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犍为养伤，如何成为坚定共产主义者？杨阐公作用十分重大
1924年1月20日，熊克武部退抵三台。10天以后又收缩到成都。熊克武力试图说服第3军的刘成勋率部加入作战，刘成勋以“连年作战，民不堪命”为托词，匆匆溜出了省城。熊克武只好又赶到资中，与赖心辉、石青阳协商，准备在杨森、袁祖铭等附北势力西犯戍都的时候，乘虚袭击重庆。
石青阳见大势已去，便甩手将队伍交给熊克武，独自溜到上海公寓去了。而投机军阀赖心辉早已同杨森达成默契，在资中、内江按兵不动，随时准备投降。熊克武眼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便孤注一掷率部袭击重庆和沪州，均遭到渗败。于是，只好带着残部由江津退往綦江，准备到贵州再谋出路。4月22日，赖心辉率部投向依附北洋政府的袁祖铭、杨森。历时一年多的西南讨贼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两位朋友分手之后，杨阐公转到重庆，刘伯承则借住张仲铭家。犍为五通桥，在刘伯承的生活经历中有着不平常的意义。这里风景十分幽美，清清的茫溪河缓缓流入岷江，村镇四周绿荫繁茂，山青水秀，素有小西湖之称。传说，古蜀国的一些名人学士或是官僚政客常常借此地作为韬光晦略和修身养性之地。刘伯承每天如同在军中一样，照样闻鸡起舞，习练拳术和“八段锦”，借以活动身体，呼吸新鲜空气。每日三餐，依然是粗茶淡饭，不是盐渍豌豆，便是辣子、榨菜、金钩豆瓣。当然偶尔也打打“牙祭”。他在这里一面养伤，一面继续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在得空的时候，刘伯承也和友人张仲铭到江中泛舟、垂钓。或是谈论天下大事，或是练毛笔字。有时也引吭高歌，吟唱“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抒发情怀。
刘伯承在犍为养伤，并不是个人“韬光逐获，含章未曜”，面是为了探寻救国的真谛，摸索新的道路。这一时期，他和杨阐公，吴玉章等革命者经常互通款曲，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书信联系。1924年2月5日，这一天正是新春佳节，刘伯承兴奋地握笔写信给杨阐公，谈自己学习的新收获，谈身体的近况，谈对新事物的理解和向往。杨阐公接到信以后非常高兴，他看到刘伯承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向新的革命道路，且身体又逐渐恢复，自分别以后在他心中的忧念一下就烟消云散了。
5月以后，杨阐公从成都转赴到重庆进行革命活动，两人之间仍然频繁地联系，畅谈时局、互诉衷肠、相互鼓舞。杨阐公把和刘伯承通信，当作生活中“刻不去怀”的要事。杨阐公在由上海返回以后，又专门给刘伯承发出一信，详细介绍上海革命形势，以及同中共中央和恽代英取得联系的过程。并且在信中继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重庆方面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鼓励刘伯承在新的征途上奋勇向前。
1924年下半年，四川军阀在成都忙于召开所谓“善后会议”进行分赃。而重庆是贵州军阀和四川军阀共同管辖的地方，这种杂乱的政治环境，使革命力量有可能较快地发展。同时，重庆交通方便，便于同上海、广州、武汉取得联系。杨阐公到重庆后同当地“S·Y。”(社会主义青年团)接上了联系。 6月间又前往上海，同恽代英会晤，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在这一期间转入中国共产党。8月中旬，杨阐公从上海返回重庆，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负责组织工作，后又担任书记。经过杨阐公等人的努力工作，四川各派进步组织的力量，逐步集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刘伯承到犍为后，一直和杨阐公保持着通信联系，时常交流思想、沟通情况。1924年8月下旬，刘伯承致信杨阐公，倾诉衷肠。9月2日，杨阐公即复信表示鼓励，并委婉而恳切地希望刘伯承投入到新的斗争中来。杨阐公发信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伯承)接着此信，或将产生一种感觉，向本道(共产主义)来也。”果然，隔几日便收到健为来信，刘伯承在信中表示：“从此脱离军阀羁绊，投身新的革命。”
不久，刘伯承同吴玉章一道出川考察，在湖南、上海、北京等地接触各界人士，体察工农运动，思想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1924年底，刘伯承又和吴玉章一道往北京参加国民会议。1925年1月他们到达北京，住石驸马大街太平湖饭店。这时国民会议促进会尚未召开，吴玉章趁此机会积极进行“Y·C团”的活动。从1924年初杨阐公、吴玉章在成都发起组织“Y·C团”以来，组织逐步扩展到北京。此间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政治大学读书的四川学生中，大约有二、三百人参加了“Y·C团”。吴玉章常召集“Y·C团”的同志开会，介绍四川、上海和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强调指出，以前的革命运动都不彻底，要彻底革命，就要学习苏联，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自前一次“Y·C团”成员和刘伯承谈加入组织的问题，到现在整整是一年了。一年来，他经过不断学习，深入思考，以及反复对比，特别是和杨简公、昊玉章的密一切交往中得到的启示和教益，终于认定只有走共产主义的路，才能救中国。就在这年初春，他经吴玉章介绍，在北京参加了“Y·C团”，开始了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刘伯承随即怀着兴奋的心情向在重庆的杨阐公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他同熊克武在政见上的严重分歧和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表示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
1925年1月27日杨阐公收到刘伯承的来信，非常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伯承与熊克武不和了。有今后不谈冯妇事之语——他的来信。此公已被玉章收入矣，可喜！”
此间，吴玉章详细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性质，并由赵世炎、童庸生、李国暄介绍入党，他立即给杨阐公写信，告之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国共合作的情形，提出解散原来的“Y·C团”，劝其成员按照中共中央规定个别覆行入党手续。“Y·C团”的大多数人，都按照这一原则先后加入中共。
1926年2月，杨阐公奉中央指示回川组建“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机构。当党的地委建立以后，当年5月，刘伯承由杨阐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负责军事工作。
1923年春，正值大革命高涨时期，刘伯承和杨阐公的战斗友情，也随着革命的高潮达到极致。他们一起在四川传播马列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发展党团组织，他们一起宣传国民运动，提倡国共合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们一起开展军事运动，加强对旧军队的团结、改造工作，以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为创建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准备力量。
1926年2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川革命斗争的组织机构。杨阐公被选为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吴玉章负责宣传(后为钟梦侠)。童庸生、朱德、刘伯承、刘愿安、周贡植、李嘉仲等曾先后担任委员、候补委员，或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从此，四川各地的党组织统归重庆地委领导。
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使党的力量在四川省迅速发展，全川革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地委刚建立时全省只有19名党员，到7月份增至42人。8月份党员人数达到120多人。此间，党员的分布情况是：重庆七八十人，成都二十余人，宜宾十一二人，秦江十一二人。到10月份统计时，党员的总数又上升为168人，是全国“发展最快者”之一。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和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组织，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伯承、杨阐公据此精神，积极在川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国民党在四川有着比较深厚的基础。辛亥革命后的10多年间，四川是国民党人拥有大量军队的唯一省份，曾号称为“国民党的地盘”，在川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四川的国民党组织被右派所把持。为此，刘伯承、杨阐公、吴玉章等积极开展整顿国民党的工作。自1925年8月始，他们就和吴玉章一道提出整顿国民党的三点计划：第一，建立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第二，培养一批效忠革命的干部，第三，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活动。可是，头脑昏庸的国民党旧人，对此表示怀疑，没有一点信心。于是，吴玉章同杨阐公、刘伯承等商量，很快确定了筹办重庆“中法学校，的计划。经过10多天的紧张工作，“中法学校”招收了200多学生，并在9月4日正式开学上课，后来，这所学校为革命培养了许多干部。
在筹办中法学校的同时，刘伯承、杨阐公等又从基层入手，整顿国民党组织，在荣县、綦江，南川、涪陵、丰都、成都、内江等市县开展党务活动，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从8月底起到10月20日止，成都市成立了112个区分部，荣县成立了“个区分部，党员有5200余人。安岳县20个区分部，内江县35个区分部，綦江县30个区分部，丰都县35个区分部，江北县20个区分部，潼南县18个区分部，江津县10个区分部，巴县13个区分部，沪县10个区分部，叙府10个区分部，岳池县1个区分部，保宁1个区分部，隆昌县1个区分部。重庆市有48个区分部和7个特别区分部，共有55个区分部，党员共有8000余人。在此基础上，选举了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吴玉章、杨阐公、童庸生等人当选。在六名代表中，有五人是中共党员。这次选举结果表明，四川国民党内，左派势力已经占了很大的优势。
1926年1月1日，在我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努力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如期召开。吴玉章、杨阐公等四川党部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四川的政治状况、商人状况、工人状况、农民状况、知识阶级状况、青年状况，以及党务状况等。会议期间，四川代表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给各省党部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四川国民党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左派同右派的斗争，到国民党“二大”前后，左派同右派间的斗争表现得愈来愈激烈。当地国民党右派利用吴玉章、杨阐公等到广州开会的时候，制造事端，趁机发难，企图使临时省党部迁往成都，并强行夺取文件、印信。刘伯承一面坚持斗争，一面派人致函广州，报告事变真相。根据这种情况，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会决定停止右派们的职权，并在“二大”以后改派杨阐公等为特派员，负责四川省党务(吴玉章因公留在广州)。
1928年2月间，杨阐公等陆续回川，与刘伯承共同战斗，并租定城内莲花池积厚里的一幢房屋为四川临时省党部的地址，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之名即由此产生。在刘、杨等人的艰苦努力下，统一战线工作取得重大胜利。排除了右派的势力，壮大了左派的力量，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均有了长足的发展，1928年11月25日，四川省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省党部成员，有杨阐公、李筱亭、刘伯承、朱德(玉阶)、李嘉仲、吴匡时、朱光潜、杨吉甫，邓劼刚。据我党中央文件记载，国民党四川党部“执行委员中，只有二人是左派，余均C·P”。省党部常务委员由杨阐公、李筱亭、邓劼刚担任。杨阐公兼管工人部和农民部，邓劼刚负责商民部，吴玉章任组织部长，陈宣三任宣传部长，刘伯承负责军事运动。共产党员周贡植、程子健、刘远翔、曾俊德等都以左派身份出席活动。
这些负责同志大多是一身二任，实际主持莲花池省党部，同时团结广大国民党左派一道共事，脚踏实地地进行工作，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因而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各界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就连四川的宣传喉舌《新蜀报》、《四川日报》等，表面上是军阀们的官办新闻机构，“但两报编辑皆落于我们之手”经常宣传革命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国民党右派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哀叹说：“共派清一色矣！”“彼辈独霸一时，炙手可热。”
国民党右派不甘心大权旁落，也在重庆拼凑一个省党部(即总土地省党部)，妄图夺取国民运动领导权，与莲花池省党部严重对立。四川军阀刘湘对莲花池省党部表面很“亲热”虚与委蛇，内心则恨之入骨，暗中扶持总土地省党部，利用它与莲花池省党部对抗，甚至还采取卑鄙的流氓手段，收买打手，天天找莲花池省党部制造斗殴事件。
针对这个情况，刘伯承、杨阐公在莲花池省党部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右派，组织力量实施反击。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斗争，总土地省党部被迫查封，左派力量更加强大。到1926年9月，莲花池省党部所属国民党员，由原来的五千多名猛增到九千多名。全省28个县、市和一个特别区，都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左派党部。曾任四川省议会议长的熊晓岩先生，写信给刘伯承说：“四川当局搞的是上层工作，你们搞的是基层工作互指工、农、兵)，是要挖墙脚，这样做恐怕要来得慢一点。”而四川军阀刘湘，早已感到有灭顶之灾的威胁，惊呼：“莲花池这一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呀！”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注意发动和团结民众，理所当然地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