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专栏 | 毛嘉玥：复 生（下）
文：毛嘉玥 / 图：堆糖
献给即将成为苏联和已经不再是苏联的伊利亚·布拉金斯基
人国名对照表：
阿尔弗雷德·F·琼斯－美利坚合众国
王耀－中华人民共和国
阮氏玲－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任勇朝－朝鲜人民共和国
世界是无比广阔的，哪怕人们有时候狭隘得不能彼此容忍，大部分人仍然是互不相干地生活着。在美国人过着平静的生活时，遭受了政治地震的俄罗斯人正在苦苦挣扎。苏联解体当晚有殉道者吞枪离世，伊万原本对此不屑一顾，然而他发现伊利亚虽然输掉了“脑海”中的战斗长辞于世，他临终前的叮嘱却并没有说谎：当年倘若是他继任国家意识，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他死了太久，1927年的经验已经不适合当今——核武器、计算机、人造卫星，无数新鲜事物涌现出来，每一个都对当下的国际局势至关重要。苏联分崩离析之后独联体的力量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筹码的棋局是下不下去的。
他越存着对人民天生的关切，就背着越沉重的负担，讽刺的是，把他用阴损的政治手段复活的领导人，却毫不在乎人民的死活。寡头崛起，国民财富外流，许多人一辈子积攒下来的财富贬值得换不到足以果腹的黑面包。于是一切都被卖掉：企业员工卖掉国民劳动，高级人才卖掉矜贵和骄傲；女性卖掉身体；老兵卖掉自己青春血汗换来的荣誉。在又一个和上司不欢而散的傍晚，伊万·布拉金斯基疲惫地打开家门，发现门上大大方方地粘着一个窃听器。
他把它拔下来，试图把这些最新科技弄明白。不一会伊万就发现了：它并没有在窃听自己，而是储存着一段音频。
“……如果你要问的话，我得说，约瑟夫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好。”
开头几个音节刚出来，他就听出这是谁的嗓音了。伊万抿紧了嘴唇，他确实掉以轻心了，这段时间的执政让他深刻地意识到当今和往昔是截然不同的，医疗技术的进步快得超乎他的想象。
“如果说我仅剩的记忆中的他，他给我实干但沉默的印象，这并不坏，但弗拉基米尔曾对我说他是‘只会做辣菜的厨师’，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当上了最高领导人，还把列夫、米哈伊尔他们都赶尽杀绝。党内民主被他破坏殆尽，他抛弃了思想斗争，使用大规模的行政镇压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反对他的人，这一切已经造成了专横和恐怖，这是我不能接受和容忍的。的确，在他的领导下十年完成了工业化，反法/西/斯取得了胜利，然而应该看到，如果没有此前的大清洗运动，如果他早期没有参与瓜分波兰，放任德三做大，或许红军早期不会如此失利。许多在我的记忆中留有印象的开国元勋名誉尽失，被秘密枪决，对待同志这样粗暴和滥用权力的态度，是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总书记身上的。”
“明智的地方么？当然有的，但正因此，人们忽视了民主的破坏，忽视了权力的制衡与反专制，体制将难以稳定下去。如果因为一只脚太强健，人就适应了单脚跳步，这不是很奇怪吗。”
“……不，虽然我是俄罗斯人，但我并不认为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伤痛就是无关紧要的，不应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应拘泥于一国的形势。然而，约瑟夫之后的行径，他所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他对于暴力的热衷和近乎炫耀的使用，能算是真正的领袖么？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么？我……我很怀疑这一点，更加令人恐惧的是，在他在世时，没有人怀疑过对他这样极端的个人崇拜。”
伊万听到这里啪一下关掉了窃听器，他站起来，夕阳正拉扯着最后一丝光线坠入地平线，确切地说，它在去往地球的另一端。紫黑色的天幕垂下来，街道上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光。他呼出一口长长的气，吐出的白雾在夜色中消散，手掌又不自觉地覆上自己围巾下的伤疤：“……不要死啊。”
“死了的话，就再也没法开口说话了。”
应当如何生，应当如何死，许多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命运安排，逃脱命运的人，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幸福。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无稽之谈，然而国家意识就是由大多数人塑造出来的一种生命、一副心灵。哪怕伊利亚·布拉金斯基已经从这副重担中艰难地解放出来，他的生命仍然与地球那端的土地和人民息息相关，独善其身是不可想象的，国家意识的心永远动荡。
他在华盛顿，不仅热切地阅读关于过往历史的著作，并且积极地关注当下的时事政治，他这样向阿尔弗雷德解释：“我毕竟是个俄罗斯人，况且，不管怎么说，万尼亚还是我哥哥，我和他的关系并没有差到那个地步。”
如果他的记忆停留在1922年，那么1921年三月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确实大大改善了俄国兄弟之间的关系，他们不再是“白匪”和“赤匪”的领袖，而是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合作者。至于年长关系颠倒，那已经是1928年以后的事了。阿尔弗雷德对他关注时政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并且暗暗窃喜于伊利亚对当下时政的几乎所有看法，都顺着他铺设和预想的轨道前进。
如果阿尔弗雷德回想起这段平静无波的日子，也许能从中多少窥见些蛛丝马迹，但人们总是在洪水到来之后才发觉堤坝的年久失修。当伊利亚对银河号事件发表意见时，阿尔弗雷德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纽约时报也抨击他的做法，但他知道这些反对意见都来自“自己人”，并不会真的对他造成什么威胁。但很快气氛变得更加不友好起来：伊利亚指责他出尔反尔，一再染指第三方货物，肆意破坏国际贸易规则。阿尔弗雷德心生不悦，甩过去硬邦邦一句：“我有我的立场，我代表的是华盛顿的意志。”
“如果这就是华盛顿所希望的，那还真是我高看你了。”
伊利亚失忆以来从不会这么跟他说话，也不该如此。阿尔弗雷德隐隐不安起来，心里开始升起烦躁：“你就那么袒护王耀？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不是一个生于不义的国家。”伊利亚的红眸此时冷冰冰的，重又泛起他熟悉的危险光芒，“你才是。”
思想不是最锋利的武器，但却是最危险的，因为事实一旦确定便永远存在。伊利亚曾经以为倘若人民抛弃了他，那就应该遵从人民的意志，让伊万·布拉金斯基登上历史的舞台。然而，当他无意间闯入一个旧货市场，在摊位上发现了他再熟悉不过的勋章样式时，一种惶恐顷刻间袭击了他。
一级卫国战争勋章颁发了三十二万枚，二级卫国战争勋章颁发了九十五万枚，除此之外，还有红旗勋章、劳动英雄奖章、英勇勋章、切尔诺贝利勋章，然而就在这么一个旧货摊上，各种样式让人眼花缭乱，连伊利亚自己，都因为失去记忆而无法认全。很多勋章甚至还有配套的奖章套和证件材料，这样更能卖出高价。当摊主询问他要不要买回去收藏时，尽管伊利亚·布拉金斯基的英语仍然不太熟练，他还是在寥寥几语后就从摊主随意的口气中明白：那些曾以为能、也应当永远留存的荣光，已经随着他的死去而被偷走、被抢夺，流落各地了。如今，伊万根本保护不了曾经为这个国家奉献一切的人们，也没法给人民带来稳定安全的生活。所以，他真的是更好的选择么？
他想起自己那套在来美国之前穿着的旧军服，上面佩戴了很多勋章。伊利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穿着军服、佩戴整齐死去，疑问如同鬼魂，一旦出现便纠缠不休：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死去，不知道自己怎样活过，也不知道阿尔弗雷德为何要把自己带来美国。但，那些勋章派上了用场。尽管因为没有配套的证件没法卖到最高的价钱，然而，他所拥有的勋章已经足够了——如果他没有失忆的话，就会知道国家每颁发一种新样式的勋章，就会在他那里留存一枚。
他有了一些钱，这些钱被用来买书。阿尔弗雷德的书房里的确有很多书，然而，整个书房里没有一本俄国人写的历史书，而就算面对同样的历史事件，不同作者的描述也会大相径庭。
很快伊利亚发现，而在本国作家的笔下，他曾是一个生于光荣的国家，经历了波澜壮阔的苦难和荣耀。美国人渲染切尔诺贝利的泄露造成普里皮亚季整个城市被废弃，却刻意淡化当时苏联政府的正确行动和基层的英雄事迹；英国人明示暗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却对英法一再绥靖绝口不提。世界从来就不是年少时他所期待的那样正义，他自己不是，世上也没有什么人是，但他自己也没有失忆后曾以为的那样不堪，为了在这个混沌的世界中挣扎着活下去，让人民活得幸福，他已经拼尽了全力。
他死后伊万继承了他的国家，而王耀接过了他的火炬。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尽管这希望现在还很弱小，然而他的上司曾经在无比困苦的情况下断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点火星如今燃遍了东方的大地，或许总有一天，燎原之火，可以让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你是觉得我一直在骗你？”阿尔弗雷德不悦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中来。
“怎么会呢。”伊利亚不动声色地说，“你只是说了一部分的事实而已，这完全够了。”
“这么说你自己根本也搞不明白，你就为了这种空穴来风的事情怀疑我？”
“如果不是我读过了铁幕那一侧的历史，我的家人们眼中的过去。我可能还要不知道多久才能怀疑我被你灌输的那些东西。”
“你们的书报审查制度就不是灌输吗，你现在看到的是真实？不，是当局的粉饰太平！当年你们在粮食数据上造了多少假，你大概已经全都忘了？”
“重要的是，我已经这么认为了。”伊利亚斩钉截铁，“而共产党人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你坚信的道路已经失败了，你不觉得这话很讽刺吗。”阿尔弗雷德的语气尖锐起来，“现在我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如果不是我你已经死了。”
“如果你想要一个因为你的身份对你百依百顺的朋友你可以去找本田菊。”伊利亚话中的不友好已经上升到一个危险的浓度，“但我从来不是他那种人。”
“啊，真不错，你是非要觉得我恶贯满盈了？”阿尔弗雷德拉扯出一个假笑，“你知道我为什么能为所欲为么？那可是因为你失败了！不然正义的你当然会阻止我的。”
“……如果你真的认为你今后可以为所欲为的话，你早晚也会死。”伊利亚咬了咬自己的舌尖，一字一句地说，“喔，用你的话来说，那叫做自由。”
“在此之前是你先撑不住了，如今我只是在享受自己应得的胜利。”一种被冒犯的感觉让阿尔弗雷德的声调不自觉拔高了，“我动动手指关掉GPS就能让王耀的船在海上孤立无援，他无辜又怎么样？我可以随便在我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迟到，让整个欧洲干等着。你们活在我的国际秩序下，用着我提供的公共服务，当然也要站在我的阴影里。”他上前一步逼视着伊利亚抓住他的手腕。“如今你当然可以这么说。”伊利亚定定地迎着他的目光，睫毛都不颤动一下，“如果你坚持的话，半个世纪，不……甚至不用三十年……”
他什么时候产生了这种想法？
他在阿尔弗雷德眼中似乎又变回了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苏维埃，失控感让阿尔弗雷德焦躁起来，当伊利亚试图挥开他的时候他反手一拳锤了下去，这似乎是冷战五十年养成的习惯，本能似的让他根本来不及思考。然后，意料之外地听到肩骨发出断裂的脆响，伊利亚往后摔了下去，他似乎如梦初醒，才意识到现在伊利亚的身躯对于国家意识来说几乎是瓷一样脆弱。
苏联人仰躺在地板上，左手丝毫动弹不得，右手抓着自己的衣角，已经疼得眉目扭曲。他嘶地吸了口冷气，嘴角抽了两下挣扎着拉起一个浸着冷汗的微笑：“和我想的……嘶，一模一样……”
阿尔弗雷德看到他疼成这样方有些不忍，刚蹲下，听到伊利亚低低地笑了一下，无比清晰地慢慢说：“你空有力量，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它……”
自从阿尔弗雷德把他带到美国来，从未见过伊利亚眼里有如此笃定的光，他孤身流落到半世纪后的异国他乡，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他深信不疑，包括阿尔弗雷德自己。他伸去要扶伊利亚的手顿住了，一个沉寂许久的历史事实忽然浮上心头：这才是他认识的苏维埃，那股令人心悸的力量无关红场上的钢铁洪流，苏维埃一开始，就是一群奋起反抗的人们、一段一针见血的言辞、一点颠扑不破的真理。八十年代的苏联反而说不出这么一番话来，那时他们沉迷于权力博弈，阿尔弗雷德不会告诉那时的伊利亚他简直和斯捷潘·布拉金斯基如出一辙，因为后者从来为苏维埃所不齿。然而如今在异国他乡，在这已经分崩离析过一次的身体里——忽然迸发出这股可畏的力量。
他夺门而出，直到已经走出家门站在街道上时，他才反应过来，拨通秘书的电话：“去给他叫个医生。”
丹尼尔·雷明顿才来得及反应过来“他”是指谁时，电话就被挂断了。他只得一边拨打着专用医护的电话，一边动身赶往阿尔弗雷德常住的那套公寓。当他从敞开的大门跑进去时，看到了一个正在慢慢往房子里走、似乎想要拿什么东西的俄罗斯人。
“你们到得真快……”伊利亚带着一点点因疼痛而难以维持的礼貌微笑对他说。丹尼尔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力地垂着。
他把伊利亚带上救护车，直到对方对车上过于齐全和昂贵的医疗器械表露出疑惑时，年轻人才意识到，他是拖着肩骨骨折的身体自己从二楼书房起来，用左手拨通急救电话，然后下楼站在门口等待救护车的。
丹尼尔帮他取消了另一辆救护车，在他挂断电话的时候，听见前苏联意识体对护士说：“您好……能给我一条毛巾吗？”
护士从盒子里拿了一条，正要帮他擦拭额上冷汗时，他自己用左手接了过去，随意一卷咬住了它。
“多谢。”他含混不清地说，然后想起毛巾暂时拿下来重新道谢了一遍。护士重新拿了一条毛巾，轻轻擦拭掉他的冷汗，柔声说：“您已经很勇敢了。”
伊利亚怔了一下，而后眼里流动起一点晶亮的光，他用力眨了眨眼，光消失在他赤色的双眼里：“谢谢。”
丹尼尔注意到，在路程的前半段他不以为意的一些抽气和低低的痛呼就此变得轻而含混。真是争强好胜的人啊，他在心里说，过去他只在电视上见过这位前苏联意识体，苏联解体后他只知道对方和自己的祖国住在一起，而如今他在对对方升起一些敬意的同时，也忍不住在心里揣测那些已经被反复揣测过的问题：为什么他会呆在美国？
阿尔弗雷德对自己说，既然他要走，并且再也不可能变成两年前那个伊利亚，那强行抓住他就没意思了。他被秘书通知伊利亚在手术室里时的确打了个车赶来，但在后者出来之前又匆匆离开。他嘱咐丹尼尔说如果伊利亚问起，就说他突然被上司叫走了，然而当时候他询问丹尼尔时，年轻人看上去非常为他难过地说：“布拉金斯基先生没有向我询问您的事情。”
伊利亚得到医生许可出院时大概是自己回的家，那时阿尔弗雷德在白宫忙得抽不开身，当终于加完班、他被丹尼尔叫醒准备下车时，他看见伊利亚住的房子里漆黑一片，一盏灯也没有。
今天理应是他出院的日子。阿尔弗雷德揉着发疼的太阳穴回忆，他开门，听到身后的车开走了，他忽然很想大喊一声让秘书把车开回来，最好把车灯调亮，但他顿了两秒，小车已经离开。阿尔弗雷德转动钥匙，步入静悄悄的黑暗中。
这间房子的变化很小，无非是少了一把牙刷、一条毛巾，几件衣服、两条毯子，都是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如果曾经住在这里的人不那么节约，他原本可以把这些东西也抛下。对于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来说，世间种种不过身外之物，过去呆在华盛顿的那两年，对他来说大概更是情非得已、不堪回首。
非法移民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身份，拖着一只小行李箱离开家的伊利亚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没法找任何正规的工作，虽然他也不符合那些工作的招聘要求；他也没法住条件稍微好那么一点的旅馆，伴着隔壁房间的鼾声或是吵闹声入眠是时常的事。不过这一切他毫不在意，在他人生的前十七年里他睡过战壕，吃过混着泥土的面包，干过为贵族不耻的活儿，苏维埃本来就是从那些双手脏兮兮的人们心中诞生的，他从不介意混迹于他们之中，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美国人。
辗转的途中他受过很多人的帮助，在小餐馆里帮厨时他被热油烫了手臂，泡了几分钟凉水就又挽起袖子干活，给顾客里一位兼职护士看见了，拉着他抹烫伤膏；在码头搬货时他扭伤了腰，一起做工的黑人兄弟帮他付了旅馆的床费；又一个圣诞节他独自拖着行李箱在街上乱转，只为找一家不要求证件的便宜旅馆，忽然就被小女孩抓住衣袖递过来一颗糖，说：“祝你圣诞过得愉快！”
人间冷漠的人很多，但热心的人和他们一样多。伊利亚在外面每多度过一个夜晚，这一个念头就越深切地浸入他的心里：世上所有的诗歌都是为人们而写的，所有的歌曲都是为人们而唱的，所有的画作、所有的节日，只有人民才给它们赋予了意义。当他在异国他乡的小床上蜷缩着入眠时，也会想起故乡的人们，那些样貌、语言和思想都和这里迥乎不同，却使他倍感亲切的俄罗斯人。
有一回，还真让他碰见一个。当他在超市里听到熟悉的俄语时，伊利亚猛地把目光从货架上移开，说：“Ты тоже русский？”
他请这位看上去同样窘迫的同胞喝了一杯，在酒馆里他从对方醉醺醺的话里了解到：苏联解体之后他不得不到美国来谋生，有能力跑的人都跑了，留在俄罗斯的不过是别国没人要的人，或是那些已经为祖国奉献了一切，已经燃烧到再也不能燃烧的人。
他们轻轻碰了碰杯，把廉价的苦酒都一饮而尽。
大多数时候伊利亚只能给予别人一些微小的善意，向别人慷慨解囊则是暂时性的，这主要在他刚卖出一枚新的勋章之后的一小段时间。他原本应该惋惜或者悲伤的，但他那些关于过往的记忆全都烟消云散，他的记忆里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过完了他们完整的一生，只有他自己是被遗忘在大地上的幽灵。于是伊利亚只有一遍遍自言自语：我已经不是苏维埃了。
最后仅剩一枚红旗勋章他还舍不得卖掉，它颁发于1918年，这是他唯一留存在记忆中的勋章：列宁亲手帮他佩戴上，怜爱地抚摸他的头。那时他还年幼，眼睛明亮、理想远大。
把所有东西都卖完之后光靠打黑工是养活不了自己的，没有钱，伊利亚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夜里下起了大雨，他抓起毯子跑到商店的前檐底下躲雨，然而连人带物淋得透湿，夜里寒气一阵一阵，他缩在角落冻得直发抖，恍然觉得自己像是发起烧来。这大雨的夜里居然有人在街上，还往他的方向走来，来人撑着伞，问：“您需要帮助吗？”
尽管这实在太诡异，但倘若再呆在街上多半会冻出病来。伊利亚泡在放满热水的浴缸里，出门时防身的匕首就放在右手小指边，不过在他洗完澡后出浴室，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那人似乎只是用自己的身份、自己的钱帮他开了个房间，然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他面朝着房门、把握着匕首的左手放在枕头底下睡着了，也许是先前受了寒，后半夜昏昏沉沉地发起烧来，怪梦一个接一个，待到撑开沉重的眼皮，竟发现自己不知何时侧卧在汽车的后座上，车子还在行驶着。
伊利亚猛然坐起，听到他醒来的副驾驶位转过头来：“你醒了，需要食物吗？”
他与这个面容平凡的男人对视了几秒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与他有过几面之缘，倘若说见过，他这样的人在街头似乎一眼就可以扫过一片；倘若说没见过，七年间他总有对这张脸的些许印象。男人说：“按照琼斯先生的吩咐，我们会把您带回去，如果您在外面已经……情况不甚良好的话。”
或许这位特工原本揣测他应该恼怒的，所以在伊利亚只是点了点头，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后他还流露出一点点诧异的神情来。
他被带回华盛顿之后阿尔弗雷德没有第一时间来见他，特工们直接把车开去了医院。伊利亚的诊疗报告很长，这副身躯新伤叠旧伤，他太过适应国家意识体非人的自愈和恢复能力，也太过适应疼痛已经与他日夜相伴。以至于竟忘却了自己已成凡人，如今哪怕是不计成本的医疗，也力所不逮。
虚弱感从骨骼深处弥漫上来，像浴缸里满上水那样缓慢地把他整个人浸在里面。他不记得自己解体前是否也是这种感觉，但他的状况实在不太好，也许他又要死了。死，这个本该灼热烫人的词语如今对他来说不再可怕了，燃烧过一次的东西无法再燃烧，无论是人，还是心情。
阿尔弗雷德在他入院的第二天来看了他，带着即将与旧友告别的、恰到好处的悲伤，伊利亚从他的神情上看出自己的确命不久矣。时隔七年，他们谁也不再提起被王耀视作巨大耻辱的那场事件，不再提起过往半个世纪的殊死搏斗：他们一个忘了，一个已经不在乎了。于是，再见之时，实在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阿尔弗雷德俯下身来拥抱他，就像他刚刚从解体的濒死状态里醒来的那个拥抱一样，如日中天的国家总是拥有这样强健的体魄和温暖的体温。几秒之后，伊利亚轻拉他的后领：“好了，琼斯，已经够了。”
他不觉得他们彼此谁欠谁什么，阿尔弗雷德给他提供了食宿医疗，远超常人的生活条件，甚至还短暂地给了他一段虚假的友情，但他在外的那些年见到了美国是如何趁火打劫收割苏联的遗产的，他甚至还在网上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王耀试图加入WTO那几年，阿尔弗雷德把这些录音匿名上传到了网上，只要年纪稍大，认识苏联意识体声音的人并不在少数，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这些录音的传播无异于舆论界的生化武器，苏联的自我否定击碎了很多人的心理防线，“只有改变社会性质才能与国际接轨”的思潮甚嚣尘上，不知道王耀得为此顶着多大的压力、多费多少心力、在谈判桌下让出多少价码，和自己被迫给他带来的收益而言，阿尔弗雷德付出的只不过是吃剩的面包边，或许这就是一开始他把自己带来美国的目的。
超额劳动、休息不足和沉疴宿疾足以摧毁一具健康的躯体，而对曾受过致命伤的伊利亚来说，他能活到今天已经出乎医生的意料了，他像所有那些已经跨越否认、愤怒、沮丧的人们一样，开始认真地考虑死后的事情。
他给王耀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原本也想给阮氏玲、给任永朝他们写去一封，但时间恐怕来不及了，于是他写上“倘若方便的话，希望王耀同志能与其他四位同志分享这些内容”，就毫不犹豫地下笔了。他描述了自己复活后的经历，他在美利坚辗转的生活，描述了社会背面那些无声的撕裂，观察到的许多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许多人，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热忱、善良和不知道敌人究竟是谁的迷茫，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仇恨着一个并不应当仇恨的对象，这不是人民的错——哪怕是他自己，也被蒙蔽了许久。
这封信写了很久，他常常写到一半就扔下笔伏在手臂里失声痛哭起来。请原谅他吧，他醒来时，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少年，他没想过死去；当他真的即将再次死去时，他也只不过是个无亲无故的青年，没走完无比广阔的世界。
在回忆生活时，人们才最害怕死亡。倘若不是他要死了，他还希望能游历完这片大陆，再去拉美、欧洲和中国看看，看看那些正在为幸福奋斗，还将继续为幸福奋斗下去的人们，看看所有那些和他一样怀抱着红色理想的人们，和养育了他们的美丽自然。最想回到俄罗斯，看看他曾经为之付出一切的事业如今……还有没有留下一点残骸。
无论怎样艰难，这封信还是写完了。信件的末尾，他写道：“在如今的美国，知道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仍然是一份殊荣。但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过去高高在上、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幸福深入到最广大人民的生活中去。王耀同志，我不敢对你如今的内政提什么指导意见，我自己已经失去了许多生产生活的记忆和经验，就算还有，也没有这份资格，因为中国人民选择的是自己的道路，但我恳请你不要忘记红色的初心，其他所有的一切，在人民的幸福面前都显得那么虚无缥缈、无足轻重。
我衷心地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美国人民能够走上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想必这个美丽的世界上到处都已经飘扬着红色的旗帜了，这样令人神往的理想一从我的脑海中产生，我几乎就再也没法想其他任何事情。不过，我没有看到它实现的那天了，如果俄罗斯再次走上这条道路，也许会有一个崭新的红色意识体来带领俄国人民，他会吸取我的经验教训，比我做得更好……
我从史料中看到，我们曾经吵得很不愉快。虽然如此，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我想你大约已经不那么在意了。这应当是我此生最后一次与你通信，尽管想说的话太多，但无论是生命还是情谊，都有一个尽头的，就此别过。
我非常想念弗拉基米尔和约瑟夫他们，但当我这次醒来，却得知他们已经全都离我而去了。如果不是我们都笃信唯物主义，我本该寄托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死后能再次见到他们。但是，真理的路总是比其他路途更加艰辛，王耀同志，我的路已经走完了，而你还要一直跋涉下去。”
你真诚的，
伊利亚·布拉金斯基
伊利亚把这封信交给照料他的护士，拜托她帮忙寄到北京，为此他把自己唯一留存的那枚红旗勋章当做酬劳给了她：“这是苏俄在1918年颁发的，很珍贵。”他想了想，又说：“可以卖钱。”
2001年9月10日，医生宣告伊利亚·布拉金斯基已经死亡。按照他的遗愿，他本该葬在莫斯科，但伊万.布拉金斯基拒绝了他的入境，阿尔弗雷德决定破格把他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里。次日，他驱车前往公墓，上午九时许，一声可怖的巨响袭击了他，与此同时，他的心脏传来一阵闷痛。阿尔弗雷德猛地踩下刹车，透过前挡风玻璃，他惊惶地看见五角大楼燃起熊熊大火，浓烟冲上天空，曾经以为象征着坚不可摧的楼身缓缓倒塌。
“你空有力量，却不知如何去使用它。”
尾注：开头致敬了《红军最强大》，结尾则是《小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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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嘉玥，浙江科技学院大一学生，处于饕餮之年的写手，立志写出千层饼文学，每个人看到的层次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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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总编：赵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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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魏小裴 自在花开 眉如远山 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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