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 楚金禅师碑琐议
《多宝塔碑》是颜真卿中年书迹，颜体风格未完全成熟，王世贞吐槽说“小远大雅，不无佐史之恨”，也非无根之言。但毕竟其“脱胎右军处尚有行迹可寻”，故亦为习颜者取法；而碑的另一面，吴通微书丹的《楚金禅师碑》则几乎无人问津。
两碑都为楚金禅师立，虽然同刻一石，但有时间先后。天宝初年，楚金禅师持诵《法华经》有验，先后获舍利三千余粒，于是构筑多宝塔。此事竟然“感通帝梦”，玄宗皇帝赐下财帛，并御书塔匾额，以示高度重视。《多宝塔碑》立于天宝十一载（752），岑勋撰文，徐浩题额，颜真卿书丹，史华刻字，碑在安定坊千福寺。
楚金禅师乾元二年（759）七月七日圆寂，春秋六十二，法腊三十七，碑文谓“右胁薪尽火灭”，这是佛祖双林入灭的典故；于是“天子悯焉，中使吊焉”，聚集“真白凡数万人”，如法荼毗，安葬于长安城西龙道原法华兰若。至贞元十三年（797），由深得唐德宗宠幸的宦官窦文场奏请，为楚金加谥号“大圆禅师”，贞元二十一年（805）立碑，镌刻在《多宝塔碑》的阴面。
楚金禅师碑全称是“唐国师千福寺多宝塔院故法华楚金禅师碑”，由紫阁山草堂寺沙门飞锡撰文，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柱国东海男赐紫金鱼袋吴通微书丹。飞锡是楚金的道友，《多宝塔碑》说：“同行禅师抱玉、飞锡，袭衡台之秘躅，传止观之精义；或名高帝选，或行密众师；共弘开示之宗，尽契圆常之理。”《宋高僧传》称赞飞锡“神气高邈，识量过人，谓其“外研儒墨，其笔仍长，时多请其论撰，如忠国师、楚金等碑”。
通常根据楚金禅师碑树立时间，认为飞锡撰文也在贞元二十一年，其实不妥。僧传未载飞锡生卒，但他既与楚金“分座御榻，同习天台”，年齿差距应该不会太大。贞元二十一年飞锡已近遐龄，即使尚在人世，恐怕也没有能力写长篇文章。仔细研究一下碑文，此碑当是楚金禅师去世当年，即乾元二年八月建塔时所作。从碑题来看，如果作于楚金取得谥号以后，标题中理应出现“大圆禅师”字样，而不是含混地呼为“国师”；飞锡自署“紫阁山草堂寺沙门”，据《释门正统》谓其“入京止终南紫阁峰草堂寺，敕住千福法华几三十载”，可见撰碑乃在飞锡住持千福寺法华院之前；从碑文来看，叙述楚金禅师的葬礼，参与人等乃至禅师的表妹“万善寺上座契元”等皆详细记录，也不像是时隔久远的追忆，更可能是建塔当年所为。楚金禅师碑原本竖立在龙首原，四十余年后楚金取得“大圆禅师”的谥号，主事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没有另撰碑文，只是将飞锡所作的志墓文章重书了一遍，再缀上一段关于谥号的说明，甚至没有另择碑材，直接刻在《多宝塔碑》的背面。
全碑书法一律，当然是吴通微贞元二十一年所书。或许因为与颜真卿字迹反差太大，《楚金禅师碑》的书法恶评如潮。唐代流行王书，学者各有取法。宋人不明乎此，片面夸大《集王圣教序》的影响力，乃至将所有习王者都归在《圣教序》名下。《东观余论》说：“近世翰林侍书辈多学此碑（指《圣教序》），学弗能至，了无高韵，因自目其书为院体。由唐吴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学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尝俗也。”言下之意，吴通微是所谓院体“俗书”的始作俑者。王世贞进一步发挥，说《楚金禅师碑》“清圆有余，遒劲不足”。《语石》谓唐代书家名不副实者有王行满、吴通微、苏灵芝三人，斥云：“王书如病痿痹，麻木不仁；吴书轻纤，靡若无骨；苏书圆熟，如脂如韦。”此论未免太苛刻，吴通微、吴通玄的书法见赏于当时，《宣和书谱》谓通玄“当时名臣碑刻，往往得其书则夸以为荣”，非浪得虚名者。通微累世奉道，颇会老子清虚无为之旨。前人论陶弘景书“如吴兴小儿，形状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移来形容《楚金禅师碑》，也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