤地方乡吏，并确立自己在地方上的统治地位。
彩绘屏风上朝鲜李氏王朝的男孩们。
朝鲜因为市场经济很不发达，至17世纪中叶，买卖的支付手段还只是棉布和米。除了汉城和旧首都开城、平壤以外，几乎不存在其他城市。两班也就不可能如中国的士大夫可以选择进入城市居住，只能扎根于农村，并将农村视为自己的根本之地，守土重迁，世代相继。在农村，两班们聚居地为“班村”，常民聚居地为“民村”。
日后朝鲜被日本殖民时期，日本在朝鲜的总督府于1930年调查了朝鲜最著名的1685个两班同族聚居地的形成时间，调查的结果是：12.3%在500年以上，38.8%在500到300年之间，20.8%在300到100年之间，1.4%不到百年，27.2%时间不明。可见在地两班在地方上历史何其悠久，根基何其深厚。
由于当时李氏朝鲜规定，朝廷派遣的地方守令不能在自己的出身地任职；为了避免地方官形成势力，又规定任期短而且经常变迁。为弥补这种弊端，朝廷在地方设有监督乡吏的乡所、乡厅。而这些乡所、乡厅，正好使在地两班通过辅佐守令监督乡吏的工作，而成为地方统治体制的一员，即成为“亚官”。
如果在地两班仅能执掌地方，仍会出现地方势力，而朝鲜因为朱子学影响的深入，朝廷必须广泛接受民意言论，也就是政治“公论”。中央朝廷在决定重大事情或有棘手的问题时,往往以国王的名义颁布“求言教”，还派地方守令下访询问，倾听民意，重视士论。在地两班便操控和制造公论，从而影响中央政治。
在地两班虽在地方，却可直通中央，而中央的在京两班又因为与在地两班同属两班而支持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集权从而稳固了。
在控制着政权的同时，两班也是奴婢的最大所有者。地方上的人口，经常有近半数以奴婢的身份控制在两班手中。朝鲜时期的奴婢占全国人口的三成甚至近五成，而且大多数奴婢不是公奴婢，而是属于两班的私奴婢。
例如保存到今天的庆尚道大邱户籍大账便记载，1609年大邱的总人口为13913人，其中两班为1027人，良人为6894人，奴婢为5992人，而这近6000人的奴婢都是两班所有。地方政权由两班所掌控，人口近一半是两班的私有财产，两班的地位可谓牢不可破。
奴婢是两班在身份等级社会中确立其权威、保障其经济实力与生活富裕的基础。正是奴婢供养两班，才使得两班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专门从事读书治学、修己治人的活动。两班为了强化对奴婢的支配权，通过法制对奴婢加以贱人化，确立两班与奴婢之间上下支配服从的关系。
而且，朝鲜时期以家父为长的家族构成，是以父系为主的社会，但唯独对奴婢实施“从母法”。这正是因为对于两班来说，奴婢并不是具有社会一般属性的人，而是会说话的“家畜”一样的财产。
朱子学意识形态赋予李氏王朝超强生命力
儒家朱子学，也就是朱熹理学于14世纪末传入朝鲜后，在朝鲜迅速传播并深入人心。到16世纪初，已经成为朝鲜上下共同信奉、不可稍有怀疑的真理。朱熹本人也成为万民敬仰的圣人，社会开始全面向朱子学化发展。
在朝鲜，不仅国家，社会运营的诸制度、仪礼、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所有方面，朱子学都成为唯一遵循的原理；甚至个人意识与行动等方面也都统摄在朱子学的原理之中，朱子学是绝对的精神权威。
三纲五伦的人伦秩序成为所有个人乃至国家、社会必须遵守的公共秩序原则，而两班则成为率先垂范的主体。两班用朱子学建立起父子、夫妇、长幼这样的血缘家庭伦理秩序，将其扩大到在乡村建立地缘秩序，再扩大到国家、政治的秩序中。因此，国家成为一个以无数的家族伦理为单位构建起来的巨大的金字塔。
于是，两班掌控奴婢的现象自然要用朱子学进行解释，使之成为不易之理。
例如朝鲜著名学者、《高丽史》编撰人之一的梁诚之，在其所著《讷齐集》中便总结道，为何“中国，自唐尧至大明，凡二十六代”，而朝鲜“自檀君至今才七代”？就是因为朝鲜“大家世族布列中外，虽有奸雄，不得睥睨于其间也”，而大家世族之所以是大家世族，就是因为“以其有奴婢也”，使得“有内外上下之分也，礼义廉耻之养也；气力之成，名望之著也”。
朝鲜著名哲学家、实学思想集大成者丁若镛，在其代表作《牧民心书》中指出，国家所倚者士族，士族所依者奴婢，奴婢之法不能轻易改变。
在朝鲜儒学的理论中，国王与两班君臣间的主从关系如同两班与奴婢间的主奴关系，君臣之间稳固的主从关系亦是主奴之间关系的延伸。两班的私权与国家公权间，不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是儒家伦理纲常的制度化表现。
严格的等级制度、大量奴婢的非人化生存，奠定了李氏朝鲜的立国之基。不过，如果仅是制度上强制，而无思想文化的浸染，难以解释李氏朝鲜的超强生命力。
由于大量奴婢的存在，两班成为完全摆脱了生产劳动的有闲阶级，他们置身的领域便是读书修身治国理民。而朱子学的价值体系正好成为两班维持社会统治地位的有利工具，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食粮。读《四书》《五经》进而应试科举，成为两班主要的生活内容和毕生追求。
不过，真正能够科举入仕的两班只是极少数人。李氏朝鲜的官员数量常年保持着极少的数量，一般除京城以外，地方官吏还不到一千人。可想而知，对于绝大多数两班,尤其是对在地两班来讲，出仕为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两班子弟并不会因此将读书视为无用，因为两班是优越于中人、良人、贱人的尊贵阶层，而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就要彰显自己的价值。当价值的彰显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读书做官这一外在形式实现时，就只能向内在的身心修养及理念追求上去努力。
因此,两班子弟不但要在儒学学术上努力精进，而且崇尚轻利、崇义、兼善的士大夫精神，需要做到“忍饥耐寒，口不说贫；手勿执钱，不问米价”的境界，才是合格的两班子弟。正是这种价值追求，使两班文化尽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弊甚深，但还是形成了被整个社会所尊重、仰慕的文化，社会下层甘愿接受他们指导和管理。
在这样的社会，儒学与数量众多的两班身份阶层紧密结合，并在与之配套的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实践中发挥了高度的精神引领和道德规范功能，使朝鲜社会具有极强的自律特色。这种自律的特色，便是李氏朝鲜在内忧外患不断的历史背景下，还能维持长达五百年之久稳定统治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