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走近关学（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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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更迭，天崩地坼，神州陆沉，教训惨痛。面对无法改变的时局，不少学者坚持高蹈的士人气节、民族气节，对新王朝采取抵抗的态度，或以身殉国，或遁迹山林，或讲学乡间，号称“三大儒”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如此；被誉为“关中三李”的李颙、李柏、李因笃亦然。

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周至人。周至原作“盩厔”。《元和郡县图志》称：“山曲曰盩，水曲曰厔。陕西盩厔县，其地山环水复，因名'盩厔’。”如今更名“周至”，简则简矣，而其“山环水复”之义顿失。“二曲”就是“盩厔”的代称，这也是李颙在著作中自署“二曲中孚子”、“二曲野夫”而学者称其为“二曲先生”的由来。

李颙不仅与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而且与黄宗羲、孙奇逢齐名，并称清初“海内三大儒”。李颙为人颇重气节，多次上书力辞清廷征辟，实在无法拒辞则或卧病不出，或拔刀自刺以明志。其学虽兼收理学与心学，自云“去两短，集两长”，但根基还是陆王心学。其弟子王新敬云：“先生生平之学以尽性为指归，以悔过自新为心课”。当今学者认为，“悔过自新”是其核心思想，也是其工夫论进路所在。李颙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认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即以“识心见性”为本，，突出“内圣”工夫，然后推之于“开物成务，康济群生”的“外王”之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论者认为，这种始于反身求己，归之于践履的思想把心学、理学与关学重实践的特质有效地统一了起来，对关学的复兴确有大功，故全祖望称其“上接关学六百年道统，寒饿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无所凭借，拔地倚天，尤为莫及。”所著有《四书反身录》、《悔过自新说》、《二曲集》等。

李颙门人众多，能有效传其学者，首推王新敬。王新敬，号丰川，又作沣川。曾讲学大江南北，影响很大，故而，唐鉴认为：“关中之学，二曲倡之，丰川继起而振之。与东南学者，相应相求。俱不失切近笃实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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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李柏，字雪木，号太白山人。“生而赤面伟躯，器宇异常儿。”家贫，9岁丧父，俑于酒家。后入私塾读书, 一入小学，就常吐奇语，令师生惊叹。17岁时，偶读朱子小学，见古人嘉行嘉言，便焚去案头科举时文，受塾师怒斥而不顾，发誓要学古人。后来又屡次避乡试，漫游山野。24岁依母命应试，“补博士弟子员”。母殁，庐墓三年，后避兵移家，只身入太白山中，弃冠服而隐，率家人力耕，衣食居室简陋，虽生计颇为艰难，但他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过着淡泊的隐士生活，拒绝入仕做官。拥图书万卷，发愤读书，成为关中大儒，与李二曲、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 51岁时曾至周至访晤李中孚(二曲)，切磋学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李柏61岁，应好友之邀游南岳，漫游江、汉、洞庭湖、衡山等地，归后有《湘中草》诗集问世。南游归家后，正逢西岐大旱，李柏举家迁至陕西洋县等地，又有《汉南草》问世。他同情劳苦民众，抨击社会不公平，提倡“以德治天下”，不满清廷民族压迫，决心“存铁心，养铁膝，蓄铁胆，坚铁骨，以铁汉老可也。慎无捷径以终南”。著作有《斛叶集》、《一笑集》、《麟山十二诗》等。“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袭前人;诗则自成一家”。

李柏去世三十三年后，李二曲的高足弟子王心敬为李柏撰写了《墓碑》，高度评价李柏的学术思想。宣统年间，陕西学宪余坤批复眉县知县请再次收集刊刻他的著作，并指出“关中元气酝厚，代有绝学，典型不坠，端在斯人”。最遗憾的是他未能被编入《关学续编》之中。光绪时，宁河人高庚思激烈指出“以张吾（指张载）道门之户，不许为名儒而屏之关学之外……天下名集鲜不著录，而独停于'关学之编’。”光绪十九年，眉县知县毛鸿仪创修“雪木祠”，亲自为祠堂题写了“道继横渠”匾额，以昭贤名，载留史册。

刘学智先生称李柏为“山林之间，卓然一家”。今人常新作《李柏评传》，称其为“独行君子”，有“狂狷气象”，“不忘沟壑，高寄绝俗”。作者介绍李柏思想的渊源、构成及其时代背景，指出他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关学家，继承了张载开启的实践躬行、崇尚气节之关学传统，形成了以儒为本、兼取佛道、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体系，是明清之际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先驱者之一，于诗学和美学也有独到见解，对关中及周边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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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李因笃，字子德，一字孔德，号天生，自幼聪敏，博学强记，遍读经史诸子，尤谙经学要旨，精于音韵，长于诗词，兼通音律，崇尚实学，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韵学家、诗人。被时人称为不涉仕途的华夏“四布衣”之一。深于经学，诗逼杜甫，尝辨秦中碑版极有依据。行、楷书用笔秃率，意近颜真卿。李因笃一生安贫乐道，勤于研读，执教著文，毕生不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诗说》、《春秋说》、《议小经》、《汉诗音注》5卷，《汉诗评》5卷，《古今韵考》、《受祺堂诗集》35卷，《受祺堂文集》4卷，《受祺堂文集续刻》4卷，手抄本《山汉论》1卷等。

李因笃在经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清初散文家汪琬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代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说明他当时在经学方面可与顾炎武齐名。顾炎武在《抄书自序》中说：“天生今通经之士，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已者也。”他推崇程朱理学，反对心学，他继承关学传统，弘扬张载以理教人思想，主张人既要洁身自守，又要有所作为。他向友人讲述自己的学术研究时说，他用了整整10年功夫研究《朱子全集》，希望把朱熹的思想与四书联系，找出它们关系，尽管有人嘲笑，但他不为所动，认为下这种功夫是值得的。

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师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认为深入经学的目的，在于通晓古今治国之道，以利于国计民生，并把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中。在他的《受祺堂文集》中，其中策论即占一半篇幅，皆为治国兴邦之论。。

李因笃早年就以诗闻名于世，《受祺堂文集》序中称：“其文可追班马，惜为诗掩，其为名流推重，一时海内风行”。顾炎武在《酬李处土因笃》一诗中这样写到：“一朝得李生，词坛出飞将”。可见他在诗歌创作成就上并不亚于经学。

李因笃在音韵学研究上，一生与顾炎武携手合作，《音学五书》是顾炎武音韵学的主要著作，写稿时，常与因笃商讨，顾炎武说：“深知吾书，海内惟李天生一人”。可见对李因笃在音韵文字学方面造诣的肯定。李因笃还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诗中使用仄声的规律和特点，得到当时朱彝尊等人的肯定。他著有《汉诗音注》和《古今韵考》。

李因笃一生乐于教育事业，宣传他的学术思想，培养一代英才。他青年时在私塾任教，中年时游学全国各地，曾在关中书院、朝阳书院、富平镜波园讲学，名声传至关中内外，大江南北。晚年在家乡举办私塾，收徒讲学，直到临终，为教育献出了毕生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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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船山追慕张载还只是神交古人，那顾炎武与“三李”的交往则不仅是神交，而且是身交了。刘学智先生讲，在清初关学学者的学术交往圈里，顾炎武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其学术名望，而且在于他对清初关学的影响。同样，关中学者对顾炎武也有非凡的意义，以至于后者先后五入关中，前后栖居关中三年之久，最后还在华山脚下买田购屋，有定居之念。

三李中，与顾炎武交往最多的是李颙和李因笃，此外还有王弘撰，顾炎武称他们为自己的“关中三友”。

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指出:“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止，金陵不与焉，何也?时不同时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又经流寇之乱，烟火聚落，十无二三，生聚教训，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

然而，作为粤人，屈大均一再表达他对关中文化的倾慕。他在《登华记》说: “盖星有北晨，岳有太华，皇都有关中，皆天之枢地之纽，国家之根蒂也……是则盈天下皆太华之所磅礴矣! 故自天地初辟，太华定而天下之形势以定，太华诚天下名山之大宗，而四岳皆其支庶也。然则君子居之以立天下之正位，舍此又何之焉。”

顾炎武对于关中及其地域文化的倾慕为人所熟知。他在其《与三侄书》中说到: “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者不同。” “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关门，亦有建瓴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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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在关中长期游学中，与李二曲、李因笃、王弘撰互相视为知己，尤其是李二曲固死力辞官府征辟，“自是荆关反锁，不复与人接，惟顾宁人至则款之。” 李二曲在与顾炎武的长期交往中，对学术问题探讨颇多。尽管二人在有些学术问题的认识上有较大分歧，但这并没有影响二人的私人感情。

有这样一件不少人都谈到过的二人交往的故事。在国破家亡之际，作为披肝沥胆之交，惺惺相惜之人，亭林与二曲两位大师，其交谊远非寻常阿好之士可比。但是，亭林先生却拒绝了二曲先生对他的一个非常郑重的请求：为二曲先生的亡母写传。

亭林之“博学于文”，并非是做一个卖文为生的“文人”，他对宋代刘挚所云“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奉为座右铭。在为文方面，他谢绝一切应酬文字。二曲先生大概以为自己与亭林之交胜过管鲍，为挚友之母作传应该不在一般应酬之列，请托之际，却碰了钉子。顾的理由是：“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故不做也。”他还认为：倘若当年韩愈不写那些铭状之类的文字，则可为后世之泰山北斗，遗憾的是韩愈未能臻此。顾亭林非不重情谊之人，亦非曲为己饰之辈，在天地漂泊的际遇里，他立志“器识而后文章”，振衰起颓，矫枉过正而已。好在李二曲也并未因此而与之断交，据说，周至县如今还有一座“别顾桥”，是二曲送亭林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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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长李因笃19岁，可算得上是其父辈了。顾炎武北游至晋时，已过不惑之年，名满天下。而李因笃还算青年才俊，因所著诗文高古精邃，名播海内，让顾炎武这位大学者也有意结交。两人首次会面，就相见恨晚，意气相投，结为至交。

康熙五年(1666年)，两人第二次相见于代州。联络志士20余人，于雁门、五台之间，披荆斩棘，垦荒种田，以图复明之举。无奈天下初定，大势已去。李因笃回乡钻研学问，而顾炎武继续北游，但活动范围主要就在今渭南和山西运城一带。两人是若即若离，肝胆相照。

康熙七年(1668年)春，顾炎武因文字狱牵连，在济南入狱。李因笃侠肝义胆，不避艰险，疾行三千里，冒暑入都，竭力营救，顾终在同年10月获释出狱，二人在北京第三次相会。康熙十四年(1675年)，周至李二曲应富平县令郭九芝之邀，隐居于郭为其修建的隐士庄拟山堂别墅，顾炎武和李因笃经常来此一块研究学问，和诗唱文，讲学质疑，长达五年之久。康熙二十年(1681年)，顾炎武在山西曲沃病倒，他以信告诉李因笃，因笃即派弟子探视。岂料次年春节，亭林先生宴请宾朋后的一天，因上马失足，年初九即去世。噩耗传至富平李因笃家，他即挥泪写了《哭顾亭林先生一百韵》，深表悲痛与怀念。两人在治学和研究方面，也配合默契，常常相互鼓励和学习。《音学五书》是顾炎武音韵学的主要著作，写稿时，他常与因笃商讨，他曾说:“深知吾书，海内惟李天生一人”。可见他的谦让，以及对李因笃在音韵文字学方面造诣的肯定。　

顾李之交还引出了一则“聚会镜波园”的佳话，据说是这样的：西出富平老县城北折而行七八里的浮山下有座园林，以其傍山临水，风光赛江南，遂起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园名：镜波园。主人朱树滋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便“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邀请一些名流学者来此雅居、休闲，其中自是少不得邀请本县大学者李因笃先生。

由于李因笃的关系，顾炎武、傅山及“关中三李”的其他二位李柏和李二曲齐聚镜波园。一时间，这么多当时学界顶尖极品人物荟萃斯地，在一块研讨学问，吟诗唱和，小小的镜波园自是吐气为云，发声为雷，山河妩媚，星灿斗明。朱家藏书丰富，据后来亭林先生回忆，竟有万卷之多！且园林对门便是一家酒坊，如是，有书，有酒，且兼有这么多挚友，不难想象，此番聚会镜波园的诸先生竟日盘桓狂歌长啸之情景了。

当然，作为严肃学者，如何在社会巨变的新形势下振兴儒学，则更是他们关注关切的问题。不论是亭林先生倡导的“外王事功”，还是“关中三李”主张的“通经致用”“躬行礼教”，都旨在反对宋明以来不去关注国计民生，只知空言理学心性的清谈空疏之学风，他们把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其精神追求。难怪李因笃在他《镜波园宴》一诗中，说他们“竟日栖迟仍卜夜，频燃藜火续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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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王弘撰，字文修，一字无异，号太华山史。监生，博学工书，精于书画金石鉴别，持反清复明之志，康熙十七年荐博学鸿词，坚辞不就。世居华山，有读易庐，著《易象图述》《山志》《砥斋集》等。他在理学、史学、易学研究和诗古文词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得到了顾炎武、傅山等友人的高度赞许。顾炎武称王弘撰为“关中声气之领袖”，又道：“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

据刘学智先生讲，二人交往始于康熙二年顾炎武第一次来关中时，此后相交日深，亭林每次入关，都要到华阴拜访，甚至以王家为落脚点。顾去世后，王将自己的“读易庐”改名“顾庐”以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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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兆濂是传统关学的最后一位大儒，也是陈忠实先生《白鹿原》里朱先生的人物原型。在作品中，朱先生是白鹿原的文化灵魂，是原上社会秩序的约定者，是百姓行为的影响者，是天灾的救赎者，是兵变的消弭者。总之，是关中白鹿原上的精神领袖。

有人说，在《白鹿原》中化身朱先生的牛兆濂，是关学的最后一位传人，是理学的最后一位传承者和坚守者。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之美；“崇礼贵德”的秩序之美和道德之美；“经世致用”的求实之美和践行之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和气节之美。这位被陈忠实作为关中社会文化灵魂的牛兆濂在刘学智先生的《关学思想史》得到了这样的评价——

牛兆濂“以程朱的捍卫者而成清末民初关中一面旗帜”，他“被尊为'关中大儒’和'横渠以后关中一人’。在传统理学日渐衰微之际，牛兆濂自觉地担负起捍卫传统学术、严辨师说门户的责任，既表现出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同时又有在传统理学框架下对时代做出的某种积极回应。其思想中积极与变通、坚守与顺应，都映射出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与冲突。然其所保持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和矢志不渝的节操，则又体现出鲜明的关学特征。可以说，牛兆濂是传统关学在清末民初终结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