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裕与载沣之矛盾

光绪皇后（隆裕皇太后）（1868年—1913年）

　　隆裕皇后，姓叶赫那拉氏，桂祥之女，亦即慈禧之内侄女。光绪十五年（1889年）立为皇后。因她与慈禧之关系，故不为光绪所喜爱；终光绪一生，与隆裕皇后迄未和好相处。

隆裕皇太后御笔牡丹图
（现藏于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隆裕为人，庸碌无识，较之慈禧，则远远不如。例如慈禧对于政治虽然残暴自私，但尚有个人的见解；对于王公大臣，亦有一定的笼络手段。而隆裕则一切皆为其宠监张兰德所操纵，个人毫无主见。

载沣（1883—1951）

　　光绪故后，隆裕一心想仿效慈禧“垂帘听政”。迨奕劻传慈禧遗命立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之旨既出，则隆裕想借以取得政权的美梦，顿成泡影，心中不快，以至迁怒于载沣。因此，后来常因事与之发生龃龉。

太监张兰德

　　宣统既立，隆裕皇后自然抑郁不乐，后受太监张兰德的怂恿，在宫中大兴土木，修建“水晶宫”，以为娱乐之所。按清代制度，在“国服”期间，不得兴修宫殿（在封建时代，这是一个严重问题），然而隆裕对此并不顾忌；尤其当时朝廷正在兴建新军（海、陆两军），所需甚巨，国库本已空虚，建军之用尚感不足，而隆裕乃不计及此，竟命由度支部拨出巨款来兴修宫殿，以为个人娱乐之举动。后虽因革命军起而不得不停止，然此亦可见其无识之一斑。

毓朗（1864—1922）

徐世昌（1855—1939）

　　宣统二年五月，载沣命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不数日，隆裕即令载沣将此二人撤去。载沣始则婉言请稍从缓；隆裕复以言语相逼。载沣不得已，以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为对，隆裕始无可如何。其对载沣无理取闹，颇多类此。

隆裕皇太后与太监们

（照片拍摄于 1909—1903）

隆裕皇太后“国民哀悼会”灵堂（1913年）

隆裕皇太后移陵仪式上的纸人、纸马（1913年）

　　隆裕闻革命军起，惟恐失去太后之地位与享受，初意亦在主战；后因张兰德受了袁世凯之贿，乃劝隆裕共和，谓共和仅是去掉摄政王之职权，太后之尊严与享受依然如故。隆裕信之，遂有逊位之举。载沣无可如何，只好辞职，故逊位诏书不是由监国摄政王出名，而由隆裕下的诏书。其实，隆裕对共和之意并不了解，只不过认为是把载沣之政权，移交给袁世凯而已，而在逊位诏书中仍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之语。其后发现民国有待条件与张兰德所言完全不符，遂终日抑郁，逾年而殁。

载沣（晚年）

　　载沣生性懦弱，在政治上并无识见。其在受命监国摄政期间，里边常有隆裕掣肘，外边又受奕劻、那桐等人挟制，他的地位虽为监国摄政王，然并没有任何作为的余地（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即如对隆裕之兴建“水晶宫”事，本可以既“违反祖制”，又影响建军之正当理由，进行阻拦，但由于其怯懦怕事，不敢多言，也就不加可否任凭兴建。至于当时用人行政之实权，也等于完全操在奕劻、那桐之手；他个人并无一定的见解和主张。

奕劻（1838—1917）

那桐（1857—1925）

　　光绪故后，隆裕在他的砚盒内，发见有光绪亲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即交载沣处理。载沣犹豫不能决，乃商之于奕劻、那桐等人；而奕、那等则力主保全，让袁世凯自行称疾辞职，袁乃有辞职之举。迨袁辞职后，载沣又不留其在京，反命回籍养病，把袁放走了。当时，清政府官僚中之有识者，多认为这无异是“纵虎归山，养痈成患”。其巧黠则暗与袁通。这事是载沣之优柔寡断，毫无政治手段的表现。

《清帝逊位诏书》（原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载沣对于共和，本无定见，但由于内有隆裕赞同，外有奕、那挟制，个人又无良策以应付时局，惟坚决表示自己决不下次诏书而已。故其辞去监国摄政王之职，而由隆裕出名下逊位诏书者，乃实不得已也。

辞职后赋闲隐居的袁世凯

（1909年于河南安阳）

　　隆裕与载沣皆无治国之才，而奕劻、那桐等人，又只知贪污受贿；袁世凯有见于此，乃极力拉拢奕劻、那桐和张兰德三人，对彼等大行贿赂，以满足其贪财之欲。他一方面利用张兰德哄骗隆裕；另一方面又利用奕、那，挟制载沣。因此，实际上当时的军政大权已操诸袁世凯之手。即在袁辞去军机大臣，而返回河南之后，仍在暗中操纵一切。及革命军起，清廷复起用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乃认为时机已至，遂利用革命声势，对清廷进行威胁，而自己乘机窃取国政。由上观之，由于袁世凯之阴谋及隆裕、载沣等之庸懦无识，遂造成清末民初未能真正建成一个共和国家，徒供军阀数十年之混战而已。

1961年8月

　　（摘自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