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04 | 王晓明：鲁迅的精神世界
■ 鲁迅虽然痛恨中国人的丑陋，但是他并不轻视中国，以为中国经不起这样的痛恨。我觉得这样的“不轻视”才是他真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通的地方。我认为鲁迅是没有看错的，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摇摇欲坠，百废待兴，却还能够激励和承受他这样的批判和揭发，并没有孱弱到一声刺耳的呼哨就能让一切沦为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式思想的透彻，对黑暗盯住不放，一步一步深挖不放松的批判，未尝不可以视为这个世界还是有救的一个证据。
——王晓明
作者简介
王晓明，1955年生于上海，现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兼该校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当代文化分析和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研究。
鲁迅的精神世界
（上）
| 王晓明
*本文乃三联“中读”今天上线的音频课“鲁迅的精神世界”的前四部分，余下的课程我们将择机整理推送。欢迎大家扫描文末的二维码收听音频课程
三联中读的听众们好，我是王晓明。很高兴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跟大家来谈谈鲁迅的精神世界。
这个题目很大，怎么讲呢？我估计你们都大致了解鲁迅的生平经历，读过他的作品，甚至也知道研究界对他的一般的看法。所以我今天就不讲他的生平故事，也不从文学史的角度去评价他如何伟大或者如何不伟大，我也不讨论他的私人的情感生活，比如他跟他家人、兄弟的关系，他的婚姻和爱情……诸如此类，我今天都不讨论。我也不讨论他跟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个是鲁迅的精神世界里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今天的时间不够充裕，我就不谈了。如果要了解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各位可以去看我写的一本鲁迅的思想传记，书名叫做《无法直面的人生》，今年年初在三联书店出了修订版。上面说的这些我今天不谈的问题，这本书里都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另外如果想比较深入地了解鲁迅的生平经历，我建议各位去看看朱正先生的《鲁迅传》，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鲁迅传》的修订版，我个人以为，目前为止，这本书在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订方面做得最好。
朱正：《鲁迅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尽管那么多方面我今天都不谈了，但是鲁迅的精神世界仍然很丰富。所以我想选一个角度来谈谈他如何压制他的悲观和虚无的情绪，他如何维持抵抗社会黑暗的奋斗意志。我会用这么几个词来概括他的压制悲观和虚无的这个思想过程：首先是“带着面具的呐喊”，接着是“虚无主义的鬼气”，再下来是“'大时代’和'中间物’”，最后是“绝望的抗战”。这里面的“呐喊”、“鬼气”、“大时代”、“中间物”、“绝望的抗战”，这些都是鲁迅在人生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的思想概念。我很希望各位能够记住。
介绍完这些，我会再谈谈这些概念所代表的鲁迅的思想过程。或者说，鲁迅思想当中这一种非常特别的方面，也就是他对悲观和虚无持续的压制，在到目前为止的现代中国思想历史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为什么今天我要特别来介绍鲁迅如何压制自己悲观和虚无的情绪？这就要谈谈他和今天这个时代的关系。
鲁迅和我们在时间上并没有隔得那么远，他于1936年在上海去世，只活了五十六岁。如果他像如今大多数的上海人一样，也活到八十多岁，而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就已经出生，并且已经长成少年人。这么来看，他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更重要的是，他当时面对的那些根本的社会和人生的大问题，比如如何压制和克服消极悲观情绪，也是今天的我们仍然需要面对的。因此看他怎么想，在这个问题上又怎么做，对我们而言，就有特别切身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一边读他的书，一边觉得他其实就活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紧张地思考，在苦苦地挣扎。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并非只与鲁迅和1920年代相关，也与我们，与2020年代相关。
鲁迅遗像
先说第一个——“带着面具的呐喊”。
“呐喊”是鲁迅为他第一本小说集取的名字，也是他对自己的描述。他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他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主将，而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兵。当然，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习惯（传统），喜欢把自己的辈分、成就、作用都说得小一点。但鲁迅这么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和其他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很多年轻人，比如胡适、钱玄同，对于思想启蒙的看法并不一样，他远远没有他们那么乐观。所以当《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跑到他家里动员他投稿的时候，他这么回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门窗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呐喊·自序》）
那位编辑其实就是钱玄同，他就回答说：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很显然他们两个人讨论“铁屋子”的重点是不一样的。鲁迅说的重点是：现实。他已经40岁了，非常多的经验告诉他，这个黑暗的铁屋子是打不破的。而那位编辑说的重点却不是现实，而是：将来的希望。鲁迅当然知道，一旦说到将来，那些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哪怕他从现实经验当中得出了非常正确的判断，从逻辑上来讲，他也不能用这个判断去否定“将来的希望”，因为希望的根据是将来，不是今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实际上运用的是一种古老的逻辑推理：
即使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你也不能说它明天就一定不会从西边升起。
鲁迅因此就很矛盾。一方面“希望”是不能否定的，也因此，他愿意投身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通过宣传新思想来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运动，他要参与，大声呐喊，他就必须扮演一个演说家和鼓动者的角色，用积极乐观的理想去打动人心，唤醒青年人，去铲除黑暗的专制。
钱玄同（1887—1939）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从现实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悲观的判断就是：铁屋子是很难打破的。这样的判断又使他从心里面相信（他的原话是“确信”）他没办法否定铁屋子可以打破。那么，怎么办呢？
最后，他采取了这样的做法：不在“自己对将来的乐观的希望”和“自己的对改变现实的悲观”二者中选一个，而是把这两者都接受下来，心里面继续保留悲观的确信，手上却开始了写呐喊的文章和小说。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干脆带一副面具来呐喊。
所以我们看鲁迅的文章，常常会觉得他同时在发出两种声音：一种是慷慨激昂，充满信心的，激烈的批判现实，号召年轻人起来斗争，要“摆脱冷气”（《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勇敢地向上走，生命的路是进步的，什么都阻挡不了。
他举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的自我反省。他认为一个民族里反省的人越多，这个民族越是永远向前，永远有希望。他又拿俄国十月革命举例，说这是“新世纪的曙光”（《热风·五十九圣武》）。这样的乐观的话，他说了非常多。
但他同时发出的另外一种声音却是相当悲观的。比如，他说“新世纪的曙光”的同时，他给一位东京的朋友写信，认为中国人很难真正接受外国的进步思想，以后中国还是会有动乱，但是这种动乱还是中国式的传统动乱，而不是俄国那种在动乱中创造新社会的情况。所以俄国那样的“新世纪的曙光”照不亮中国。
一般说来，在公开场合，人总不愿意说话自相矛盾，所以鲁迅往往在私人的通信里才比较放肆地说那些悲观的话。但是面具终归只是面具，不可能长久地把人都遮住，时间一长，写的文章一多，鲁迅内心一些悲观的“确信”还是会从面具的四边露出来，进入他公开的言论当中。
1923年，他去北京一所大学演讲，他本意要鼓励年轻人切实地争取人生的幸福，可他讲着讲着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娜拉走后怎样》）
这等于是重复了他关于“铁屋子”的悲观比喻。
在他的公开言论中，一旦这两种声音混在一起，就会使他的“呐喊”变得很奇怪。虽然是“呐喊”，但是同时，人们能从里面听出一种勉强，一种愤激，甚至让人觉得他的“呐喊”听上去非常刺耳，好像一种反话。
再举一个例子。他曾这样评论《新青年》杂志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他说：
“假如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自走自己的路。”
他接着说：
“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地帮他抬。”（《集外集·渡河与引路》）
鲁迅这些话里的意思还是很积极的，因为最后还是要帮“他”抬车。但是你仔细体味，就会发现这些话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放弃。
如果他们实在不肯听你的劝，那就随他们去——这就和启蒙的立场不一样了。因为启蒙是要改造社会，也就意味着不能够说“放弃”。如果不听你劝的“他”不只是一群遗老遗少，它更意味着形形色色的愚昧人群，意味着从“阿Q”到“吴妈”这些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如果这个“多数”将使整个民族都坠入灭亡，你还能够放弃吗？
在一封私人通讯里面，鲁迅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
“盖国之观念，其愚易与省界相类。”（热风·随感录三十五》）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举一个例子，上海有一个很大的岛叫崇明岛，现在属于上海，但是在历史上，崇明岛被多次划分给江苏，属于江苏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崇明人一定要说自己从来是江苏人或者从来是上海人，其实都没什么道理。鲁迅上面说的内容其实类似这样的逻辑。
鲁迅说：
“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致许寿裳》）
1921年，他更在一篇公开的文章中说：
“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热风·随感录六十六》）
但是“如果他实在不肯听，就由他去”，这个“他”的范围有多大？我们就可以从上面那些话中看得很明白了。
我当然理解他的苦心，“实在不行就算了”这说法。人要避免这种“努力了，因为收不到效果就失去信心”的心理，鲁迅要避免这个情况，所以他说这些话的根本目的还是在给人打气。但是这种自我打气的方式，即先找一条心理退路的方式，让人仔细体会后心里发凉，因为他对启蒙无效的透彻预感，实在是表现得太刺眼了。
新文化运动油画
鲁迅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加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那一代启蒙者的行列。这个独特并不在于说他的战斗热情比其他人高，也不在于说他的启蒙主张比其他人正确。他的独特是在另外一面——那就是对启蒙的信心，他的信心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即使他发出最激烈的呐喊，他也清醒地估计到“呐喊”多半不会获得什么响应。就在他最热烈地肯定将来的同时，他的心里面也克制不住地要怀疑：这个世界恐怕只有黑暗和虚无，才能长久地存在。
尽管在不同的程度上，鲁迅那一代五四呐喊者当中，不少人，比如陈独秀，都有把内心的悲观隐藏起来的做法。但是像鲁迅这样戴着这么大一副面具，却依然不能完全遮住内心的悲观——这样的情况还是相当突出的，但也因此鲁迅的“呐喊”比那些相信“呐喊”一定能改变社会才呐喊的人更了不起。
但是这个“了不起”是有代价的。这就要说到鲁迅思想的第二个特点：虚无主义的鬼气。
鲁迅经常说自己的内心有“鬼气”。他在一封通信里是这么说的：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吧。”（《两地书》）
鲁迅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只顾自己不管他人”，而是指1921年他翻译的一本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表现的一种思想：小说主人公绥惠略夫想要救群众，但是反而被群众所迫害，于是气疯了，提了枪上街，见人就开枪，最后自己也被打死。翻译完这本小说，鲁迅在后记里却对绥惠略夫深表敬意，说他是伟大的人物。
《工人绥惠略夫》
［俄］阿尔志跋绥夫 著，鲁迅 译
北新书局，1927年，未名丛刊
一年以后，他又拿北京大学里一次反对提高收费的学潮做例子，他提出了一个更令人难受的说法。他说，学潮是胜利了，校方不再增加收费了，每个学生都享受了胜利的成果。但是那位领头抗议的学生却被校方开除，而且其他学生们对开除事情却没有什么反应，好像都忘记了被开除的同学。
鲁迅说，这让他明白了另外一件他长久以来就很疑惑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北京的一个公墓里有四位烈士的坟，晚清时期，这四位烈士为刺杀满清高官而牺牲。其中三个坟的墓碑没有刻姓名，只是光秃秃的三块墓碑。但是民国建立十多年以后，这三块墓碑还是光秃秃的，没有人去刻一个字。所以鲁迅很感慨，他说为群众奋斗、牺牲的人，除了让群众“分享”“分食”自己的身体之外，是没有别的作用的（《华盖集续编·空谈》）。
他的这些话，是否会让各位想起他的小说《药》里面“人血馒头”的情节？
有一次许广平因为为了女师大风潮，向他抱怨说：群众靠不住。他回答说，群众就是这样，由来已久，将来恐怕也不过就是这样。
我们要注意他说的“群众”的含义。他在东京留学的时候，他就主张说革命者不能信赖群众，要靠自己。但是那个时候，他说的“不能信赖的群众”，主要是指类似《药》里蘸着烈士的鲜血来给自己的孩子治肺病的华老栓那样愚昧的人。
丰子恺绘《药》插图
但是他现在说的“群众”却把青年学生，以及闹学潮的学生包括在内。
在现代中国，这些学生本来是新文化最敏感的响应者，是陈独秀他们希望造就的“新的中国人”中最有可能的候选人。从清末到民初，再到1920年代，一批又一批觉悟者和启蒙者，包括鲁迅自己，不都是从这样的学生当中产生的吗？可是鲁迅现在竟然把这些学生看得与华老栓那样的愚民没有什么两样，老栓会蘸着烈士的血给自己的孩子治病，他们也会把带领他们闹学潮的同学忘得一干二净。
对于什么人都不再相信，不再信赖的这样的想法，就是鲁迅内心的“个人主义”。
“人道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认定人类有一种共同的理性，至少是有一种共同的向善的潜力，一种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可能。所谓对人的信心，实际上就是对别人身上跟自己相似的东西的信心。因此“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相信“人道主义”的人因为相信人有共同的理性，所以他愿意为社会和群众的进步承担责任；而“个人主义”者却是最初相信，但是后来他又不相信，所以他要愤怒地撤回他原先已经作出的承担。
鲁迅既然和绥惠略夫发生了共鸣，他就必然要回过头来重新看自己原先秉持“人道主义”信念而承担的责任、所做出的种种牺牲。在一封私人通信里面，他说：
“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两地书·九五》）
鲁迅说：“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他最后说：“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
这让我想起他的另一句有名的宣告：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
他当然不能完全像他宣告的这样做。一个人总是用恶意来揣测别人，首先自己就没法活。鲁迅的内心又是那样复杂，即使说自己渐渐地倾向于“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情怀还是会继续起作用。
就在他宣告说不相信任何人的同时，他依然继续扶持年轻人，甚至继续被年轻人利用，甚至欺骗。我这里就不说具体的例子了，但是他那种从消极的角度去理解社会和人的倾向，却在“个人主义”的刺激下快速发展。他有时候就因此神经过敏，看错、冤枉了别人。但糟糕的是，在更多的时候，他这么看却常常看对了。
鲁迅不但这么看现实，他也这么看历史。举个例子，1925年前后，他多次说他要写一个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小说。从白居易开始，很多人都写过这个故事，他却仍然觉得故事里有别人没有看出来的意思。他对郁达夫详细讲过自己的构思，他是这么说的：
“以玄宗之明，哪里会看不破安禄山和她（杨贵妃）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呢个的爱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创造月刊·历史小说论》郁达夫）
从《长恨歌》起，长生殿上李杨的密约一直被看作是爱情忠贞的誓言。可是他却固执地认定，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
鲁迅对人性阴暗面的强调相当厉害，我以前常常佩服他这种特别毒的眼光，有时候甚至还心生羡慕，希望自己也能够练出这样的本事。可是现在，我还是觉察出了事情的另外一面：鲁迅这副特别的眼光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标记，这表明了他在怀疑人的思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
在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虚无感。对中国的历史传统，鲁迅早已经不再从正面去看了，对现实社会的改革，他也越来越不抱希望。
1925年，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说：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集外集·杂语》）
这是对清末以来革命历史的总结，但是也暗示了鲁迅对未来的估计。对年轻的一代，甚至是对骨肉之亲，他也都不再轻易地相信，他甚至将母爱看成是一种累赘。老朋友的太太病逝了，鲁迅就这样安慰老朋友，他说你的孩子很弱，但是如果没有母亲的话，孩子说不定反而能变得强大和勇敢。鲁迅强调说，因为你是我的老朋友，我才敢说这样的话。
所以，你看，茫茫天地之间，上下左右，鲁迅竟然看不到一样东西可以放心地寄托自己生存的意义。
所以他对许广平说：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四》）
他显然知道自己陷入了虚无主义，这种虚无感，不同于启蒙者的悲观。
悲观是什么呢？比如你想扫除黑暗，但却发现不能成功，那么黑暗很可能会长久地持续下去——这样的心态属于悲观。悲观会使人丧失信心，却不一定会使人停止斗争，停止行动。因为即使没有胜利的可能，你也可以做自杀式的冲锋，可以当扛住闸门的牺牲者：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怎样做父亲》）
这种自杀式的冲锋和牺牲本身，就可以确定你的价值，最后是不是胜利了，其实倒不重要了。
但是虚无感却不同，它虽然也来自于对战胜黑暗的悲观，但是它不会止步于悲观，它还会继续往前走，开始进一步怀疑在黑暗之外，是不是真的还有其他美好的东西存在？倘若天地之间只有黑暗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个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因为只有你确信有光明，你才会觉得这是黑暗。如果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这个东西，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因此一旦一个人陷入这样的虚无感，他就会迅速地失去行动的热情，认为牺牲、反抗都没有意义。人生只剩下一个词，就是——无聊。
所以虚无感不同于绥惠略夫的绝望。绥惠略夫毕竟是理想主义者，他固然对社会上的一切都怀有敌意，但他对自己还是抱有某种确信：一边是不可救药的社会，一边是孤单单的觉悟的自己。至少自己跟社会的对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是有明确意义的。正因为有这样的对峙的意义，这个绥惠略夫最后才会那样疯狂。
一个陷入虚无主义、虚无感的人，就不大会有分明的“社会”“我”这样的界限，他会怀疑世界上所有的价值，这首先包含了对自己的怀疑。如果你对自己有怀疑，你又怎么会有绥惠略夫那样深广的仇恨呢？而没有这股仇恨做动力，你又怎么会产生像他那样报复社会的冲动，你也许会实行某种精神上的自杀，某种自我麻痹。但是这样的自杀也好，自我麻痹也好，骨子里其实还是一种忍受，一种自我伤害，它并不包含多少对于社会的报复。绥惠略夫的绝望本身是一种强烈的激情，而鲁迅所遭遇的虚无感却是要取消一切激情，包括仇恨和复仇的激情。
更麻烦的是，虚无感是对人生意义的否定，它就不是理性所能够破除的东西。因为在许多时候它只是一种情绪，一种直觉，一种感悟，越是理性没办法分析的事情，越是莫名其妙地遭遇挫折和失败，就越容易引发被虚无感缠住的人走上玩世不恭的道路。鲁迅有时候就是这样，他说他自己不再关心社会，而是关心自己。
1926年，有人跟他讨论对青年人的指导，他就回信说，这些事情都是哲学式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想了，我今天所想的事情都非常之小，比如印一点关于文学的书，发一点议论等。他不光这样说，他还认真想这样做。他和许广平商量今后怎么生活，列出的第一项选择就是要积一点钱，将来什么都不做，就是过日子。
与周作人（前排左一），孙伏园、林语堂、孙熙福（后排右至左）的合影，这张老照片被戏称为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婚照，拍摄于1927年10月4日。
看起来虚无感不单改变了鲁迅的人生见解，简直要进一步改变他的人生实践。从人道主义的悲观，以及对绥惠略夫的共鸣，鲁迅一步一步走进了虚无主义。不过就在他称赞绥惠略夫是伟大的同时，他又感慨说，在中国其实看不到这样的人物。他这么说的时候，大概是觉察出了自己和绥惠略夫的不同，这也不奇怪。理想主义的悲观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意识，越是坚信理想的神圣意义，一旦发现它不能够实现悲观，对人的煎熬就越是严酷。
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这样的悲观的压迫，很多人本能地去挣脱。而这个挣脱的主要办法就是以中国文人所特别发达的那种悟性，把对人生的某一个方面悲观，迅速地扩展为对整个人生、整个世界的悲观。将对某一个局部的否定，放大为对整体的否定。
一旦你对整个人生、整个世界都悲观了，都否定了，那就等于是取消原先与悲观相对抗的乐观，取消了支撑乐观的理想。走到这一步，你也就同时取消了悲观和乐观，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中国式的虚无主义。
那些千百年来在人们嘴上、笔下滚来滚去的名言，所谓“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所谓“看破红尘”，“四大皆空”，故事里都有这么一种挣脱悲观的意思，只不过眼光的深浅不一，悟性的高下不同而已。几千年来，从悲观向虚无主义转移，已经成为无数读书人摆脱精神痛苦的一种本能。在许多时候，他们甚至用不着想很多，就能够下意识地去完成心理上的转移。这种挣脱逃生的本能，像基因一样，也扎根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无论他们摆出怎样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只要一旦陷入悲观的情绪，特别是悲观情绪很深刻的时候，仍然会不自觉地向虚无主义求援。鲁迅内心“虚无主义的鬼气”经常大爆发，应该说，也是自然的事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