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几点思考|洪洞县
作者简介:
仝建平,1976年生,山西怀仁人。历史学博士,九三学社社员。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史硕士生导师。山西省高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2014),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委会常务理事。九三学社山西省委教育文化专委会委员、思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1999年大学本科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2005、2010年于陕西师范大学先后获得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2009年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访学。研究方向:宋史、历史文献学、山西地方史,在宋元日用类书、山西史志方面稍有深入。出版专著2部,主持编著4部,在《图书情报工作》、《史学集刊》、《图书馆杂志》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各1项。成果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山西省社科二等奖。承担本科生及硕士生《宋史》、《山西史》、《地方文献研究》等课程教学。
摘要
明初洪武、永乐年间,为了开荒复垦、屯田积粮、建设北京,政府组织山西平阳府、太原府、泽州、潞州、沁州、汾州、辽州、朔州民众迁徙到安徽凤阳、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为发展当地经济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洪洞大槐树曾作为平阳府一带民众迁徙的集散地,此后几百年间,大槐树移民后裔代代相传、世世追念,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史上影响广泛的洪洞大槐树移民集体祖先记忆。近30年来,大槐树移民问题受到持续关注,但编著的大部分大槐树移民书籍所呈现出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泛化。要在梳理考证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文献资料基础上坐实移民历史,同时要进一步挖掘大槐树移民文化,形成历史与文化现象的良性互动。
一、明初山西移民历史与文献记载
明初洪武、永乐年间,为了开荒复垦、屯田积粮、打击豪强、加强北边防御、拱卫北京等原因,政府或政治强制或政策招徕,多次组织全国多地民众移徙它乡,掀起一次次移民浪潮,对发展生产恢复国力、加强统治、巩固边防、繁荣国都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明史·食货志》曰“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在此期间,山西民众也参与其中。据《明实录》、《明史》、《续文献通考》等文献记载,山西平阳府、太原府、泽州、潞州、沁州、汾州、辽州、朔州所属民众被征发调遣,为明初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山西北部作为防御蒙古的边地,明政府也曾调遣山西及外省民众移居山西北部长城沿线,包括驻军携带的大批家属、复原为农的士兵及其家属。在洪武永乐年间的山西移民中,后代影响最大的当属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以大槐树为集散地的晋南移民,是移向外地;还有晋北马邑移民,以马邑圪针沟为代表的晋北移民,是移出移入兼有。故而有明初山西移民“南有大槐树,北有圪针沟”的说法。
关于明初山西移民,《明实录》和《明史》屡有记载。
1.《明史》卷77《食货志一》载“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
2.《明太宗实录》卷84载“(洪武六年,1373)八月辛卯,大将军徐达等师至朔州,徙其边民入居内陆。”
3.《明太宗实录》卷85载“(洪武六年,1373)十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澧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安徽凤阳),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官给驴、牛、车辆,户赐钱三千六百及盐、布、衣衾有差。”
4.《明太祖实录》卷110载“(洪武九年,1376)十一月戊子,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遣赍人冬衣给之。”
5.《明太祖实录》卷193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癸丑,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 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钟,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6.《明太祖实录》卷197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壬申,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7.《明太祖实录》卷197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时上以山西地狭民稠,下令许其民分丁于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故从整等来应募也。”
8.《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二月,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徙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民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所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万二千一百八十余顷。”
9.《明太宗实录》卷12下载 “(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命户部遣官覆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子种,五年后征其税。”
10.《明太宗实录》卷34载“(永乐二年,1404)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一万户实北京。”
11.《明太宗实录》卷46载“(永乐三年,1405)九月丁巳,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京。”
12.《明太宗实录》卷50载“(永乐四年,1406)正月乙未,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13.《明太宗实录》卷67载“(永乐五年,1407)五月乙卯,命户部徙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府等府州民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五斗。”
14.《明太宗实录》卷188载“(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己亥,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民申外山等诣阙上言'本处地硗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拔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
上述文献未尽全面,但可以看出,移民的情况较为复杂。有政府组织迁移的,有主动响应政策应募屯种的,还有主动请求迁徙的;有垦种,有屯田,有牧养;前往的地方有安徽凤阳、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涉及到的山西政区有太原、平阳两府和泽、潞、辽、沁、汾、朔六州。其中提及平阳府的有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永乐二年(1404)、永乐三年(1405)、永乐五年(1407)、永乐十五年(1417)五次。除却平阳府之外,太原、泽、潞、辽、沁、汾民众绝不会舍近求远,先赴大槐树集中而后前往目的地,那么自然不应该属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范畴。
二、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及研究
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明清的正史未见明确记载,而清代中期以来的方志、碑刻、家谱却多有记载,尤其是清代民国及现代的谱牒。一般认为,洪洞县城外官道边的广济寺为集散地。民国时已经编有专门志书。连续200多年、散布数省多地的地方文献如此记述,且有学者文士异口同辞,没有理由怀疑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是历史的虚构。
关于大槐树移民,1921年,倡议修建大槐树移民纪念遗址的邑人景大启撰《古大槐树志》1卷;1931年,柳蓉、柴汝桢编成《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4卷。开启了洪洞大槐树研究的序幕。近30年来,对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研究最多的当属洪洞县的学者张青、林中元,二人均担任洪洞县县志办主任,曾合编《洪洞古大槐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寻根在洪洞——洪洞古大槐树处移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青还曾编著《洪洞大槐树迁民志》(内部图书,1998年)、《洪洞大槐树移民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洪洞大槐树寻根》(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精装2册,平装4册)、《山西洪洞大槐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洪洞大槐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点校《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洪洞大槐树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其中新近出版的三厚册《洪洞大槐树移民史》大概是总结之作。成为对洪洞大槐树移民研究投入时间最长、用力最多、成果最多的当地学者,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专家。林中元编著《迁民后裔话迁民》(内部图书,2000年)。河南学者黄泽岭、郑守来多年关注大槐树移民,曾联合编有《迁民姓氏寻源》(石油工业出版社,1999年)、《大槐树迁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黄泽岭编有《移民大迁徙》(之一、之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移民的传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来自大槐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全12册),用功甚大。从学术方面深入探讨大槐树移民的当属北京学者赵世瑜和山西学者乔新华师生二人,分别出版了《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人民出版社,2010年);上海的山西籍学者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也对明代大槐树移民加以探讨。均成为洪洞大槐树移民代表性的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
近30年来,关于大槐树移民,地方文史爱好者编撰有多部书籍、多篇文章。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概念不清楚,如把明初或明代山西移民与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混为一谈,把有明一代洪洞移民外地和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混为一谈;资料利用不严谨,对家谱资料不加辨析引以为证。这些不科学的倾向造成大槐树移民问题泛化,务必引起重视、引以为戒,要充分借鉴高校学者研究成果,否则不利于大槐树移民问题的科学和深入。
大槐树移民研究,需要在资料收集及研究提升方面下大功夫。比如所谓移民18次,笔者核对《明实录》,发现并不准确,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同质化,现有的理解需要重新审视。确实记载洪武永乐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明代前期、中期文献尚未找到,找到最近的是平阳府。看来寻找关于洪武永乐洪洞或平阳府移民的明代文献(正史、文集、笔记、方志、碑刻、谱牒)首当其冲,充分依托清代民国记载大槐树移民的方志、碑刻、谱牒整合考量移民历史,比如尽量收集齐全清代民国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家谱、碑刻,辑录其中可能包含的明代记载,依照时间先后排列,形成资料长编,至少可以形成清代民国完整的证据链;同时利用丰富的口传资料包括故事传说研究大槐树移民文化。这些都是洪洞大槐树移民研究需要继续开展的工作。在资料收集方面,不妨再模仿1982年洪洞县志办从《参考消息》发布公告征集移民资料,通过影响较大、较广泛的报纸网站发布消息征集洪洞大槐树移民谱牒、碑刻及口碑资料,最好附录书籍及碑刻图像,以便核对利用,利用近些年国内家谱编修热潮,顺势而为,在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建立移民资料信息中心,同时积极发挥海内外重点家谱收藏单位、研究专家、爱好者的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提升大槐树移民研究水平。
三、洪洞大槐树移民文化
洪武、永乐年间,政府组织平阳府一带民众从洪洞大槐树集散出发迁徙,大概没有问题,但是年代久远,一百年前,到民国邑人修建大槐树遗址时,保存在洪洞周围的直接资料证据已经难以找寻,这从民国编成的《古大槐树志》和《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所录碑文(如贺柏寿《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诗歌(如张淑琳《古大槐树歌》)便可看出。但清代民国流传至今的碑刻家谱及口耳传说,众口一词认定“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材料。
认识大槐树移民,要注意历史与文化现象的区别和联系。洪武永乐年间政府组织平阳府一带民众从大槐树集散出发是历史,近现代以来泛化的大槐树移民是文化现象。大槐树移民的泛化,有多种因素,诸如清末民初汉族文化心理重构、年代久远谱牒资料缺乏对大槐树移民的攀附和遥寄。随着家族历史研究的深入,会有越来越多的家族证明和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毫无瓜葛,但这丝毫不会降低洪洞大槐树在汉民族后裔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认祖归宗、家国情怀是中国人世代传承的内在精神法则。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至少已经成为300多年来汉民族集体的祖先记忆。
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本来是一部辛酸史,亲人被迫分离,违背了安土重迁、聚族而居的传统伦理。但此后六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大槐树移民文化,反而成为中国人得以团结、凝聚的力量源泉,成为世代中国人美好的祖先记忆。没有人口迁徙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形成,就没有绚丽多彩的华夏文化。洪洞大槐树成为华人的精神家园、祭祖圣地。寄托于明初大槐树移民历史上的虚构是一种美好的文化现象,任何人没有理由因为历史无法重建或已经证明纯属虚构而去破坏这种美好。因此,挖掘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故事传说,建构洪洞大槐树移民文化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文化事业,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助于中国梦的实现。
信息来源
本文发表于九三学社中央主办《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3期。
欢迎专家学者、相关研究机构给历史地理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平台投稿,传播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动态、学术研究成果等等,惠及学林!