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与贼》：肉身上的玫瑰和伤疤
一个是手上像极了耶稣受难被钉子钉过的伤口，一个是背部可以深入更深深渊的纹身，在书写和被书写，阅读和被阅读的同一性中，“画家与贼”共同完成了从肉身到精神的最后升华。那些伤疤变成了最艳丽的玫瑰，在定格成为画作中，绽放成为一种永恒的爱，一种美的艺术，以及真实的自我。
《画家与贼》：肉身上的玫瑰和伤疤
作者：五行缺水
编辑：沙丘
芭芭拉酝酿已久的画展终于开幕了。画展中除了那幅失而复得的《天鹅颂》，还有芭芭拉新创作的一幅画：男人躺在下面，他的脸朝上，朝向面对他的女人，赤身裸体，相互凝望，两个人在肉体和心灵的零距离接触中被定格。如果视线向前推进，如果局部被放大，女人背部的那个圆形纹身一览无余，宛如不断向外扩展的深渊，既是深邃的，也是迷人的，既是沉默的，也在言说着关于两个人那段隐秘的故事。
这是最后镜头带来的“意外”，当初芭芭拉在作这幅画的时候，先是拍下了作为模特的伯蒂尔和他的女友躺着的照片，然后根据照片定格的姿势画在画作上，但是当这一幅最后变成了成品，并且展示给观众看的时候，伯蒂尔还是伯蒂尔，但是上面的女人却不是他的女友埃莫，而是变成了背部留下圆形纹身的芭芭拉。
当芭芭拉将自己画入了绘画，不仅仅是一种替换，更是一种植入，在“二度创作”并被定格为作品的过程中，芭芭拉完成了对于“画家与贼”这段隐秘而富有戏剧性关系的重构：男人和女人，上面和下面，在相互的对视中，在肉身的坦陈中，抵达了一种从肉身进入内心的全新世界。
替换、植入和重构，这是芭芭拉作为画家完成作品的三个步骤。而其实，当她把纹身的自己画入作品，她既是那个创作者，也变成了画作中的模特，一种合二为一的过程，不仅是芭芭拉对自我的再度定义，也是对她和伯蒂尔关系的重新命名——画家不只是画家，小偷不只是小偷，他们是被画入作品的模特，他们是找到对话的朋友，他们更是有着相同审美的情人。
这种关系有着奇特的戏剧性，在逐步形成共谋关系中，其实他们遭遇了许多，但是不管是身份上的差异，还是经历的不同，在共同走向画作并被定格的那条路上，他们都寻找到了自己，就像这幅画作内含的隐喻一样，只有当他们袒露着肉身，才能展现他们身上的伤疤，才能显露他们铭刻的纹身，也才能从这表层的皮肤进入到他们真正的内心。
芭芭拉陈列在诺贝尔画廊上的两幅绘画，价值2000欧元，但是某一天它们不翼而飞，通过监控发现是两个小偷运用专业手段将画作整体偷走了，其中之一的小偷伯蒂尔很快就被抓获，芭芭拉在庭审中与伯蒂尔第一次见面。这是他们建立关系的第一步，一个是写实主义女画家，一个是偷盗作品的小偷，这也是芭芭拉和伯蒂尔之间建立的第一层关系，无疑这种关系意味着对立。
但是正是从这个外在的对立关系出发，两个人开始了戏剧性的关系重构。在庭审中被询问为什么要偷画，伯蒂尔的回答是：因为它们很漂亮——在这一幅被命名为《天鹅颂》的画作上，天鹅隐藏在草丛中，它们是那么无助，却又涌现着生命的渴望。一个小偷会发现画作中的美，会认为它很漂亮，这无疑是一种阅读，甚至是一种欣赏式的阅读，不仅仅是对画作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完成画作的创作者的阅读，在那一刻，芭芭拉决定走近他，并且要为他画一幅画。
“我想为你画一幅肖像画。”当芭芭拉对伯蒂尔说出这句话，在她看来，伯蒂尔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小偷，而成为了她想要寻找的模特。从小偷到模特，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对立已经转变为某种呼应：一个是创作者，一个是模特，只有他们两人“合作”才能创造一幅作品。
芭芭拉让他来到自己的工作室，让他坐在自己面前，让他保持姿势，当绘画开始，芭芭拉也并非只是因为他在庭审时说喜欢她的那幅《天鹅颂》而找到一种被阅读的感觉，更在于她在看见了伯蒂尔身上的纹身：那里有七朵红玫瑰，有两个尖叫的面具——玫瑰和面具，是美和暴力，是爱情和逃避，当它们被刻进皮肤，宛如某种铭记，一定意味着伯蒂尔不同的人生经历。
从伯蒂尔对芭芭拉作品的阅读找到共鸣，继而开始了芭芭拉对伯蒂尔的反向阅读，在阅读和反阅读的过程中，芭芭拉知道伯蒂尔曾经是个木工，喜欢土豆，学习优秀，8岁的时候父母离婚，母亲带走了弟弟和妹妹，父亲忙于工作无暇照顾他，于是他开始流浪，开始放逐，开始不相信别人。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不值得快乐”，他说，终于他开始走上了自毁的生活，他加入了帮派，之后走上了犯罪，也入过监狱坐过牢。伯蒂尔的人生经历很直观地写在他的皮肤上，身上的面具纹身就代表着逃避，“我不相信陌生人。”而那七朵玫瑰或者也代表着对爱情的渴望，和女友埃莫在一起，才是他回归自我的一种归宿。
但是，当芭芭拉走进他的生活之后，这种玫瑰式的爱情似乎也让他有了一种不安全感，“她要我去戒毒所。”对毒品的依赖使他无法听从埃莫的要求，而埃莫对他说的是：“唯一能留下我的方式就是离开我。”——也就是只有去戒毒所才是解救爱情留下她的唯一办法，当伯蒂尔无法做到的时候，他更陷入到了无措的绝境中：“她在逼我，在控制我。”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对这个社会的不信任，伯蒂尔内心有着强烈的抗拒和逃避意识。毋宁说，这种抗拒和逃避，是因为没有遇见让自己找回自己的朋友，芭芭拉的出现，无疑让他第一次有了存在感，她不仅没有把他当做小偷，而且还为他画肖像画，当伯蒂尔看到自己成为了画中人，他露出了久违的微笑：“你启发并教会了我许多，我为自己被画在画上而自豪。”
这是一种自信的开始，自己和画作构筑的关系既是审视的，也是一种镜像，而且这种镜像让他看见了自己也未曾发现的自我。既是为了逃避埃莫的逼迫驾驶着摩托车寻找一种刺激，最后受伤住进了医院，但是芭芭拉也还是没有改变对他的阅读，还是把他当做是模特，她将他身上的纹身绘制到了画里，而且还去医院照顾髋部骨折失去了行动的伯蒂尔，当他身体逐渐恢复时，他对她说：“画的真好，我现在要回监狱去了。”
从小偷到模特，再到朋友，这是伯蒂尔身份的改变，而这种身份改变无疑是因为他和芭芭拉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关系的一端改变了身份，另一端也必将更换了身份。芭芭拉先是画家，这个身份就是在伯蒂尔的小偷身份中才得以实现。
当伯蒂尔成为模特，芭芭拉还是画家，但已经是一个走进模特内心的画家，在这个过程中，芭芭拉也敞开了心扉，告诉了她自己的故事：曾经她和男友住在柏林，但是有一天她发现男友有着暴力倾向，而且越来越严重，他的打骂他的虐待最终在芭芭拉心里留下了阴影，这个阴影外化在她的身上，就变成了背部那块圆形的纹身。纹身是伤疤，是过去生活的印记，刻在皮肤上却永远留在心里，芭芭拉和伯蒂尔一样，其实是用切身的皮肤当做是生活的画布，画下了那些不忍回顾的过去。
所以从皮肤上看见，到走进各自的生活，两个人找到了契合点，也以共同的方式开始了从皮肤审美到内心对话的关系共建。伯蒂尔从监狱中出来，他给芭芭拉的一封信上说：“我想让自己回归正常，想遇见一个人，计划开始学习，组建一个家庭。”这是一种自我的回归，他和新的女朋友在树林中搭建了木屋，他找到了护工的工作，重新开始成为一名木工。
而芭芭拉在告别了暴力男友之后，一直和奥伊斯坦生活在一起，是他给了芭芭拉爱，让她找到了自信，并且开始了创作。看起来两个人都从过去中走了出来，都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这并非是他们真正的结束，而是开始，“我想去看看她。”伯蒂尔对女友这样说，于是他骑着新买的哈雷摩托来到了芭芭拉的工作室，他们在久别之后拥抱，欣喜的他们似乎都发现新的生活似乎还缺少点什么。
这种莫名的缺失感，其实在芭芭拉的男友奥伊斯坦那里早就被发现了，当他看见芭芭拉为伯蒂尔画的那些纹身画，质疑芭芭拉的是：“痛苦难道具有审美性吗？”质疑本身就代表着否定，这种否定甚至变成了对两个人情感的怀疑，“你们的交往会不会有情感风险？”从审美到道德，奥伊斯坦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不信任的开始。
对于芭芭拉来说，似乎又把她推向了从前的噩梦，似乎又将她背部那个伤疤揭开——在这微妙的关系里，芭芭拉发现自己早就留着了一个空位，“我心里有个孩子。”当这个孩子坐到了芭芭拉心里的位置，她发现他就是伯蒂尔，一个走上歧路却渴望回归的男人，一个不相信别人却想要被理解的男人，一个身上带着纹身却是掩盖伤疤的男人，而当伯蒂尔走进她的内心世界并坐在那个位置上，芭芭拉也发现自己走进了他的内心，“我有点爱上他了。”
皮肤上的审美趣味，内心的道德选择，一种从外到内的共鸣，彻底解构了“画家和小偷”最初级的关系。从模特到朋友再到隐秘的情人，其实他们一直在审美的道路上寻找对话，所以在一起的时候，芭芭拉说到了那次失窃的另一幅画，小偷已经找到，而伯蒂尔知道那个小偷是个精神病病，想要从他那里拿到画意味着可能冒风险，“他会杀了你。”
但是芭芭拉执意要去取回那幅名为《天鹅颂》的画作，即使面对一个精神病，即使冒着生命危险，而这一切只为圆一场画展——正是因为芭芭拉对于艺术的执着，对于《天鹅颂》里“痛苦具有审美性”的阅读，甚至对于已经遭受和可能遭受伤害的切身性体验，才使得创作不仅成为生命的永恒主题，也成为情感最生动的写照。
一个是手上像极了耶稣受难被钉子钉过的伤口，一个是背部可以深入更深深渊的纹身，在书写和被书写，阅读和被阅读的同一性中，“画家与贼”共同完成了从肉身到精神的最后升华。那些伤疤变成了最艳丽的玫瑰，在定格成为画作中，绽放成为一种永恒的爱，一种美的艺术，以及真实的自我。
画家与贼
导演: 本杰明·李
主演: Karl Bertil-Nordland / Barbora Kysilkova / Øystein Stene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挪威
上映日期: 2020-01-23
片长: 102分钟
故事发生在挪威，画家Barbora Kysilkova的两幅作品在艺术馆被盗。小偷是一位名叫Karl-Bertil Nordland的瘾君子。在法庭上，画家终于见到了小偷，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以这位小偷为灵感作画。小偷与画家就这样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