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中首先提出“性善论”是孟子，提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先天固有的，并用其四端说加以论证，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但就这两句话而言，其实并未论证为何人性必然是善的。如第一句，善和水并不具备类比性，两者本质含义完全不同，所以说这更像是孟子的一厢情愿，同样的如果持他相反观点的人引用他这句话，声称“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好像也无不可，所以这句话更像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论据。至于四端说，如果仔细想想也是有些牵强的，既然人性天生就是善的，那么如果自然生长，不加干预也定是善的，毕竟人性有向善的趋势。事实上，如果举个狼娃的例子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被狼从小带大的孩子，没有接受过任何教化，怎么可能会有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以及是非之心。孟子应该是基于对处在人类社会环境下成长的孩子的观察而得出的结论，但这些小孩子虽然也还小，但已将得到了长辈的一些教导，已然跟“人之初”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才产生仁义礼智的端倪。而儒家中的另一位大师荀子则提出了相反的学说，即“性恶论”。这里的“性恶论”是相对于“性善论”而言的，没有否定人性中有善的部分，主要是强调人性中除了善，还有恶的部分。或者说是在世俗的标准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荀子认为，“生之所以为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也就是说荀子认为生下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就叫做性。在这种状态所表现出来的好恶、喜怒、哀乐就是他的情感。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伪”。荀子认为，“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通俗点讲就是先天和后天的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受到先天和后天的影响，先天的不可改变，而后天的可以改变。又谓：“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于而过众者，伪也。”其意思就是圣人与常人在先天没有什么差异，只不过后天的部分超过常人罢了。这个观点放在现在我们很好理解，但在当时这样的观点在诸子百家中已然是异端了，所以荀子对于人性的思考超过了那个时代，在现在也依旧受用。荀子还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人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木头，一开始性决定了这块木头有精美的地方也有丑陋的地方，而后天的教化就是个雕琢的过程，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来使这块木头更加地精美。人们把雕琢得不怎么样甚至雕坏了的，称之为小人，雕琢得很精美很漂亮的，称之为君子，而其中最为精美最令人赞叹的，称之为圣人。故荀子十分主张人们要积极学习，因此才作《劝学篇》以激励后人，不赞同人自然成长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己，才能一步步接近圣人的地步。现在大家普遍接受“性善论”的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主要是南宋学者王应麟写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产生的影响，毕竟著名的古籍大家从小都背过几句，而往往又是开篇那几句，故流传甚广；第二，人趋向于相信人生下来就是善的，特别是如今承平日久，往往见不到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恶人，更加觉得只是有一小部分好人变坏了而已。但回望历史很容易发现，越是战乱时代，儒家就越衰微，法家就越是兴盛。这是因为当儒家所倡导的教育被战争阻断之后，人性中的恶就很容易显露出来。既然没了教化，那只好用法来压制人性的恶。第三，历代的君王有意使子民相信人生来是善的，好让这些可怜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第一想法是：虽然欺压我的官吏是坏的，但君主是好的，只是君主不知情而已。所以过去的人们总是幻想皇上派个钦差大臣来为他们主持公道，惩恶扬善，扫平贪官，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就在这样幻想中，他们逐渐忘记了反抗。所以荀子从来都是儒家的异端，不被君王认可，在这件事上，这是儒家的悲哀，是受尽苦难的芸芸众生的悲哀。但“性善论”也不并非全无好处，虽然通过分析我们很容易推翻它，但有时候相信一件事情，真相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当所有人都相信一件事的时候，就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当从古到今的人们大部分都相信“性善论”时，就注定了我们是个向善的民族，只要不是生存艰难或是利益熏心，大部分人都向善的，这是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情，这使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趋近于美好，这是儒家跨越千年带来的一大利好。虽然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可否认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就是儒家思想，历史上令我们感动的人物，大多都是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的体现。儒家文化也给我们现代人们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好处，只不过我们很难察觉这是儒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