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不爱魔都爱北京
在中国，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知名度最高的日本作家之一，就排名来说，大约紧跟夏目漱石，稳居第二。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芥川文学奖，二是《罗生门》等电影，最近又多了一部新片《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可是，芥川奖是在芥川殁后，由菊池宽创设的纯文学奖项；《罗生门》虽然是芥川的小说，但广为国人所知者，与其说是小说原著，毋宁说是导演黑泽明。换言之，国人对芥川龙之介的“了解”，多借助于文本之外的途径，其实蛮可疑的。
芥川是小说家，也写随笔，《中国游记》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随笔作品。所谓“成名要趁早”，芥川是践行者，早在东京帝大读书时，便发表了代表作之一《罗生门》，受到大正文坛的瞩目。1919年，芥川结婚，随后辞去了海军机关学校英文教员的教职，加入大阪每日新闻社（“大每”），成为领干薪而无需坐班的签约作家——这是与国民作家夏目漱石同等的待遇（1907年，漱石加盟朝日新闻社，成为专业作家），标志着财务基本自由。
芥川签约大每后的头一个大项目，就是中国行，也成了文坛大事。1921年3月9日，大每在东京上野的静养轩，举行盛大的壮行酒会，出席者多达四十人，其中不乏文坛头面人物，如菊池宽、久米正雄、里见淳、与谢野晶子、松村梢风、山本有三、室生犀星等。芥川抵达上海后的翌日（3月31日），“大每”在版面上广而告之：“近日将连载特派员芥川龙之介的《中国印象记》”，报道“新兴作家眼中新的中国”。……中国乃世界之谜，也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国度。尽管古老的中国仍如老树横斜，新的中国却已是嫩草吐绿。在政治、风俗、思想等方方面面，中国的固有文化无不与新兴势力犬牙交错，而这正是其魅力之所在。”
按报社当初的计划，芥川应每天写一节内容交付连载。可不承想，作家还在船上时就发起了高烧，加上晕船，以至于人一到上海就病倒了，被诊断为干性肋膜炎，住进了医院，且一住三周，日发一篇的计划遂流产。芥川是头一次出国，而上海是第一站，“这不仅是我对上海的第一瞥，同时也是我对中国的第一瞥”。
芥川和前来迎接他的三位新闻界朋友（两名大每特派员和一名路透社的英国记者朋友）一出码头，“几十个黄包车夫一下子就把我们包围了”。被这一幕吓到了的芥川作家，内心感到了强烈的违和感：
说起来车夫一词，在日本人的印象中绝非一副脏兮兮的邋遢模样。反倒有种威猛的气势，不无江户范儿。可中国的黄包车夫，说他们是不洁的代名词，也不为过。而且乍一看去，个个长得怪模怪样。他们从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各自伸着脖子大声叫喊，不免令刚上岸的日本妇女感到畏惧。在被他们当中的一个拉住了袖子的时候，连我都情不自禁地往高个子的琼斯君的身后退却了。……看来在上海，倘无决死的气概，轻易是坐不了马车的。
就这样，对黄包车夫的观感便定格为芥川对上海和中国的“第一瞥”。此后，这种负面印象一路增殖，不断被强化。作为日本人，芥川跟大每同僚学的头一句中国话，不是“对不起”“谢谢”，而是“不要”，其内心的拒斥感可想而知。去梨园看戏，坐定后，马上会有店小二递过来热毛巾和剧目单。对大壶茶、西瓜子之类，芥川会坚决地说“不要”，但热毛巾还是要的。可自从他有一次目睹邻座一位仪表堂堂的中国绅士用刚擦过脸的毛巾又擤了一通鼻涕之后，索性连热毛巾也“不要”了。
二十世纪初叶的上海，既是老牌列强“东方主义”想象的对象，也是新晋列强链接西方的入口。德富苏峰、谷崎润一郎、松村梢风、佐藤春夫、横光利一等作家文人竞相去魔都朝拜，出版了一大批游记文学和随笔小说。摩天楼、霓虹灯、夜总会、鸦片窟……既是人生冒险的“收藏夹”，也是知识人对自身的近代想象的调试和彩排——某种意义上，东洋知识人的“魔都体验”，其实就是“近代体验”。先于芥川两年半，首次去上海的谷崎润一郎，正值其艺术上的西洋志向的高峰期，魔都初体验爽到不行，甚至动了“可在此置业”的念想。不过，那些表层的纸醉金迷般的浮华，对东京帝大英文科出身的芥川来说，却无甚诱惑，他显然更看重文化身份，或者说文化的“原产地”。殖民地的二手勾兑“假洋酒”，反而败坏了他的胃口，令他有种虚无感：
这间咖啡馆，比起刚才的“巴黎”来，档次似乎要低得多。在漆成桃红色的墙边，一个留着大分头的中国少年坐在一架硕大的钢琴前，弹奏着乐曲。另外，咖啡馆的正中是三四个英国水兵，正与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跳着格调低下的舞蹈。最后，在入口处的玻璃门边，一个卖玫瑰花的中国老太婆，在吃了我的一通“不要，不要”之后，茫然地看着水兵们跳舞。此刻，我的心情犹如在欣赏着画报上的一幅插图。这插图的标题，不用说叫做“上海”。
芥川原本身子就弱，素有洁癖，加上在魔都生了一场病，人变得更加神经质。一个阴雨的下午，从1900年起就生活在上海的俳人岛津四十起陪他游览魔都，在城里转悠，走到一处有名的湖心亭，芥川目击了更骇人的一幕：
言归正传。那位中国人悠然地冲着水池撒起小便来。管他陈树藩扯旗反叛也罢，白话诗的流行已日渐衰微也罢，日英续盟论甚嚣尘上也罢，这些事儿统统不在话下。至少，从这个中国人的态度和脸色上看，有一种十分悠闲的神色。一间耸立在阴沉沉天空里的中国式破旧亭子，一泓布满病态绿色的池水，一大泡斜斜射入池中的小便……这不仅是一幅调子忧郁的风景画，同时也是我们老大之国辛辣讽刺可怖的象征。我对着那个中国人的身影凝视了许久。
“你瞧，这些石板上流淌的，不全是小便吗？”四十起面露苦笑，三步并作两步，拐过池边去了。经他这么一说，果不其然，我嗅到空气中飘荡着浓重的尿骚……
不过，千万别以为芥川作家对上海的“偏见”，会损害文本的价值，他毕竟是有深厚汉学修养的大作家。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芥川只是性格与魔都的气场不合，仅此而已。但他对风俗文化的细节观察与描写，与章炳麟、郑孝胥、李人杰等中国知识人的交流，均颇有可观。如他也曾考察过魔都的鸦片窟和堂子等风月场所，对沪上文人叫局的风习，有相当细腻的描绘，有些细节恐怕只有日人才能体会并记录下来，如雅叙园的局票上，“角落里还印有‘勿忘国耻’的字样以鼓动反日的气焰”。诸如此类的小掌故，俯拾皆是，颇具史料价值。
读《中国游记》，明显会感到芥川对江南地区的热情要大于上海，在《江南游记》部分，对苏杭宁和西湖灵隐的纪游文字中，拟古趣味焕发，白乐天、赵孟頫等人的诗句信手拈来，在苏州城的孔庙，一瞬间感到“苍茫万古意”，踏上长满青苔的石桥，不禁吟出日本汉学家、诗人今关天彭的两句诗：
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
而今关当时正在北京。
芥川最喜欢北京，“我在中国从南到北旅行了一圈，最中意的城市莫过于北京了”，“那里的确是一个住起来十分舒心的地方”。他在北京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月，遍访名胜古迹，写下《北京日记抄》，文字带“色温”：如他喜欢登上城墙放眼远眺，“数座城门看上去像是在青青的白杨和洋槐中被渐次织绣出来的一般”，如他注意到“北京城里处处有盛开着的合欢树”，“骆驼漫步在城外旷野中的景致，更是让人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怀”，等等。他在北京见到了胡适和高一涵。原本也想见周作人，但周在西山养病，终缘悭一面。芥川与胡适见了不止一次，还一起吃过饭。据《胡适的日记》1921年6月25日记载：
今天上午，芥川龙之介先生来谈。他自言今年三十一岁，为日本今日最年少的文人之一。他的相貌颇似中国人，今天穿着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气，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
芥川从3月下旬访中，从南到北，一路鞍马劳顿，生了不止一场病。但对他来说，北方好于南方，不仅“眼界为之一变”，而且“所见之物皆在无声地展现着大中华和几千年古文明的风采，我不禁被其雄浑与博大所深深打动”。他甚至预言：“将来中国实现统一之后，必然仍旧定都于北方。”可惜他没能看到预言兑现。
总之，芥川作家颇接北京的地气，怎么待着怎么舒服。乃至后来偶尔以北京为半径，到周边地区做小旅行时，竟然平生了一种对北京的乡愁。他在《杂信一束》中，记录天津行旅的文字“十八”中写道：
我：“走在这样的西洋式街道上，真有一种莫可名状的乡愁啊。”
西村：“您还是只有一个小孩吗？”
我：“不，我不是想回日本，而是想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