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农：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和“疆域观”
在进行讨论之前，首先需要对“天下观”和“疆域观”进行界定。“天下观”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于世界构成的认知，这种对于世界构成的认知并不纯粹是地理的，而是在相应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基础上构建的对于世界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秩序的地理认知。“疆域观”，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其所应占有的空间范围的认知，因此本文所用的“疆域观”与现代的“国家”和“主权”等概念没有关系。“天下观”和“疆域观”这两个概念虽然存在差异，但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是在“中国”古代。
关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前人研究成果众多，但对其思想来源、后续影响以及地理空间进行相对深入分析的当属唐晓峰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现引用其中一些与本文有关的结论。
首先，“华夷”两分的“天下观”：“在周朝分封地域范围的四周， 全面逼近所谓的‘夷狄’之人。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华夏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王国维称其为‘道德之团体’）直接面对夷狄世界的局面。居于中央的华夏与居于四周的夷狄的关系遂成为‘天下’两分的基本人文地理格局”；“ 对夷狄是绝对的漠视，反之， 对华夏中国是绝对的崇尚。华夏居中而土乐，夷狄远处而服荒，这种地域与文化的关系被推广到整个寰宇之内，唯有中国是圣王世界， 其余不外是荒夷或岛夷，越远越不足论。如此全世界二分并以华夏独尊的地理观念在随后的千年岁月中一直统治着中国人的头脑”；“需要注意到的是，华夷之限不是政治界限，更不是国界，也不是种族界限，而只是文化界限……反而希望‘四海会同’‘夷狄远服，声教益广’，也就是要与夷狄共天下，当然，前提是‘夷狄各以其贿来贡’”；“在周代形成的‘华夷之限’的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原士大夫的头脑，华、夷对照是理解世界的基本思想方式”。
然后，关于“华”“华夏”的空间范围：“不知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禹迹’成为华夏地域的表述名称”；“禹之迹，就是大禹平奠治理过的地方。经过大禹治理的地方就是文明之区，有别于蛮夷之地。在人们用大禹的名义说明自己的地方时，已经包含了华夷两分的意义，夷狄均在禹迹之外，而宣称居于‘禹迹’之内，则成为华夏人地理认同的重要方式”；“《左传》（襄公四年）引用了《虞人之箴》中的一句话‘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它道出了华夏空间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将‘禹迹’与‘九州’相联系”；“《毛诗正义》：‘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若以中国对四夷，则诸夏亦为中国’”。
简言之，即大致是在周之后，近代之前，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中，世界是由“华”和“夷”两部分构成的，其中“华”无论在文化、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是“天下主”，这个世界是围绕“华”展开的。对应于地理空间，“华”即是《禹贡》中记载的“九州”，且由于这里是“诸夏”所在，因此可以称为“中国”，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中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的概念，大概对应于一些研究中宣称的“地理中国”和“文化中国”。
“九州”的地理空间，在《禹贡》中有着记载，但由于构成其边界的一些地理要素，如“黑水”等的具体地理位置长期以来都存在争议，因此实际上也就无法确定“九州”明确的空间范围，因此“九州”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大致范围，但又相对模糊的地域空间。现存的宋代之后的大量《禹贡》图对其地理范围有着描绘，且所有这些地图大都没有绘制明确的界线，因此这大概也说明古人对于“九州”的准确范围也没有明确的认知。
如果上述认知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疆域观”也就呼之而出了。在“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下，虽然“华”占据了主导，但两者结合才构成了“天下”，也即唐晓峰所说的“反而希望‘四海会同’‘夷狄远服，声教益广’，也就是要与夷狄共天下”，由此显而易见得出的结论就是另外一句在谈及“中国”古代“疆域”时经常被提到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由于对“夷”的轻视，因此“华”才是作为“天下主”的正统王朝的天子或者皇帝所应直接领有的，而“华”在地理空间上对应的就是“九州”，也即唐晓峰所述“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王朝并非占据整个‘天下’，说皇帝坐‘天下’，这个‘天下’只是形容他天下独尊的地位，并不是严格的地理语言。他们知道，在天的下面，除了中国王朝，还有不知边际的蛮夷世界。只是对于这个蛮夷世界，中国士大夫不屑于理睬”。
当然，“蛮夷”世界也是存在层次的，其中一些是与“华”在地理空间或者文化、经济上有着直接接触或者往来的，而另外一些则几乎毫无往来，对于“华”来说只是道听途说，甚至一无所知。由此形成的“天下”，也就有了包含甚至是想象中的全部“世界”的“大天下”，以及只是包括了有着直接往来或者有所了解的“蛮夷” 的“小天下”，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后者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更为关注的，这点从前文所引唐晓峰的论述来说，是必然的结果。
在这种“天下观”之下，王朝所控制的地域空间必然要尽可能全面地包含“华”所在的“中国”和“九州”，而这也是王朝正统性的来源之一，也是王朝统治“天下”的“法理”基础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朝控制的土地也以此为限，毕竟在这种“天下观”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朝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周围的“夷”地加以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但这些并不是必须的。
作者简介：成一农，男，1974 年4月出生于北京。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2003年至201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工作，研究员。2017年至今在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工作，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城市史以及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曾主持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目前主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出版有学术著作6部：《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 广舆图 > 史话》和《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1949— 2019）》；教材1部，《城市史研究》；译著5部；在海内外刊物和论文集中发表论文90余篇。
内容简介
本书以各藏图机构和古籍中收录的清 以前的全国总图为研究和整理的对象，在判定地图的成图年代的基础上，对这些全国总图按照谱系进行整理。本图录以古籍中全国总图为主要的整理对象，展示了以往被忽视了重要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书首次对中国古代的全国总图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介绍，初版曾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出版后曾获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此次修订充实了原有内容，增加了对中国舆地图的最新研究，补充了清代前期的舆地图的出处、版本。此外本书按照谱系的方式进行整理，比以往研究更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发展脉络，有助于今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