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祇】复说爱染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爱染明王复制画像展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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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梳理列举爱染明王基本特征后，我们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谈谈这位密宗的“爱神”与其他神祇的关联、以及其造像的一些变体形式。
上文提到，爱染明王的弓矢能连接男女暗怀的恋慕之心，是“爱神之矢”，这让他被日本人尊为情爱之神而加以供奉。很多人可能下意识地就会想到希腊神话中没事乱射箭的那个爱神、以及印度教神话中尽职尽责却被烧成灰的那位苦逼爱神——
厄洛斯（Eros），希腊神话爱神。但他的起源实际上很复杂
迦摩，这已经是第三次用这张图了
这三者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很多研究者认为，印度教神话是在吸收东传的希腊神话基础上形成的，随后秉持“拿来主义”的佛教神话又进一步吸收了印度教神话内容。在语言学和人类学领域，有一个概念名为“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这个最早由18世纪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在1786年提出的假说将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日尔曼语、凯尔特语等语言归为一类，认为这些印度和欧洲地区的语言存在大量同义而音近的词汇，极可能是从一种单一原始语言分化演变的结果；
威廉·琼斯
后来，在威廉·琼斯的基础上，一个新学科——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渐形成，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者在琼斯假说的基础上提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的假设概念，认为这些现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均源自一个共享语言文化社会体系的族群；人类学研究者们则基于这一概念，对此类语言使用族群的文化和神话体系进行比较，发现这些文明的神话体系具有许多共同点，因此衍生出“印欧文化”的概念，认为亚欧大陆早期文明很有可能有相同来源、或是有密切交流往来——其中，早期神话体系中生殖崇拜与爱神地位特征的一些关联性，引起了部分印欧文化研究者的注意。
一个基本达成共识的认知是，印度教和佛教神话在不同程度上受波斯、贵霜、犍陀罗等文化来源的影响，而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交流加深了希腊文化对西亚、中亚、南亚等地文明的影响程度。研究者发现，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在初期印欧神话是地位崇高的创世神，前8世纪时期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Ἡσίοδος/ Hesiod，活跃于约前750-前650时期）就提出，厄洛斯诞生于世界肇始，与原初之神卡俄斯（Χάος/ Chaos）、地母盖亚（Γαία/ Gaia）等神祇为同辈的原始神，是世间一切爱欲与情欲的体现；诞生自光明的厄洛斯与幽暗混沌交合，射出光明的箭矢，世上有了欲望与情爱，因此才出现繁衍生息、万物才得以降诞——厄洛斯射出弓矢、带来情欲的暗示不言自明，早期希腊神话对爱神和两性生殖的崇拜可见一斑。
赫西俄德
虽然自柏拉图开始，厄洛斯被抽离成原始神厄洛斯和阿芙洛狄忒之子厄洛斯两个神祇，但“爱神”这一重要神职、以及“弓矢”的要素得到了保留，并在希腊文化传播过程中被早期吠陀神话吸纳，形成爱欲之神迦摩（Kamadeva，梵文कामदेव，IAST转写Kāmadeva）的形象。迦摩的全名——“Kamadeva”，直译为“爱之神”，其中“Kama”意指两性间的欲情和渴望；一些印欧文化研究学者认为，迦摩那把由甘蔗和五种鲜花制成、能激发被射中者情欲的弓矢是爱染明王弓箭的原典出处，这解释了为何只有爱染明王的弓矢具有增进情爱之效、而其他执弓矢的明王均无此特征——这一说法虽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介绍页也有提及，但并无强有力的学术实证，因此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不能断言。
描绘迦摩向湿婆射出情爱之矢的绘画，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介绍页的相关字段
但是，若由爱染明王真言与其名称入手，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探究，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一些语言学研究者认为，《瑜只经》中的爱染明王一字心明真言“吽(引) 吒枳 吽(引) 惹(入声)”，音节拼写为“Fun Takki Fun Jaha”，其中为爱染王别名之一的“吒枳”（Takki）有源自欲帝明王（Takkiraja/ KamaRaja）、荼吉尼天（Dakini/Ḍākinī，也称“荼枳尼天”）、魔罗波旬（Mara，即第六天魔王或日本密宗中常指代的大自在天）等说法。“吒枳王”译为“Takkiraja”，“raja”直译“拉者”，即“王者”之意，“takki”一说表“女巫”，则“Takkiraja”或有“女巫之王”的含义。问题在于，“Takkiraja”在藏密中指欲帝明王或大自在天，欲帝明王虽与爱染王同为遍体赤红的忿怒尊，但其仅存于俗称“花教”的萨迦派，对应日本密宗的伊舍那天（大自在天别称）、与爱染王是不同神祇；荼枳尼在印度教中是一母夜叉，藏传佛教中称“空行母”，传入日本后，在神佛习合过程中与稻荷神结合、形成骑乘白狐的天女“荼吉尼天”，称荼枳尼就是爱染王的说法在性别上有出入；至于曾诱惑释迦摩尼的魔罗之说，就和破邪显正的爱染明王更加沾不上边——由此可以看出，想要探究爱染明王的真正起源是极为困难的，除迦摩一说略有合理性外，其他说法都只能算推论、本身都存在一些问题或难以自圆之处。
欲帝明王
藏密空行母（荼枳尼）像
上文提到，爱染明王虽为密宗神祇，但他在藏密中寂寂无名，其爱神职能多数时候由作明佛母（Kurukulla）行使。在造型上，由红度母化身的作明佛母几乎可以视作干着迦摩工作的娘化爱染王，其特征为通体赤红、四臂三目的妙龄女性（虽然传统藏密绘画中完全看不出“妙龄”，甚至有令人战栗之感），头戴骷髅冠，颈挂人首念珠，腰间以虎皮裙饰之，在烈火中脚踩一裸身女魔；其四只手臂中，一臂持莲花钩斧，另有两手张开鲜花缠绕的弓并搭箭于上。有研究者认为，藏密中的作明佛母完全取代了爱染明王在密教体系中的地位；但藏地仍有少数修持爱染王法的修道者，似也证明作明佛母与爱染明王非同一神，而是来源接近、多少都与迦摩有一定关系的两位神明。
（*注：以下为三张风格依次接近藏密绘画原貌的作明佛母像，如无心理预期者请尽快跳过）
接下来，再谈谈爱染明王在日本的几种特殊造像。
密宗传入日本后，经历了漫长的本土化演进过程，这使得许多密宗神佛在日本的造像、职能、名称与唐密、藏密都存在差异，出现一系列具有日本特色的特殊样式。根据《瑜只经》中爱染明王“次左金刚弓 右执金刚箭 如射众星光 能成大染法”的特点，日本密宗有一类特殊的爱染明王造像，特征为其中间两臂分别持莲花蕾和空握拳，最上两臂张弓搭箭、呈朝天射箭状，这类造像被称作“天弓爱染明王”。天弓爱染王更强调爱染明王的“弓矢”特征，但毕竟还是爱染明王，本身没有超出爱染明王的象征含义；
日本最著名的三尊天弓爱染明王像，分别藏于京都府木津川市神童寺、高野山金刚峰寺、山梨县甲州市放光寺
第二类特殊造像为个例，见于日莲宗开山祖师日莲（1222-1282）的《爱染不动感见记》（愛染不動感見記）。《爱染不动感见记》实为两幅画像，分别为《爱染感见记》和《不动感见记》，传为日莲于建长六年（1254）亲眼目睹爱染明王和不动明王显现后留下的记录。在《爱染感见记》中，日莲将爱染明王描绘为双头八臂、骑乘马匹的奇异姿态，为日本唯一一例如此造型的爱染明王像。考虑到日莲开创日莲宗处处标新立异、对其他宗派嗤之以鼻，这可能也是日莲为彰显自己独得佛法真传、与其他大宗名门截然不同而刻意为之；
《爱染感见记》。该画像长50cm，宽31cm，右侧文字“生身愛染明王拝見正月一日日蝕之時”，左侧“自大日如来至日蓮廿三代嫡々相承健長六年廿五日日蓮授新仏”。中画骑马爱染明王像
第三类造像则遵循密宗造像的特殊规律，即并非如实刻画神佛造型、而是仅以神佛的种子梵字代替本尊，是为“见字如面”。这类造像数量极少，其特征是将日轮内坐于莲台之上的爱染明王替换为种子字，称“种子爱染明王图”，体现了密宗传承隐秘的特点；目前可查到的仅有神奈川县横滨市的称名寺有一副，并被列入神奈川县指定文化财名录；
爱染明王种子字。爱染明王是极少数拥有两个种子字的明王，除此之外的唯一案例是不动明王
绢本着色种子爱染明王像，称名寺所藏
最后一类造像最具特色，是将不动明王与爱染明王合为一体一同供奉的“两头爱染明王”（両頭愛染明王），也称“厄神明王”、“门户厄神”。两头爱染明王像通常为爱染王肩生双头，左为靛蓝色不动明王、右为赤红爱染明王；爱染王原本六臂的中间两臂被替换为不动尊持三钴剑和罥索的靛蓝手臂，最上两臂张弓搭箭（分一侧张弓和天弓两类），最下两臂则持五钴杵和金刚铃。自中世以来，日本佛教就有将此二明王合体共祀的习俗，一般认为最早可追溯到嵯峨天皇时期（786-842）。据说嵯峨帝曾梦见爱染明王与不动明王共现之景，醒后向弘法大师空海提及此事，空海遂将爱染王与不动尊合二为一，创造出具备二者特征的“厄神明王”，以白檀木雕刻三尊塑像，分别置于高野山天野大社（丹生比都卖神社）、山城国石清水八幡宫和今天兵库县的松泰山东光寺，是为“日本三体厄神”（如今仅东光寺厄神明王像存世）。因此，严格来说，全日本所有两头爱染明王像中，只有这三尊能被称作“厄神明王”或“门户厄神”，其他都只能称“两头爱染明王像”。
东光寺厄神明王像，为日本现存唯一一尊厄神明王，最大特征为双头四臂、未刻画爱染明王的弓矢
镰仓时代，日莲在厄神明王信仰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靛蓝肤色的不动明王主导破邪坚固，体现佛教中“生死即涅槃”（生死乃是迷界苦果，人能在生死之间得证涅槃）的教义，赤红肤色的爱染明王执掌爱欲情丝，是“烦恼即菩提”（众生与佛唯一的区别在与是否开悟，前者通过修行即可转烦恼为菩提心，从而开悟成佛）的彰显。二者相互联系、同时具备两位明王的威德与成就，具有息灾除厄和成就本愿的加持。
高野山金刚峰寺的两头爱染明王像（天弓型）
奈良国立博物馆所藏两头明王像（天弓型），特点是画像下端有两名乘狮和象的童子
两头爱染明王曼荼罗图（一侧张弓型），现藏于高知县室户市金刚顶寺
岐阜县岐阜市法华寺所藏两头爱染明王像。此像极为特殊，并未以异色凸显不动明王、而是将两位明王都漆成赤红；同时，这尊造像未采取以不动尊手臂替换爱染王手臂的常见做法，而是直接在爱染王六臂基础上额外增添两条手臂、形成双头八臂造型。虽其部分构件已佚，但从手部动作可辨认出这是尊一侧张弓型的造像
金刚山赤不动明王院的商品化两头不动明王像（天弓型），可供信徒买回去供奉，就是33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9276.62元）的价格不太友好
·爱宕or爱染？
最后，来谈谈本文开端引入部分提到的问题：直江兼续的爱字头盔前立到底是否与爱染明王有关？
直江兼续甲胄“金小札浅葱糸威二枚胴具足”
这个问题若在中文互联网进行检索，基本上清一色都是“爱字前立出自爱染明王”、“爱字前立代表仁爱”、“因为直江兼续笃信自己是爱染明王转世，所以用爱字作为头盔装饰”云云；但提出此类说法的人既没法举出爱染明王与武士之间的关联性，也没能解释为何直江山城守不选其他前立、偏偏取了个“爱”字的深层原因，大多都是早期互联网你传我我传你的N手消息——这些人可能没细想过，就连一度成为许多网民对战国史唯一知识来源的《战国无双》系列，也从未在秘传武器上将直江兼续与爱染明王联系起来（爱染明王给了稻姬），而是将兼续的秘武命名为“神直毗御剑”、“护法夜叉罗刹”，这说明靠历史游戏发家的光荣自己都不怎么搭理“兼续和爱染王有关”的说法。
实际上，“直江兼续&爱染明王”的组合说法并非中文互联网独创，在日本也有部分人秉持这一观点。一方面，据传直江兼续确曾参拜过供奉爱染明王的驹形山妙高寺；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上杉家有个自诩毗沙门天再世、以“毘”为旗印的佛门大名上杉谦信，那么侍奉上杉谦信、上杉景胜两代的直江兼续肯定也与佛教关系密切，所以会用同为佛教神祇的爱染明王作为头盔前立。
但这两个认知都有些问题：妙高寺公式网址虽然大喇喇写着“供奉直江兼续崇拜的爱染明王”（直江兼続の崇拝していた愛染明王が奉られている），但点进去把整个网页犁一遍，根本找不到任何写着“直江兼续”四个字的条目，反倒提到妙高寺爱染明王深受源赖朝信奉、文禄五年（1594）该寺由真言宗改信曹洞宗、天和三年（1683）江户幕府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授予该寺约10万石领地的永久供养费，甚至连寺院年表也没提到任何与直江兼续有关的内容——换言之，这就是典型的借直江兼续名气招引观光客和信徒的标题党行为；
妙高寺公式网页部分内容
其次，认为上杉谦信崇拜毗沙门天、所以直江兼续就一定信奉佛教中爱染明王的人忽略了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神佛习合”。简单来说，“神佛习合”就是明治以前日本神道为扩大自身影响力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佛教刚传入日本时，受大和朝廷大力扶持而一跃成为国教，早期神道教则因缺乏系统性的教典教义和神权机构而被迫臣从；佛教为扩大其受众范围，提出“佛主而神从”的“本地垂迹说”，将神道教神祇与佛教神佛结合，提出佛的本相为“本地”、佛说法时呈现的各种变身法相——也就是神道教神祇，为“垂迹”，利用这种方式吸引更多神道信众皈依佛门。作为反击，镰仓中后期兴起的伊势神道提出“神主而佛从”的本地垂迹说，反客为主将佛教诸天称作神道诸神化身，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神佛习合”。“神佛习合”时期，神道与释道谁都无法吞并对方，神佛始终并驾齐驱，二者之间的转换相当灵活，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因此，以“佛教”为前置条件，由“上杉谦信&毗沙门天”这一组合等量代换到“直江兼续&爱染明王”，是一种违背当时历史情况的马后炮式片面观点。
再次，佛教中毗沙门天和爱染明王的位次关系，决定了等级观念森严的当时情况下，直江兼续不可能宣扬爱染明王为个人信仰。佛教中，明王均为佛的化身，本身与佛、菩萨一样，具备单独被寺院供奉的资格；而毗沙门天为诸天之一，仅为护法天神，虽在神佛习合过程中出现单独供奉的少数案例，但多数恪守佛教戒律的寺院中，护法天神在位次上是低于明王的——好比一个等级森严的公司里，顶头上司开一辆奥迪，你作为一个部门经理，一天到晚在裤带上拴个宾利车钥匙，合理么？
同样地，这也能解释为何直江兼续的“爱”不太可能是“仁爱”：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在中国虽无先后之分，但在日本，这五种品德存在位次差异；谦信素来以重义形象示人，如果兼续以“仁爱”自我标榜，则是占了在位次上先于“义”的“仁”，属于僭越，想必位列“天下三陪臣”的直江兼续断然不会做出这种自己打脸的事。
那么，兼续之“爱”，如果均不太可能是“爱染明王”和“仁爱”，那最大的可能是什么？结合武士阶级的信仰习惯、神佛习合的特点、以及谦信、景胜两代上杉家当主的信仰，日本国内多数研究者认为，直江兼续的“爱”字前立，应该更有可能是指“爱宕权现”（愛宕権現）。爱宕权现是京都爱宕山山岳信仰与修验道融合的产物，神佛习合过程中获“权现”神号，以地藏菩萨为垂迹神。据江户时代“国学四大人”之一的本居宣长（1730-1801）的说法，“爱宕”出自火神迦具土（火产灵、轲遇突智）出生时烧死母亲伊邪那美的典故，这个害死母亲的孩子被称作“仇子”（あたご），由此引申出作为防火之神的“爱宕”（あたご）；民俗学领域则将其解释为“背面”、“日隐”等含义，强调爱宕权现作为境界与庇护之神的身份。
本居宣长
防火者，自身必熟稔于火，故爱宕权现又具火神职能；火焰的破坏性又赋予爱宕权现军神、战神与胜利之神的身份——这一点在爱宕权现信仰的源头·爱宕山白云寺最为明显，该寺的地藏菩萨像并非常见的慈祥光头禅师状，而是披甲乘马的“将军地藏”（将軍地蔵）。这种特殊造型的地藏菩萨几乎只与爱宕权现有关，后者胜利之神身份反向影响地藏菩萨，让这种造像有了全新的名称——“胜军地藏”（勝軍地蔵）。故爱宕权现的本尊非一般的地藏菩萨，而是具有军神色彩的胜军地藏，二者存在明显差别；
胜军地藏像，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爱宕权现作为军神，自然深受出生入死的武士阶级青睐。从战国时代起，爱宕权现军神信仰迎来井喷期，众多武士将爱宕权现作为自己的守护神——典型案例就是与直江兼续同时代的片仓景纲（1557-1615），其头盔“神符八日月前立筋兜”的前立，就是象征拉满劲弓的八日月（下弦月）和写有“爱宕山大权限守护所”（愛宕山大権現守護所）的木牌；相较之下，爱染明王法虽也有平息战争之效，也有元日战争时真言宗诸僧齐诵爱染王真言慑退元军的传说，但“平息战争”不意味着“打胜仗”，对追逐功名的武士而言没啥吸引力；况且爱染王护佑情爱之事的观念自古有之，极少有人将其作为战神供奉——也没多少武士会闲得发慌找个爱神来护佑自己上战场梭哈。
片仓景纲“神符八日月前立筋兜”复原模型
同时，毗沙门天和爱染明王虽无关联，但毗沙门天和胜军地藏确有因缘。除上杉谦信外，上杉景胜也信奉毗沙门天，其甲胄“紫糸威伊予札五枚胴具足”的日轮状头盔前立上刻有毗沙门天、大胜金刚、摩利支天三位军神的名号，意求军神护佑、出师必捷；
上杉景胜甲胄“紫糸威伊予札五枚胴具足”（最前）
而与爱宕权现信仰同处京都的清水寺，其供奉本尊为千手观音、千手观音两侧胁侍者正是毗沙门天和胜军地藏（三者均为秘佛，每33年展出一次，下次在2033年），该寺还传有毗沙门天与胜军地藏协力御敌的传说；再加上清水寺本身与有军神之称的“田村大明神”·坂上田村麻吕关系密切，清水寺的信仰在武士间自然有较大影响力。与上杉景胜君臣一体的直江兼续始终与上杉家共进退，主君以毗沙门天王为偶像，既求得胜、又不愿僭越的兼续自然会选择具有悠久传统的胜军地藏作为信仰；而胜军地藏的本地神——爱宕权现兼有军神和护佑平安之神的职能，亦对应直江兼续作为上杉家重臣辅弼拱卫主家的职责。
上野宽永寺清水观音堂的胜军地藏像。清水观音堂为模仿清水寺本堂所建，建筑样式、所供奉神佛均与清水寺保持一致，可大致由此猜想清水寺的胜军地藏像
清水寺千手观音、毗沙门天、胜军地藏像御影
简要总结一下上文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神佛习合时期，神与佛两位一体，因此站在现代角度、将爱宕权现和爱染明王分别归在“神”、“佛”一类是片面的说法，不能因上杉谦信信奉毗沙门天，就认为直江兼续一定就信奉同出佛教的爱染明王；
2.爱染明王与毗沙门天的位次差异决定了身为家臣的直江兼续不会冒僭越之险、选择位格高于毗沙门天的爱染明王作为信仰，“五常”之德在日本的先后差异亦同理；
3.爱宕权现信仰兴于室町末期，以其军神身份在战国时期大行其道，深受武士信奉，而爱染王则无此明显优势；爱宕权现信仰的中心地亦为军神因缘地，具有“榜样作用”与“明星效应”；毗沙门天与爱宕权现化身的胜军地藏二者同为军神，均为武士阶级信奉对象，且二者关系密切，能够解释直江兼续与上杉景胜二人间的君臣关系。
当然，虽然爱宕权现说被认为是直江兼续头盔前立的最合理解释，但直江兼续也不可能爬起来对三种说法逐一臧否，爱染明王说、仁爱说也有其生存土壤和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日本史学界对此并无盖棺定论，只是大多数人认为爱宕权现说更符合时代与社会发展情况、可能更贴近直江兼续的考量与生平——但这也并非重点。重点在于，爱染明王说、爱宕权现说、仁爱说体现了儒道释三教在日本的演变与发展方向，三者的共存从侧面反映三教在中古时代末期的位次之争，能够被视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日本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彼此斗争、相互影响的特殊注脚，对研究日本文化发展史、以及封建时代社会现实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