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名流■吴兰兰：阎纲文章有真趣
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八十七岁高龄的阎纲先生，旅京陕人。在当代文学史上，他是一位爱憎分明、风而有骨的评论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一位热情似火、脉脉含情的散文家，一唱三叹，催人泪下。也是一位极重乡党情怀的人，从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一直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王愚、李星等等陕西作家、评论家，阎纲几乎为他们每一位的成就著文叫好。
“写好散文，首先写父亲、母亲、恋人和爱人，写没齿难忘的骨肉亲情，写死去活来的爱，‘端起饭想起你，眼泪掉在饭碗里’。孙犁的《亡人逸事》，快读，三五分钟，掩卷后能让你心酸大半天。散文写爱，要动真感情，作者掉泪，读者才可能含泪。”只要用心品读阎纲的散文佳作，你会感受到其精神与人格的直正以及对于散文创作独特的见解。
世界读书日，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吴兰兰老师最新创作的《阎纲文章真有趣》，走近阎纲老师，品读名人轶事。
阎纲文章有真趣
文/吴兰兰
阎 纲，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后调文化部，编辑家兼评论家。后期以散文随笔著称。著有《文坛徜徉录》《神·鬼·人》《冷落了牡丹》《文学警钟为何而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美丽的夭亡》《阎纲文化之旅》等二十多部。
（一）文坛风云六十年
本文来源甘肃《丝绸之路》杂志2018年第10期“著名散文家阎景翰先生（笔名侯雁北）”专辑。
【名家专栏】淡淡的 浓浓的——侯雁北的散文艺术【阎纲散文杂感（插图）连载62】
月前，阎纲叔叔侯雁北（阎景翰）九十大寿，出版纪念专辑，发表阎纲《淡淡的 浓浓的——侯雁北的散文艺术》一文，吸人眼球。
叔叔阎景翰，人称陕西的孙犁。阎纲认为，“文革”前后，孙犁的风格变化很大。中国只有一个孙犁，“陕西的孙犁”也只有一个，但其散文的风格却同属一个艺术流派，就是“淡淡的、浓浓的”，“一波三折，一唱三叹”。
他感叹：“真难想象，苦了一辈子、坚守一辈子、晚年脑梗的病人景翰叔，竟然在三年内出版四大部散文集，百多万字，了得！不容易啊！”
我立刻联想到：阎纲你啊，你86岁的老人，思维敏捷，笔耕不辍，出版184万字的《阎纲专辑》，你了得，你容易吗？
著名作家陈世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写道：读《阎纲专辑》，上世纪八十年代阎纲的多多鼓励，刹那间一涌而出。像陈忠实说的“砖头”一样的厚厚的四大本，扎扎实实的鸿篇巨制，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又何尝不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史。读之感慨万千，匆忙中写下一些仿古的句子：
书生仗剑出礼泉，叱咤文坛六十年。
识见有胆须赤子，评论无韵成诗篇。
江南梦回竞夤夜，京西握别已晓天。
世间自来仁者寿，身后谁人执长鞭？
他说阎纲的人与文：真，直，硬，浓。真而不失睿智；直而不失风雅；硬而不失柔韧；浓而不失明晰。秦人大腔，书生意气，于豪迈中见深情，于奔放中见摇曳，行文节奏明快而收放令人猝不及防，长句戛然而止，短句若击鼓，读之时而愕然，时而惊叹，终归于酣畅淋漓。皆是性情文字。他的散文杂感，或喜悦，或愤怒，或悲哀，或深思，或坐卧不宁，或啼笑皆非，其中的血气、生气、锐气，让人很难相信是出于一个曾经罹患绝症而已近米寿的生命。
天缘巧合，收到《阎纲专辑》的当天，我把它一溜儿摆在周至老家的炕上，禁不住感叹：“这真是黄土地的造化，又一部可以进棺垫枕的书，四块大‘砖头’啊！沉甸甸够一搬的。”不论评论、散文、随笔、杂文、杂感、访谈、政论，但凡阎纲为文，去藻饰之华靡，取文字之精当，情感炽热，疾恶如仇，鞭挞丑恶，呼唤良知。这是份大餐。读到拍案叫绝处，就如同吃着一碗同盛祥的羊肉泡馍，极大的快感与满足。
阎纲，当年文弱书生而今逗笑的“马三立”，在我面前一下子变活了。
（二）《阎纲专辑》为证
《阎纲专辑》何尝不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史。
《阎纲专辑》三卷四册：第一册：《阎纲文化之旅》；第二册：《阎纲作品选》（上）；第三册：《阎纲作品选》（下）；第四册：《论阎纲》。
《作品选》有“小序”，曰“盲目紧跟，自嘲自省；时耶命耶，语多怨悱。”共分10集：一、 杂感集：还是杂文时代；二、追忆集：文艺界目睹之大事件；三、鸣放集：“娜拉走后怎样”；四、炼狱集；干校记趣——阿Q捉虱子 “算了！算了”；五、评论集（一）：文革前的作品评论；六、评论集（二）：文革后的作品评论；七、散文集（一）：动情于孤魂怨鬼；八、散文集（二）：动情于乡里血亲；九、散文集（三）：动情于世道人心；十、长篇节选：《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
《阎纲文化之旅》的开篇是《人家骂他我脸红》，同影子对话，黑色幽默。影子数落他：“你这个老家伙，嫉恶又悲悯，坚韧又脆弱，灭神又造神，冲出来又陷进去，可怜无补费精神。人说你聪明早慧、忧国忧民，可后来呢？求索中外古今，同思想家进行灵魂的对话，琢磨着我与人、人与文学、文学与政治到底怎么回事，昏昏然，不得要领，没有人不说你苦行僧似的傻帽一个。”
昧尽百味，概括一生。最后，自问自答“我自己今后‘怎样’？”
《我自己今后“怎样”？》对理解阎纲至关重要。他说：回顾我的文化之旅，感慨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欢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力求真实写实，可是思想没有真正解放。自己一生命系文学，到老“不知文学为何物”，明明知道极左时代问题的症结是权力替代审美，政治和文艺打架，却没有彻底厘清文艺与政治、政治与人民到底什么关系。
在“绝对正确”的“最高指示”下，为了政治的需要，假“革命的现实主义”之名，用大跃进式的“现实”图解“革命”，阎纲自觉蒙羞汗颜。可悲的是，这一切，未必来自高压。
打破“两个凡是”具有启蒙意义，阎纲也从疯狂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焕发了精神活力，恢复“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信念，为改革开放而歌，夜以继日。然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派系间的摩擦越来越复杂、越微妙，你听谁的？
他喜爱悲剧，悲剧里有崇高。历史总是在悲剧中发展。他尤其喜爱富含喜剧因子的悲剧，平添几分幽默和轻松。
试玉试人，须待时日，“五十年内无历史”，总是浮云匆匆。
2014岁末，阎纲一时兴起，在一小块宣纸上神使鬼差、淋漓泼墨，得十二字：
发愤之所为作 坐看日出日落
甲午隆冬 八二抒怀
以法治国中国梦，服务人民真善美，兴许是当今亟须探索和践行的政治路线和文艺方针。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先生皓首穷经，乐观其变。
（三）“击节而起，慷慨悲凉”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进入八十年代，阎纲不顾毒瘤术后的羸弱，义愤填膺，奋笔疾书，直面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清除现代文艺迷信，为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崛起拍手叫好。他在赞美中篇小说异军突起的同时，呼吁长篇小说“总结经验教训，把人当人”。
他力荐张一弓的这部中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但是报刊编辑反应“动公仓”、“抢皇粮”，“讴歌抢劫犯”，“不利于安定团结”。阎纲心急如焚，连夜撰写《“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长文，反诘“不利安定团结”论，称颂李铜钟是马克思所颂扬的“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他认为，反映前“文革”时期“左”祸祸国的作品中《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更接近实情，更惨烈，更具爆炸性，是“反思文学”的代表作。
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啊！李家寨上交粮食数百万斤，“反瞒产”反走十万斤，百姓们吃树皮，还要反，以致全村断粮、宰杀耕牛，全村四百九十多口人浮肿，百十多口人挺在床上动弹不得，而形势却一片大好，公然宣称“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救人要紧！情急之下，残废军人李铜钟开仓放粮，然后以重大抢劫犯的罪名戴上手铐，倒在法庭上。阎纲敏感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发表传递一个信号，即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学在控诉“文革”极“左”下尸横遍野的同时，已经将笔触探向“文革”前十七年“左”祸下的啼饥号寒，不无理由地使人相信：文革极“左”，事出有因！
阎纲接受张一弓的请求题词：“驱动改革开放的仍然是李铜钟式的人物，文学仍然需要李铜钟式的硬汉子，今天文学的历史价值、悲壮意味和阳刚之气不能无视李铜钟式的忠烈之士。”
《最后一个匈奴》作者高建群曾致信阎纲说：“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说：关西大汉，击节而起，慷慨悲凉。读阎纲先生的文字，我每每想起这段话。先生是将一颗滚烫的心，掏出来示人，示社会。棒喝天下，秦声激越，指点江山，目送而手挥。”
刘再复先生在《时代，呼唤着阎纲式的批评家——〈文学八年〉》序言中写道：“阎纲以全部的爱拥抱着新时期的文学，在每一篇评论中都可以看到他的沸腾的热血和急跳的血脉，甚至是万千情感交集的眼泪。”还评论道，“阎纲是杰出的，一切正直的作家，大约都会感激他的声音”。
2015年9月邵燕祥（左）阎纲（中）蒋子龙（右）在乌兰巴干草原
【名家专栏】阎纲散文杂感（插图）连载13：《中外著名中篇选》与孙犁｜“幽默小说”与王蒙｜《改革小说选》与蒋子龙｜序《小说十八品》
1985年，阎纲请蒋子龙为《改革小说》作序，原因是蒋子龙为了助推改革开放的浪潮写过《乔厂长上任记》到《开拓者》等一系列文章，敢言人之未言，被誉为“‘开拓者’系列”。
蒋子龙一路走来多不易啊！阎纲对蒋子龙的硬汉子小说说过一句颇为读者首肯的话：“蒋子龙的作品篇篇血肉之躯，冲垮了十多年来‘车间文学’的老框框。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邵燕祥等先生开玩笑说：“阎纲，你可真是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1982年，应蒋子龙之约，阎纲为《蒋子龙中篇小说集》作序，十七年后，阎纲请蒋子龙作序。写序？蒋勉为其难，但还是答应下来，因为：“提出这要我作序的人使我无法拒绝，不论这件事对我说来多么不合适。”并由此引出他的一段回忆。
距今整整20年前，我是个刚练习写作的业余作者，不知天高地厚，四面出击，八方投稿。有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一流的理论刊物《文艺报》的编辑打来的，对我寄给他们的那篇评论“新人新作”的文章很感兴趣，专程从北京来天津商量这件事，准备修改后采用。我真是受宠若惊，平时从报刊得到的退稿信往往是一张”发货票”（印好的退稿单），如果编辑部肯在“发货单”左上端空白处填上我的名字，甚或写上几句话，那我就感激不尽了。如今一家大刊物的大编辑，竟亲自出马帮我修改一篇小稿，怎不令人动容动情！我打问他的名字，方才得知对方还不是一般编辑，是经常发表文章的理论家阎纲。下班后我在工厂的食堂吃了点饭，骑了一个多钟头的自行车，从工厂所在的北郊区来到市内《河北文学》的招待所。阎纲同志正在等我。这是我平生见到的第一个编辑，第一次和文学界的人物交谈。出乎意料，他没有一点架子，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问了我的经历，建议我多读些中外当代文学作品。他说我的语言风格像搞过创作的，适合写小说，还说了其他一些使我感到新鲜而又精辟的道理……
我回到工厂的单身宿舍，同屋的三个人已经睡了，我悄悄躺下，怎么也睡不着，回味着阎纲的每一句话。当时没有手表，不知深夜几点钟，干脆起床，从床下掏出小板凳，开亮自己专用的电灯泡，修改那篇文章。直到天蒙蒙亮。心里高兴，一路飞车赶到市里，招待所的大门已开，阎纲还没有醒，他夜不闭户，房门不上锁，我登堂入室，把稿子放在他的床头柜上，再悄悄退出，照例飞车蹬回工厂，直奔食堂，买了两个馒头，夹上两个炸糕，就着一碗稀饭，狼吞虎咽，极其香甜。上班后接到阎纲的电话，他很抱歉，又很满意。稿子用不用在其次，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一位有见地又能真诚帮人的编辑和评论家。
14年后，我们再次见面，阎纲仍像以前那样热情地帮助我，对我作品中的不足，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令我非常感动。这样一位编辑向我约稿，我怎能说得出口一个“不”字呢？
阎纲天津寻访蒋子龙的故事，文坛传为佳话。蒋子龙不忘找他的第一个编辑，《蒋子龙中篇小说集》出版，他在扉页上题写：
阎纲同志：
十七年前，您是第一个向我组稿并给我许多帮助的编辑。十七年后仍在关心指导我的创作，为此书做的序就是一例。不胜感激，仅此致真挚的谢意。
蒋子龙
八（二）年三月十五日
蒋子龙感念“伯乐”深意，笔耕不辍，“不论政治家是否提出了‘改革'的口号”，他都坚持“作家的激情和材料熔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生活的旋律之中”，23年后，终以原来的中篇《燕赵悲歌》为滥觞成就长篇小说《农民帝国》。
好一个《农民帝国》！国民性的劣根膨胀，财富观向主宰者的异化，新天国的悲剧，深刻犀利，独步文坛！
李建军在《三十八朵荷花》序言中写道：“阎纲把人从非人的异化状态里解放出来，重新在神与鬼之上确立人的位置，是贯穿在阎纲至今为止的所有批评性文字中的核心问题。”
宋遂良为《神·鬼·人》作序，写道：阎纲一介书生，半生顿踣，平日待人温文少语，为文往往锋芒逼人。他以情为文，以气为文，属诗人型的批评家。勇敢的判断，敏锐的思辨，火热的感情和令人会心一笑的智慧，使他的文章独具魅力。龚自珍有诗云：“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其阎纲之谓乎？
也如刘再复所言：“在我们一个大国，像阎纲这种在文学领域中热心树人、无私地扶持新芽的批评家实在太少了，这是一种具有建设型的文化性格的战士啊！”
2016年，在一次大会上，阎纲发言，题目是“《白鹿原》对《创业史》的继承和超越以及“两种忠诚”的冲撞”。
他说：陈忠实将《创业史》读了七遍，称柳青是伟大的作家，学柳青，一年一年地磨，“不疯魔，不成佛”，白鹿显灵，《白鹿原》出世，公认是新时期以来最成功的一部长篇。
建国以至今，文学创作经历文革前后两个时段、出现两座巅峰、两部被称作“史诗性质”的经典——《创业史》与《白鹿原》。
《白鹿原》继承《创业史》，又超越《创业史》。
柳青有领袖崇拜情结，既忠于党不动摇，又忠于人民不动摇，是两种忠诚，用两个头脑思考，世界观同创作方法产生矛盾。他把两种忠诚合为一体，就是代表农民，以阶级斗争学说武装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忠实履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教导。两种忠诚双双不敢违逆以至于产生冲撞。悖论产生了：他刻意设置的“典型环境”却与农民最为可贵的传统精神以及恋土情结相龌龊，他扎根农民群众十四年，却未能识破穷苦农民被时局遮蔽着的真相。
陈忠实则不然，在他看来，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接受农民的教育。他从县志、文献资料里记录在案的事实出发，吸取农民运动史的经验教训，把不应该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陈忠实写《白鹿原》也有两种忠诚，也用两个头脑思考。时代不同了，党给地主摘了帽子，胡乔木代替中央说话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重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陈忠实冒险了，下笔如有神：地主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共产党里有好人也有坏人，国民党里有坏人也有好人，即便是好人像白嘉轩，也有其因迷信而巧夺的恶行，特别是黑娃，集兵匪善恶于一身，其性格驳杂而多变，远远超过《创业史》！
《白鹿原》的叙事方式和细节描写得益于柳青的《创业史》，细致入微，鲜活生动，语句的内涵更为丰富，关中方言更地道，有刚性，有诗性，沉甸甸。他把众多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推向极致，又能于人性的复杂中见丰满，虽驳杂而鲜明，个个都是血肉之躯，石雕般的沉郁和厚重。《白鹿原》“史”与“诗”高度糅合，成就为“民族的秘史”。
柳青死得太早了！他后来狠狠地写出《恨透铁》，又在“四清”运动中同胡耀邦窃窃私语，石破天惊。倘若天假以年，柳青将有望捧出比伟大作品《创业史》更加忧愤深广、更加伟大的作品出来。
要是说《创业史》寄希望于“庙堂”的话，《白鹿原》并非寄希望于“祠堂”。
革命尚未成功，路在何方？
时局决定命运，性格决定写作。《白鹿原》有待后人在意识审视和艺术审美上继续跟进和超越——运用现代理性的头脑。
与热心帮扶新人新作相呼应，阎纲“文坛打假”毫不手软，我的脑海中会出现一个和阎纲外形完全迥异的形象：须眉披张，怒发冲冠。
有人叫鹏鸣，自称“卓立千秋的文学巨星和艺术大师。”“杰出的天才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家。”
沉重的问号压在阎纲的心头，写道：“一个丑类，从西骗到东、从北骗到南，从诗歌界骗到整个文学界，从文学界骗到企业界，从企业界骗到新闻界，又从新闻界骗到出版界，从出版界骗到政界，从政界骗到军界，从80年代骗到90年代，从20世纪骗到21世纪，你就是拿他没办法。对一个江湖骗子怂恿到如此程度，对一个光天化日下行骗多年的人如此麻木，实在令人痛心。”
但是几大报刊均表示不便公正、公开，他听命“老虎苍蝇一齐打”，便以“我吃下一只苍蝇——京城受骗记”为题，撰写长文，“借助网络，立此存照，铁证如山，权作呈堂证供。”
他大叫一声：“最可怕的是骗子与媒体结盟！”
警钟长鸣，传遍网络平台。
阎纲就是这样，一手持板斧，一手持桂冠。
（四）阎纲是我家的老朋友
著名作家文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咸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文兰同志，于2017年7月30日在西安逝世，享年74岁。文兰，民进成员。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三十二盒录音带》《丝路摇滚》《命运峡谷》《大敦煌》《米脂婆姨》，中短篇小说集《攀越死亡线》，创作电影剧本《三十二盒录音带》，电视连续剧剧本《啊！妈妈》等。曾获陕西省双五文学奖等。
阎纲，陕西礼泉县人，86岁，年轻的老年人，皱纹里烙着儿时西北风划过的痕迹。胃寒，奇瘦，双眸深邃，慈祥可亲，文风老辣、简约、有风趣。
阎纲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同我爱人文兰经常谈创作、开玩笑。
我知道阎纲这个名字，一是缘于文兰也是作家，爱先生的书，迟早提起阎纲总是在感仰之时赞叹说：“嗨！阎纲！那可是真正做学问的人，名副其实的‘家’”；二是缘于文坛达人周明先生逢人便讲，他与阎纲60多年情同手足、“生死相约”。
八十年代我刚调创研室，见文兰在读阎纲评论《创业史》的长文，他说太值得一读了，让我也翻翻。我犯难，文学批评这类书籍，可是专家学者的专利呀。说实话，我是慕名才读的。先生健笔纵横的才思与锐利又不失铿锵的秦人语境，牵动着我的眼球，从此，我记住阎纲。
我与先生总共见面不过两次。第一次是2001年中秋节前夕，我们刚搬新家不久，先生回礼泉老家省亲，与周明一起来我的新家祝贺。闲话家常之间，先生向我讲述起他为老父亲过80大寿时喜事新办的快乐情景：不请客，不收礼，既平朴又光彩，既新潮又念旧。最让人感动的是：众儿孙临时起意说家风，老寿星即兴话忠孝，生动、惬意而温暖，好不感人！临走，我送先生三盒米琪月饼，他谦让再三，连声言谢。
第二次是在文兰《命运峡谷》北京研讨会上。那天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我俩正报怨天公不作美，阎纲恐怕来不了了。话音刚落，就在楼道里与先生照面了，他说文兰的研讨会，说啥也不能缺席。
真正与先生交往还是在我与文兰生离死别之后。一天，作家王海先生来电话说阎纲老师惊闻噩耗非常震惊，询问文兰老师的情况，你赶紧回个电话吧。我随即打了过去。
这次长谈，是失去亲人的惺惺相惜，是对亡灵的追思缅怀，是来自兄长般的关怀抚慰，擦不干的泪水。先生语重心长：“兰兰，把你刚才讲的都写出来，一定要写，最少三万字，题目就叫‘我这样和他告别’。”
听先生的，我储思于往昔悠悠岁月之中。
百日之后，我怀着忐忑，将文兰写了，心中没谱，便发与几个朋友审阅指点，回话是：“感人至深，情意绵长。”我的心放下了，一遍又一遍，默默地为这位德高望重的阎纲兄长祝福祈祷，期先生以百寿。
先生回复短信飞快，是日久操练的真功夫。这与他反对打电话有关。他说受电话干扰太大，他与人交流喜欢发短信，以免电话来得突然“无情”地打断思绪；对方要是喋喋不休，轰炸机似的，不停地盘旋，就是不扔炸弹。说完哈哈大笑。又说，短信则不然，发短信，必然要拣重要的，言简意赅，很少客套，又不失礼。
鉴于阎纲同周明二位先生是至交，我将我发在解放日报的文章《<歌德巴赫猜想>的责任编辑是怎样一个人》发与他，很快收到回复：
拜读。写得好啊！读后，觉得你写《我这样和他告别》完全有把握了。顺便发你一篇写周兄的文章，我是满怀激情下笔的，浓缩了60多年的交情。闲时一瞥可矣！
应该感谢这些美文，给了我走出困顿与悲伤的勇气，我废寝忘食了，孩子们定下攻守同盟，要没收妈妈的手机，说“眼睛可不是机器，坏了能够修好”。
偷着看，没停就写回信：
阎纲兄，大作拜读，《和周明遭遇算命》给力、激动、向风慕义。世间何谓情？亲情、爱情、友情。阎纲、周明——同乡、同学、同事；知遇、知契、知见。半个多世纪，作家协会同一个单位，政治运动不断线，从来没有红过脸。难得啊！您情深意长、妙语连珠，让两个北漂陕西娃、老顽童活脱脱走进读者心中。
紧接着，“阎纲散文杂感（插图）连载”迎面而来，连同手边的阎纲散文集《三十八朵荷花》一并装包，相信涉深水者得蛟龙，走哪儿都带着。
因为眼底出血手术过两次，主治医生时有禁令。但是艰难阅读之旅过后，我与先生表明心迹：
阎纲兄，这些文字在帮助我了解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的评论家；一个热情似火、柔情似水的散文家。我写散文是初学，喜欢散文的真情真实感。您说“散文是同亲人谈心”我感同身受。天气寒冷，您多保重。
两分钟后先生回复：
散文神圣又神秘，是禅。散文是我偷来的天火，对亲戚朋友热情似火，对帝王将相怒火中烧。心向往之，未能往之，你我多加努力！
2018年5月19日，见《美文》杂志“第二届汪曾祺散文奖”《亲人·老师·恩人》一文，作者阎纲。
5月13日，第二届汪曾祺散文奖“我的老师”主题征文颁奖典礼在高邮市汪曾祺学校举行。仪式上，潘学元还与汪曾祺长子汪朗，以及贾平凹、赞化教育集团董事长金开明一起为“汪曾祺学校”揭牌。
因忙乱，我不想草草打开。21日凌晨4时，夜幕下的窗外，一片黎明前的静谧。我认真拜读此文，一惊，《和周明遭遇算命》里提到的景庆勋，不就是二顽童匍匐跪拜的小学老师景庆勋先生么？并随即复信给阎纲：
阎纲兄：刚刚拜读完《亲人·老师·恩师》，得见您的祖父、父亲、叔叔、景庆勋、李秀峰以及侯金镜恩师们。“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郑燮）。一份份师生情缘养眼养心，余心感焉。感动之余竟然一个惊喜：景庆勋老师和我的父亲是至交，我家的常客。景老师一天突然来到下三屯小学为县剧团招生，一眼就瞅上我，一试唱，有板有眼，二话没说直接领着我回到剧团，可惜只呆了一个星期，便被父亲执意领回，说娃还小，念书要紧。
您在文中写道：“我俩一踏进先生的客厅，伏身便拜，跪倒磕响头，匍匐不起：‘景先生，学生看您来了！’‘景先生，我们想您啊！’景先生说：‘我也想你俩。你们俩人，一个阎振纲（我的原来的学名），一个周明，是我教过的最有出息的学生，六七十年了，都在心上挂着！’”看到这里时，我哭了。
兰兰凌晨六点于周至老家
就这样，86岁高龄的阎纲提携后进，明明白白将生花彩笔交到我的手上。
（五）“你何辜，竟先后失去两个亲人”
阎纲和女儿最后、最后的吻
【名家专栏】阎纲：我吻女儿的前额（阎纲散文集《散文是同亲人谈心》连载09）
母亲、父亲去世，疼他养他的人去了，阎纲陷入巨大的痛苦和刻骨的反省之中，散文来叩门，写了《母亲阎张氏》、《猴年说猫》。爱女一病不起，与死神坦然周旋，那痛苦而镇定的神态令人灵魂颤栗，他想念，梦里寻她千千遍，散文叩门了，找他，写了《我吻女儿的前额》（女儿周年祭）、《三十八朵荷花》（为“感动中国的爱情故事”而作），流传很广。2013年出版《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其影响之大超过他所有的文章和作品。散文写作延伸了疼爱和惦念，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奋力记述那些满怀悲悯、不惜牺牲、血写的“人”：《伟哉，司马迁》、《王国维自沉于乱世》见文宗之风骨；《丁玲与多福巷16号》、《“小草”为英灵而唱》见文狱之惨烈；《黄秋耘相信眼泪》、《我的邻居吴冠中》、《只有一个孙犁》、《他不是共产党员》，见人格之魅力。他还复活了一系列风狂雨骤的文坛往事，如追忆几次文代大会、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干校记趣《阿Q捉虱子，“算了，算了！”》等。他敏感到，当虚构的文学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变得轻飘飘软绵绵咿咿呀呀的时候，直面现实的纪实文学更能取信于人。
1998年7月18日，他的爱女，《文艺报》编辑、38岁的阎荷因癌症医治无效离世，将不尽的思念留给父亲，白发送黑发，人何以堪？度日如年的悲伤中，他最终选择文字超越现世的苦痛，用自己的体悟点亮更多的生命。他夜以继日，伏案工作。他搜寻记忆的碎片，“一遍又一遍，两难的境地，带笑的哽咽，含泪的哄逗。”将女儿弥留时分的骨肉情、生死爱，谱成了一首柔肠百结的安魂曲——《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和《美丽的夭亡》，让月下的清荷以别样的美丽亭亭玉立。他撰写长文，缅怀“被泪水淹死”的母亲，聆听“遇事要忍”的父教，父母亲的疼爱丝丝缕缕，绵绵不尽。
感恩莫过于《我吻女儿的前额》，感人莫过于女儿藏在病号服衣袋里的《思丝》，“思丝”即思恋青丝，女儿的女儿也叫丝丝。
思 丝
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一个12岁孩子的妈妈、满头青丝的妇女同志会以秃头示人。更没有想到，毅然剃发之后竟不在意地在房间内跑来跑去，倒是轻松，仿佛“烦恼丝”没了，烦恼也随之无影无踪，爽！
活了30多岁，还没见过自己的头型呢，这次，嘿，让我逮个正着。没头发好。
摸着没有头发的脑袋，想一想也不错。往常这时候我该费一番脑筋琢磨这头是在楼下收拾收拾呢，还是受累到马路对面的理发店修理修理？是多花几块洗洗呢，还是省点钱自己弄弄？掉到衣服上的头发渣真麻烦，且弄一阵儿呢。没头发好。
没了头发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剃光头。盛夏酷暑，燥热难耐，哪怕悄悄过来一股小风，没有头发的脑袋立马就感到丝丝凉意，那是满头青丝的人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没头发好。
没有头发省了洗发水，没有头发节约护发素，没有头发不用劳驾梳子，没有头发不会掉头皮屑。没头发好。
没头发的时候，只能挖空心思发挥其优势，有什么办法呢？再怎么说，这头也得秃着啊。
我翘首盼着那一天，健康重现、青丝再生。到那时，我注定会跑到自己满意的理发店去，看我怎么摆弄这一撮撮来之不易的冤家。洗发水、护发素？拣最好、最贵的买喽！还有酷暑呀？它酷它的，我美我的，谁爱光头谁光去，反正我不！
衰惫与坚强，凄怆与坦荡，生与死，抚慰与反抚慰……生命的巨大反差，留给亲友们心灵上难以平复的创痛。
吻别女儿，痛定思痛，阎纲觉得：“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怕。死后，我将会再见先我一步在那儿的女儿和我心爱的一切人，所以，我活着就要爱人，爱良心未泯的人，爱这诡谲的宇宙，爱生命本身，爱每一本展开的书，与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家作精神上的交流。”
《我吻女儿的前额》发表后，三十多家报刊转载，感动父母恋人男男女女，一时间洛阳纸贵。
季羡林的儿子季承（高级工程师）在《矛盾的父亲》一文中写道：“近来我读到阎纲的一篇散文--《我吻女儿的前额》，写的是女儿阎荷36岁时患了癌症，父女最后诀别的故事。文章里写的他们父女在面临诀别时的种种情形，那才是真正的亲情！那绝不是友情。读着文章，我泣不成声，想起我们家的情形，体味到友情和亲情的巨大差别，真是感慨至深。”
阎纲作于女儿阎荷周年墓前：女儿已飞天佛界
2001年女儿 周年祭
《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更凄美：
阎荷遗言：“大家对我这么好，我无力回报。我奉献给大家的只有一句话：珍惜生命。”
“学会怎样死亡的人，就学会怎样不做奴隶。”（蒙田）
女儿在死亡面前保住了尊严。
病床旁边，我们劝着、哄着，让她安安稳稳地入睡，就像哼着儿歌在摇篮旁摇着、唱着一样。她没有选择眼泪，从而教会她的父亲如何对待病痛和死亡。这是一个美丽夭亡的过程，幸有两年多的日记遗存，里面跳动着一颗颗滚烫的心。愿它进入社会与家庭，让父女、母女、男男、女女都能接受它--为健康，为亲人，为爱情。
我用自己的生命写安魂和感恩。
办完女儿的丧事，阎纲不得不想到自己的后事，他想了很多，已经想好了。生命倒计时，“我要学父亲和女儿那样对待死亡。像父亲一样，不与人间争地，不给后代添麻烦；要像女儿那样，坦然面对死亡，该哭不哭，该笑时笑，眼睛一闭走人，给人留下内心的禅。”
别了，38年的生命！
别了，38年的骨血！
别了，38年的清真，38年的芬芳，38年的眷恋连同忧伤的眼神、沉郁的心绪、爽朗的笑声以及温润的前额和双颊。
别了，一切都在瞬间消逝，咪咪，安息吧，再不用剃光头上化疗了！
萌娘在《此情只应天上有》中写道：“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被癌症折磨致死、老父亲晚年的丧女之痛会一直缠绕着你。癌症对病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折磨远非常人可以想象。然而，只要你读完，恐怖会慢慢散去，心里会漾起绵长的温暖。
“父亲听说“尿疗”可以治癌，决心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为苦难的女儿踩出一条逃生之路，一喝就是394天！女儿至死都不知道父亲为她喝尿的事，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种种实录提醒人们，最具实力的关怀就在你给女儿的一次按摩、一次梳头、推推轮椅、喂口热饭之中，它是人间支撑病人活下去的最珍贵最有效力的良药。”
阎荷母亲刘茵，《当代》杂志资深编委，《中华文学选刊》原副主编，中国一流报告文学作家的成名作，不少出自刘茵之手，追悼会上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的‘保姆’”。
当我读完阎纲写给刘茵的告别祭文时，沉重的心像灌了铅似的。
先生不顾裸露的伤口一边流血一边写道：
女儿最后时刻对人说：“我病了好，爸妈都来了。我们家全乎了，这才叫家。”电击一样挑战人的灵魂。
送走女儿，又送她的妈妈，花圈上我写“茵容宛在”。
心上还刻着一个花圈：“几度怨失去，一朝成永别，宝山接天魂去也！”
我含泪给先生写信：阎纲兄，我在老家，天天读《阎纲专辑》。刚翻到刘茵逝世，看得心中酸楚，泪水长流。刘亚洲上将“泪湿双颊”、“你何辜，竟先后失去两个亲人”的信本来就扎心，更那堪”魂去也，茵容宛在！”我感同身受，痛彻心扉。
（六）散文是念想，是同亲友谈心
屠岸、陈忠实、李建军联袂推荐
阎纲散文集《散文是同亲人谈心》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2017年10月出版
本书收录了阎纲散文《和父亲猴年说猫》《孤魂无主》《她夺回失去的美丽》《我的邻居吴冠中》《羊肉泡馍传奇》《五石头记》《雨里盘谷梦中韩愈》《人生三悟》《给铁凝的一封信》《送贾平凹下乡——排场！》《陈忠实的身影》等名篇。
我自己一向喜爱散文，也经常跃跃欲试学着写作，因为散文里有真相、有真情，便于寄托和怀念。故而，我对《阎纲专辑》里的散文作品特别敏感。我手头打开的正是这部专辑的“散文集”。
阎纲说：情动于中，辗转反侧，散文找我，我写散文；体验世情、回望亲情、直面官德、忍看朋辈成新鬼，献上心香为他们敬燃。
人问：怎样写好散文？姑妄答之：用热血浇灌苦参。首先写父母双亲、恋人爱人，写没齿难忘的骨肉亲情，写死去活来的爱。文学是情学、情欲学，你动了真感情，提笔落泪，读者的眼泪才有可能在眼眶打转。
不触动灵魂不动笔；没有独特的发现或更深的感悟不动笔；清通、去辞费，不减肥、不出手。
艺术的魅力源于善恶美丑的势不两立，透过情感的反差、碰撞，彰显深度的人格美、人性美。
刻骨的惦念是天使，诡异的细节是魔鬼。
永不消失的是念兹在兹的亲情。
还是那句话：古今至文多血泪，散文尤甚。
李建军说：“阎纲先生９０年代以来的写作兴趣在散文”，“阎纲散文的风格是平易，是亲切，是坦率，是真诚，是行云流水般的自如和潇洒。他善于实话巧说，长话短说，摇曳多姿，不落俗套，能于平朴中见文采，于淡泊中寄至味。如果说，他的评论是从心灵的净水中喷出的火，那么，他的散文就是从心灵的圣火中生出的莲。水中吐火，火中生莲，都是令人惊叹的美妙景观。”
【名家专栏】阎纲：和父亲猴年说猫（阎纲散文集《散文是同亲人谈心》连载03）
他写《体验父亲》：
1986年，父亲满八十岁，早已是阎家什字我们阎姓空前的长寿冠军，而且饮食适度，生活有节，思维敏捷，气色好看，内脏没有查出一点毛病。所以，正月十五，在他生日的第二天，我们给他做寿。一辈子不愿人提做寿的父亲，这回格外痛快，一说即通。说，“大家美美吃上一顿，高高兴兴一场，尽兴为止。”
最后，父亲讲话，大谈富国之道和健身之道。他现身说法，论证富国之道在于改革开放，健身之道在于身心运动，心广才能体胖。他强调地说，“胖”不当肥胖讲，心广体胖之“胖”者，安泰舒适之谓也。不管一天多忙，对我说来，出门溜达个大半天，和端起饭碗吃两顿饭，同等重要。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忠孝二字，精忠报国为上。有‘忠'也有‘恕'，人应该原谅人、体贴人。这是我的脾气。”又说：“孔夫子要继承，但孔夫子的孝道和妇道可能要打折扣。你们要经邦济世、与人为善、好事多做，不要因一家之小而忘一国之大。”言毕，掌声震耳欲聋。
父亲去世，留下遗嘱。
遗 嘱
勤俭持家 厚养薄葬 传统家风 我谢世后 丧事从简
遗体火化 移风易裕 毋违我意 从命是孝 是所至嘱
阎景超
父亲死了，寿终正寝，家史的一页掀过去了，上接的一代断裂了，一个人所标志的时代终结了，一个大家族解体了。作为人子，不理解形而上的父爱就是不理解传统，就不会形而下地以父爱爱子。现在，一大家人分而居之，天南地北，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一套，田园牧歌式的、宗法森严的“四世同堂”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所以，父亲对于儿子的儿子和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即第三代、第四代或者第五代的影响，只能通过我们儿子一代即第二代发生作用。文明社会家庭急遽的兄弟“单过”的走势，使得族权象征的老爷爷的形象在各自为政的诸侯国里迅速淡化。陌生的寿星老儿的存在，对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来说，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在第二代兄弟姐妹之间，老人也不过是维系孝悌忠信的一条可有可无的纽带，各人有各人的系列、各人的摊子。所以，尽管“满床笏”子子孙孙绵延不绝，属于他老人家这一血脉的大大小小竟有好几十口子，可是，叫谁来侍奉堂前都不可能，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不是不情愿，而是动不了。老人感到孤独，老人成了飘零者、多余的人。老人越是长寿，按世俗的说法越是有福，本人之福、子孙之福；然而，老人越是有福，越感到寂寞，新生代越觉得陌生。所以，老爸升天，纽带中断，象征消失，大家庭解体，接下来的，是大哥和我，在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传宗接代、生生不息的各路诸侯间继续充当族权的象征和亲情的纽带。想来凄然，但未必不是社会的进步。
我决定搬进父亲住过的这间小屋。我现在已经睡在父亲睡过的木板床上。我尽量做着同父亲一样的梦，潜心体验作为人祖的老人一生的滋味和他弥留期间的复杂心态。
可怜的父亲，越是长寿，越有零落之感，可是，谁也没有多嫌过他。在这个喧嚣的大家族中，现在想来，他孤独。然而，“吾道不孤”，他已经感到十二万分的满意。
他写《不，我只有一个母亲》：
母亲教我勤快，她几乎天天给我们叨叨：“嘴馋身子懒，越馋越懒，最没出息！”每年农忙时节，特别是夏收龙口夺食，母亲总要把我和大哥赶到舅舅家干活练吃苦。小舅高高的个子，干活利落，重活轻干，动作十分潇洒，我跟他学得几乎所有的农活，包括给牲口起圈垫圈。干各种农活，而且干得很巧，这使我日后受用不尽。“文革”期间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劳动改造中累死累活，但是什么活也没有把我难住。
全民大跃进，母亲来京照看刚刚出生的孙儿阎力和孙女阎荷，家乡有信来，饥饿威胁着大大小小每天张口要吃饭的人。两头都是心头肉，母亲的心扯到两处，忍受着人生巨大的痛苦。
小时候，母亲常用《三娘教子》里的上场诗教我成人：“唯有读书高。”“左边湿了右边换，右边湿了换左边。左右两边都湿遍，娘把儿抱在怀里边……。”“要知父母恩，自己怀里抱子孙。”
母亲决计回老家去，坚决把户口也从北京转回去，即刻起身。
母亲从北京回到醴泉西北街以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天天给娃娃们洗头、贴药，她们长了一头的疮颗。
大哥和我都离乡在外，母亲回到的所谓“家”，其实是大嫂卵翼下嗷嗷待哺的一群小鸟，要是排队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连母亲、大嫂，总共九人。母亲把三个女子给人了！
一个换了150斤麦，一个远嫁新疆，一场“出塞”的悲剧，母亲哭天抡地，“把我娃卖到口外了！”一个刚刚长大，便说了婆家，出嫁那天，母亲大哭不止。
1976年9月，我受本《人民文学》编辑部之命，回西安组稿。
回西安的第二天，全国大恸，毛主席逝世，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大哥从县上赶来接我回县，母亲这会儿一定站立柴门，望眼欲穿，微风吹拂着她的银发。
“妈殁了！”眼前一黑，大哥伸手把我扶住。
饱经忧患的生母啊！
母亲是全家最苦、最受尊敬的人。
我一生挨过两回打，最沉重的责打，头一回打我的是妈，第二回打我的是“娘”。
上学到赌风甚盛的高年级，经不住同学死拉硬拽，赌钱玩，输了，偷！
母亲大怒，举浑身之力，很容易地就把我捆在大方桌的腿儿上。一阵又一阵地劈头盖脑，直到笤帚疙瘩断成两截,然后趴在桌上“哇”地哭了，非常伤心。
从此之后，老实做人，诚实说话，没有重犯，母亲没有再打，我更爱母亲，母亲更爱我。
二十多年后的“文革”中，两次当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皮肉受苦，腚青脸肿。
干校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我不承认我是“五一六”，一顿毒打，一点不手软，比起当年捆在方桌腿儿上挨母亲的打可怕得多。我挨了许多打，不是母亲打儿子，而是“革命打反革命”，正像丁玲说的“娘打儿”。
是《三娘教子》吗？是三娘教子，一顿杖责，教我守人的本分，不欺诈、不偷盗，办事凭良心，三尺头上有神明。
是《三娘教子》吗？是三娘教子，一个教我诚实不撒谎，一个教我撒谎不诚实。
我只有一个娘——亲爱的生母，加倍敬畏的地母！
阎纲与吴冠中 2008年11月摄于北京方庄体育公园
他写《我的邻居吴冠中》：
吴老呀，你写的散文特别是《他和她》，空谷足音，人间哪得几回闻！开篇普普通通的五个字就打动人心：“她成了婴儿。”最后几句话：“他偶尔拉她的手，似乎问她什么时候该结束我们病痛的残年，她缩回手，没有反应。”《病妻》的结尾更震撼：“人必老，没有追求和思考者，更易老，老了更是无边的苦恼，上帝撒下拯救苦恼的种子吧，比方艺术！”
他丰满而瘦小，富有而简陋，平易而固执，谦逊而倔强，誉满全球却像个苦行僧，说：“一百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少一个鲁迅中国的脊梁骨会软很多，少一个画家则不然。”“我的一切都在作品中，我坚信，离世之后，我的散文读者要超过我绘画的赏者。”
更令人吃惊的，是吴老大清早买煎饼吃过后，同夫人坐在楼下草坪边的洋灰台上，打开包儿，取出精致的印章，有好几枚，磨呀磨，老两口一起磨。卖煎饼的妇女走过去问他：“你这是做什么？”他说：“把我的名字磨掉。”“这么好的东西你磨它……”他说：“不画了，用不着了，谁也别想拿去乱盖。”
吴老逝世，我和刘茵去他家吊唁，然后看望老太太——“她”。她表示出热情，说：“来！坐！”频频让座，脸色清澄，微微含笑，平和如昨，我们对着灵堂落泪，她却不知道眼前已经发生的一切，吃饭了，还要等“他”回家陪“她”。想起吴老的名篇《他和她》，想起公园里“他”搀扶着“她”一步步挪动的背影，不觉一阵心痛。
阎纲的一对儿女（阎力和阎荷）都上了丁玲捐助的作协幼儿园
【名家专栏】阎纲散文杂感（插图）连载19:丁玲与多福巷16号
他写《丁玲与多福巷16号》：
多福巷16号是我的家，原本是丁玲的家。
1951年，丁玲从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家协会迁入多福巷。1951 年夏，丁玲和陈明在颐和园云松巢居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罗瑞卿陪毛主席看她来了，毛主席拾级而上，丁玲迎上前去拉住他的手在廊前坐下，大家边吃西瓜边聊天，轻松愉快，像家人团聚似的。
1952年3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丁玲享誉中外，多福巷投来大小作家钦慕的目光。忙里偷闲，闲庭信步，一家人在葡萄架下摆盘围棋悠哉游哉。
7年之后，丁玲下了北大荒。丁玲搬出，我们迁入。我当时高兴啊，因为我非常向往北京老胡同里京味十足的平民生活。
谁承想，局势突然恶化。
中国作协党组从1957年6月6日开始，连续召开24次扩大会议对“丁陈反党集团”进行揭发和批判。
场面非常激烈，一片打倒声，百多人齐声发出怒吼：“丁玲站起来！”我们一些团员也被扩大到会场，觉得文人斗起来也很残酷，像是要吃掉丁玲似的。
丁玲把一切献给党，坏事都是撒旦们干的，自己忍辱负重，甘当苦行僧。
1979年11月召开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丁玲即席发言，说：“不是胡耀邦同志讲过吗，五十年再不戴帽子了，我说，也许再也不戴帽子了。我们爱惜爱惜我们的年轻人吧！（掌声）”
1985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3周年，丁玲回延安，陈明照例和她肩并着肩，展现在眼前的是座谈会结束时的合影。丁玲指了指毛主席，稍许停顿，然后轻声沉吟着：“后来--变了！” “后来--变了！”“当年是兄弟，后来成君臣了。”
告别欲说还休的人世时，丁玲要了陈明一个长长的吻。
1983年2月黄秋耘、阎纲摄于北京八一湖畔
【名家专栏】阎纲散文杂感（插图）连载28：黄秋耘相信眼泪（附：王蒙来电）
他写《黄秋耘相信眼泪》：
黄秋耘的悲剧在于人道主义理想没有过渡到对于民主科学的清醒追求。他的人道主义更多是噙着泪水无奈地感伤，他的大勇主义更多是自我解剖使自己的灵魂不得安宁。对于恶势力的抗争，要是不能同民主的手段和科学的目的紧密结合，纵然打抱不平、为民请命，甚至发出悲鸣和怒吼，也无济于事。所以顾准说：“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2002年３月底的一天，王蒙秘书到处找我，说有急事，要我回电话。翌日，我拨通王蒙的电话。
王蒙近照
我问：听说你找我？
王蒙：你的电话变了？我看了《文艺报》上你写黄秋耘的文章，挺好，打动了我，令人叹息。你的文字老辣，你老成精了，不但辣，甚至du【独？毒？】，我感谢你。
我说：多蒙夸奖！
王蒙：我当部长以后，到广州看秋耘，他以诗相赠：“寄语位尊者，临危莫爱身。”
我说：你和秋耘交情深，“相忘于江湖”嘛！
王蒙：我也写过一篇黄秋耘的，发在《新文学史料》上。
我说：你那篇文章才叫好呢！
王蒙：我说阎纲，咱两个不要互相吹捧了，我那篇比你这篇浅薄多了，你并非一味地褒，而是褒中有贬。接着写，这年头，什么不能写？你的文章漂亮得不得了。你现在的电话？
我说：NNN00008
王蒙：四个0？好啊！我4月1号出国，所以急着找你。
我说：谢谢鼓励！
王蒙：哪，哪？谢谢你写出黄秋耘！以后咱们多聊。
王蒙之所以急不可待地同我通话，我想，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如何如何，而是文章触动了他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勾起他对于故去的黄秋耘（从《文艺学习》批判《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来）“爱我友我”的无限怀恋。对于他们二人窃窃私语、终成友谊的几段接触，我是记得的。王蒙错划为右派、即将放逐新疆时，两人在什刹海游泳，不期而遇，王蒙戏称：“涸辙之鲋，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未若相忘于江湖。”从兹惜别，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各自保命去了。王蒙当部长以后，权力和地位的诱惑无时无刻不塑造一个得势的新显贵，他已经感到不小的压力，万分的苦恼：难道又“一个诗人倒下去，一个官僚站起来”？他倍加小心。他借出差广州之便，专程拜望黄秋耘，黄秋耘未忘于江湖，当面赠言诤谏：“寄语位尊者，临危莫爱身。”王蒙深受感动！所以，当他看到我写黄秋耘，便勾起重重心事：从倒霉到下地狱，到不求仕进，最后如期挂冠……百感交集，江海翻波浪。
王蒙的部长挂冠后，只要见到我，总免不了说：“多写、多写！”后来见面，还是免不了说：“嚯，挺精神的，老成精了，多写、多写！这年头，可以写了！”
（七）他看见，他悔愧，他作证，他活着
2016年家乡政协文史研究室隆重推出《阎纲专辑》，阎纲超前亲见自己的骨灰盒，悲欣交集，怀之暖心，一挥而就：
“天行健，总是浮云匆匆，《阎纲专辑》不过点点星火，行行脚印，留给乡亲们一段历史的见证。
我说了，我写了，我的灵魂得救。
我说过，离开这个世界时，不建墓、不与人间争地，焚尸杨灰，魂飞魄散。我也常说，巴金‘讲真话’，他创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就是作家的八宝山，书柜里安置的著作，就是作家的骨灰盒，我的心在骨灰盒里跳动。”
情之切切，言之凿凿。
善恶昭彰，如影随行。
阎纲只顾向前，身后拉长的影子画出他人生的轨迹。他看见，他悔愧，他作证，他活着，活个明明白白。
“勿言牛老行苦迟，廉颇八十犹胜昔”
先生老骥伏枥，正当其时。
2019年3月26日完稿于西安古逸斋
吴兰兰，女，陕西周至县人，咸阳市艺术研究室退休。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西安市作协会员。作品曾在《解放日报》《中国作家》《西安晚报》《美文》《延河》《中华词赋》《陕西诗词》《诗坛》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