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镜桥 一座国宝级古桥和一段传奇故事
葛镜桥位于贵州省福泉市。它由明朝人葛镜(1550-1619)历时30年,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建成,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仍然坚固如初,成就了中国建桥史上的一个奇迹。该桥于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葛镜其人
葛镜,祖籍直隶永丰府滦州西南乡姚家庄。葛镜之所以到了贵州,是因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调北征南”的战略。明朝之前,云贵高原还处于待开发状态,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朱元璋率领起义军击败元朝军队,建立明朝,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一直将蒙元势力打到长城以北。北方存在的隐患不再是主要威胁之后,朱元璋开始将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那时,西南地区盘踞着元朝时封的地方势力,本来朱元璋想劝降,然而地方势力仗着地势险要,拒不投降。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遣30万大军出征西南。次年平定了西南地区后,派过去的大军的去留就成了问题。如果将大军召回,那么云贵一带难免再爆发骚乱,割据一方,脱离中央的控制。于是,朱元璋就命令这30万大军在贵州驻扎。这些来自内陆的精锐部队沿着横贯云贵高原的咽喉要道次第布防,建立卫所,按照明军编制驻扎下来,这就是“调北征南”战略。昔日人烟稀少的贵州山地一下子变成了庞大的军营,30万大军的供养成了问题。一位大臣向朱元璋建议:“备边在足兵,足兵在屯田。”这一建议深受朱元璋赞赏,他立即下旨实行。明军按三七比例,三成在城市驻扎、七成在农村屯耕。有些士兵有家室,为了使他们安心屯边,朝廷规定军人必须带着家室一起搬过去,没有娶妻的,朝廷予以婚配。为了进一步补充贵州人口,朝廷还鼓励中原地区的百姓移民过去,在中原地区过不下去的流民和平民,也被迫迁移过去。根据史书记载,洪武年间迁移过去的移民超过了160万。大规模移民带动了贵州各方面的发展,朝廷在巩固这一地区统治的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
葛镜桥
葛镜的先祖葛忠就在这次“调北征南”中来到贵州,定居在平越县(今福泉市)。葛镜的祖父葛云任云南大理指挥,葛镜青年时就读于祖父处,在云南乡试中举人,历任云南省祭官、兵备道等职。万历十六年(1588年),葛镜从云南兵备道任上解甲归田,回到贵州平越,热心公益,修庙建桥,竭尽毕生精力。
修桥缘由
葛镜桥修在平越县城旁的麻哈江上。麻哈江自西向东穿过平越县城,两岸均为悬崖峭壁,沟壑纵深,狂波怒涛,行人到此,划桨渡舟,往往覆没,交通经常受阻。平越是湖广进入云贵的必经之地,至今仍保留着内陆通往云贵的古驿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一支苴兰人部落从黄河流域南下洞庭,辗转西进来到这里,开辟了简易的人行古道。汉武帝征“西南夷”,开辟了一条从洞庭湖溯沅而上经都兰古渡(今重安江)到苴兰,而后转夜郎(今贵州安顺一带)入云南滇池的古道交通线。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时,马忠开辟了由益州(今成都)到牂牁郡(今福泉)的古道。这就是春秋战国至三国时期形成的古驿道交通线,在这条交通线上,平越是一个重要结点。
明代在贵州大量驻军、移民,平越的交通作用更加突出。洪武年间正式设立平越驿站,负责国家运兵作战、粮秣运输、情报送达、政令布宣、官员接待、人犯押解、物资承运、商旅往来等事务,具有军事、交通、邮传、食宿、商贸等多种功能。平越驿站是贵州著名的16个驿站之一。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置平越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平越卫,洪武十七年(1384年)为军民指挥使司,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置平越县,为平越府治所。
地处如此交通要道,麻哈江渡口却十分艰险,严重阻碍了往来的交通。
明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今修文县)为驿丞,经过平越时,就曾题诗《七盘》(“七盘”就在葛镜桥一带),描写道路艰险:
鸟道萦纡下七盘,古藤苍木峡声寒。
境多奇绝非吾土,时可淹留是谪官。
犹记边峰传羽檄,近闻苗俗化衣冠。
投簪实有居夷志,垂白难承菽水欢。
王阳明将葛镜桥一带的道路描写成“鸟道萦纡”,可见其艰险。他还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黔道难,黔道更比蜀道难,黔道难于上青天。”
葛镜从云南赋闲回家后,叹关山之难度,悲失路之行人,决心修桥利民。
修桥壮举
葛镜凭一己之力,拿出全部积蓄,历时30年,修建葛镜桥。修建工程并不顺利,一共选了3处桥址。第一次选在离现桥址不远的上游,未成即塌,人称“上倒桥”;第二次选在离现桥址不远的下游,桥虽修成,却被洪水一冲即垮,人称“下倒桥”。虽屡建屡毁,葛镜矢志不移,表示为修此桥愿意竭尽家资,并作歌自誓:
亘石昨庆桥成矣,江流湍急桥复圮。
持一片心盟白水,桥不成兮镜不死。
于是,他变卖家产,广寻工匠,重勘水文,另择桥址,垒基于渊,砌墩于礁,横空以索道运料,立木以悬梁架拱,尤其是巧借地形,将桥墩垒于峻崖削壁之间,那方寸之地皆由工匠千锤万錾凿出。待全部竣工,历时已30年。
葛镜桥洞
葛镜桥鬼斧神工,构造奇特。桥在绝壁之上起拱,借江心一礁石下脚,设计绝妙,用料考究,工艺精湛。工程的亮点在于:一是桥址选择完全符合审地形、视水势、避急弯原则,是“顺着水性,躲开急流,虽险而宜”的一种超凡选择。二是桥墩基础选在最为可靠的水上坚固岩盘之上,特别是一侧以坚固的石壁作为桥墩基础,在险不可言的临渊绝壁稳如泰山,从而避开了基础破坏的因素。三是运用无铰拱结构,采用“鳞砌”形式,这种技术后来被许多桥梁引用。四是石桥处于石灰岩地带,由于石灰石的强度总体上比花岗石、大理石弱,造桥者通过非常考究的打制,凿表存心、去弱留强,精选石料来保证石质强度。五是石桥的石块之间没有使用黏合剂,石块借助桥身重力和桥拱张力相互紧紧黏合,承载桥身的巨大压力。以上这些表明了葛镜桥在中国古桥史上的独特地位。人们称“北有赵州桥、南有葛镜桥”,将其与我国隋代建造留存至今的赵州桥相提并论。
由于建桥石块形如豆腐,民间又称葛镜桥为“豆腐桥”。关于“豆腐桥”名称的来源,还有这样一段传说:道人张三丰曾长期在福泉山修炼,为葛镜的修桥意志而感动。为助葛镜修桥,他让城里每户人家磨一箱豆腐放在门口,又让土地神在鸡叫三遍之前将豆腐搬到麻哈江,然后他点化豆腐成石头,用来造桥。其实,之所以葛镜桥用的石材都比较小,是因为葛镜为修桥已倾家荡产,没有更多人力和财力开采大石材,只能选取易开采的小石材造桥,但由于设计合理、做工精细,桥的坚固性丝毫不减,而且有一种独特韵味。
葛镜造桥不愿求助于官府或乡绅,只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和田产都卖掉,其长子葛邦臣世袭祖职的俸禄也用作修桥,投入累计达万两银子。葛镜每日监工,风雨无阻,把所有时间、心力、智慧都倾注于一座桥。葛镜造桥成功,造福了百姓,但他却因殚精竭虑,积劳成疾,不幸于桥建成后的第二年亡故。
义垂千古
葛镜桥建成后,时任贵州巡抚张鹤鸣将此事禀报朝廷,万历皇帝深为感动,御赐“义垂千古”匾额,予以旌表。葛镜桥从此被历代人所称颂。
张鹤鸣对葛镜的义举大为赞赏,给予关心支持。建桥中,拱架木料曾被扣押,他发令放行。桥建成后,开始叫“太平桥”,张鹤鸣认为“太平桥”不足以彰显葛镜功德,将其更名为“葛镜桥”,并亲自题写桥名,赠匾书联,作诗撰文,并禀报万历皇帝。他在《葛镜桥碑记》 中说:
夫镜一匹夫耳,非有陶朱猗顿之富,建桥一念,至死不移。一建而坏,人情已厌;再建再坏,三建卒成,计费不下五六千金,人情所更难者。闻镜绕田计岁米糊口外,悉用之桥。前后三十年,功始成此。其从容乐善,不吝不倦,岂世俗人所能企其万一者。
作为知情人,张鹤鸣的这段话展现了葛镜的精神风采。其中“从容乐善,不吝不倦”八字,是对葛镜精神的恰切概括。
此外,张鹤鸣还赐匾“耸壑昂霄”,赐联:“一二三番黔匠乎,数千万载葛公名。”并写诗叹曰:
英雄万代沧桑改,功德千年姓字题。
百尺长虹摇碧影,九溪烟霞带晴霓。
与葛镜同时代的郭子章曾任贵州巡抚,后升任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听到葛镜桥修成,他兴奋地赋诗一首:
麻哈江头锁碧波,知君几度布金多。
三春重压雷霆吼,万里如从枕席过。
抗日战争时期,唐山工程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相继内迁福泉,合并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史称“平越交大”。自1939年春至1945年春,交大师生的琅琅书声在福泉上空一响六年。葛镜桥就在县城近郊2.5公里处,它既是交大师生散步流连的好去处,又是他们实习的好课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曾多次带领学生来这里现场教学。1941年,他带领学生进行了一次实地测算,并用现代力学原理分析葛镜桥的结构,得出的结论是:抗压均无问题,即便是10吨重型汽车通过,也可安全无虞。茅以升为之叹赏有加,高度评价此桥堪称“中国古代名桥之一”,并将其收录于他主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该书中这样记载:
十六世纪贵州平越葛镜,历时三十年建成了葛镜桥,不但悉罄家资,在经济上独立成桥,同时二毁三建,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完成了桥的技术上的改革。
葛镜桥全长51.44米,3孔,大拱高9.61米,桥面宽8.5米,高约30米,三孔跨径分别为25.62米、12.3米、6.26米;三孔拱高分别为9.61米、7.9米和5.02米。工程艰巨,雄伟壮观,为“西南桥梁之冠”。
葛镜桥造就一段传奇,成就一代伟业,铸就一种精神。
作者:刚星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